经济学、历史学以及其他

编者按：这是进行中的跨学科教育最新鲜的历史足迹，也是一组特别的文字，希望读者可以从中得到自己的历史观和思想洞察。

2014年4月25日 李敏写给汪丁丁的信

汪老师：

我在论文写作中有一些感受和疑问。

其一是论文的写作。论文的写作，是一个人对一个问题思考力的体现。论文的写作应该犹如写一个故事。写故事需要先有一个框架，或者先有一个情节，然后用具有感染力的文字，将这个故事娓娓道来，使读者读过之后回味无穷，引起共鸣。写论文需要先有一个问题，或者先有一个理论，论文需要客观理性地表达，这个表达的框架，学术上已经形成一个共识的模式。问题的解释，依赖于纯理性推理——数理模型，或者是实证数据的展示。对分析模型来说，究竟是先有模型，之后遇到一个问题，觉得此模型适合于解释这个问题，还是先有一个问题，然后寻找学术上是否有可以解释这个问题的模型，再用找到的模型来解释问题。这两个过程，我认为，都与我想要解释的具有重要性感受的问题、想要寻找到答案的过程相背。我的问题的解释被限定在一个特定的模块里，总觉得不舒服。一个问题的展开是一个宏大的图景，而我所能做的只是展示这个问题的一角，运用的模型只被“圈内人”了解，而事实上，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其他社会科学能做的比经济学多得多。

其二是研究问题的产生。研究的问题，是通过经验、观察、思考获得的感兴趣的问题，我所疑问的地方是，为什么同样的感兴趣的问题，国外的研究总要比国内先行一步。比如财税行为经济学，研究税收遵从的异象——在逃税成本低时，人们为什么还会纳税，这个问题我在上学期学习公共财政学的时候也想过，但也只是和同学简单地讨论，并没有去查一些资料。我相信在中国，很多人都或多或少碰触到了这个问题，然而国内并没有突破性的研究。我们与西方学术界差了一大截，这个研究上的鸿沟，既有先天的因素缺陷——比如教育中对学生思考力、探索力的扼杀，也有后天的不足——没有试图改善这种状况，而是越来越严重的“拿来主义”。如此看来，这个鸿沟很难有填上的一天。当然，原创性的工作确实很难做，李欢老师曾跟我说，做出来原创性工作的那些学术大牛是属于异常值的，大部分人还是属于正常值。

第一个问题，在我上周读到的姚洋老师的一篇文章有所解释（我觉得这篇文章太好了）。其中提到，对贝克尔这样的大师来说，经济学的方法比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能够更好地解释社会现象，而科斯则认为，“定义一个社会学科的标准仍然应该是这个学科所研究的对象；如果经济学只是因为它的方法而存在，则其他学科也会学会这种方法，那经济学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姚洋老师似乎与科斯的看法一致，但他同时认为好的经济学模型是具有“美感”的，这种“美感”使得经济学模型具有特殊的洞察力——思想火花的展现。

至于第二个问题，目前似乎并没有激励，也没有什么方法来改善这种情况，只能承认差距，虚心学习。

汪老师，您对于我上面两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您对学术研究有什么样的建议？

另询问，因为申请国发院夏令营需要两名老师的推荐，不知道您是否可以做我的推荐老师？

祝好！

李敏

附上姚洋老师的文章。

姚洋：经济学的科学主义谬误

读博士的时候，我向一位学数学的同学请教如何证明正在写的论文中的一个命题。这位同学回答：“没有证明不了的命题，问题是你需要什么样的假设。”这个回答让我茅塞顿开：命题都是人为构造出来的，一个“正确”命题和一个“错误”命题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能够由合理的假设推导出来，而后者不能。天才之所以是天才，是因为他们能够洞悉宇宙的规律，揭示似乎只有上帝才知道的“正确”命题。一些天才只能提出命题，而天才如爱因斯坦者，不仅能够提出命题，而且还能够证明之。爱因斯坦为我们构造了一个宇宙，并用现存的最严谨的语言——数学，证明了这个宇宙的合理性。现在我们知道，和牛顿力学一样，相对论也不是描述宇宙的终极模型，因此，爱因斯坦的“正确”命题，也只是在他的假设条件下具备逻辑正确性的命题。

如果说属于科学硬核部分的数学和物理学理论是建构而非推演出来的，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则只能是在给读者讲故事了。标准的教材书把经济学描写成一种建立在推演基础上的科学，可以从理性假设出发推演出一整套关于经济运行的命题。但是，现实中的经济学家肯定不是使用推演方法来构造他们的理论的，那种从写下效用最大化问题开始，然后走到哪里算哪里的做法，是经济学初学者才做的事情。好的经济学家一定是先有了一个故事，然后才试图用数学模型去证明它。为什么一定要用数学模型呢？因为自然语言是有漏洞的，许多看似完备的论证实际上包含了一些暗含的假设或较大的逻辑跨越。数学是一门严谨的语言——至少在它的公理前提下如此；只要假设条件是可以接受的，数学的严谨逻辑就足以保证结论的可靠性。但是，经济学模型和数学理论之间的一个显著差别在于，所有数学命题都可以还原为少数简单和符合直觉的公理，而大多数经济学命题做不到这一点。这种差别源自数学研究对象的机械性和经济学研究对象、即人的主动性的对比。数学所使用的研究工具比经济学的复杂，但它研究的对象却具有机械性的规律，这边条件变化一下，那边肯定出现可预见的结果。经济学则没有这个运气。人是具有主动性的动物，会有意识地去试探物理世界并改造之。这种主动性造就了人类丰富的历史，但却与经济学的方法论之间产生了冲突。经济学的模型方法本质上具有和数学一样的机械性，要用这种机械性的模型来解释人的行为，其间必然产生脱节。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经济学永远无法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

然而，多数经济学家却觉得经济学越来越像科学，并逐渐养成了我称之为科学主义自大症的疾病。其表现之一是对其他社会科学的蔑视，以经济逻辑代替深入的社会、政治和历史分析。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rglu）是年轻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刚获得了克拉克奖。他最近的研究集中在制度对经济表现的作用方面，其中一篇文章讨论促成西方国家在19世纪逐步扩大选举权覆盖面的因素。西方国家早期的选举权只给予有一定财产的男性，以后才通过降低财产限制扩大到所有男性，并最终在20世纪初扩大到女性。阿西莫格鲁和他的合作者认为，当权的强势集团之所以愿意扩大选举权的范围，是因为它惧怕没有选举权的人们的暴力反抗。在理论上，预防暴力反抗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给予潜在的反抗者更多的好处，比如进行更多的收入再分配；另一种则是给潜在的反抗者选举权，让他们拥有自己决定分配的权力。阿西莫格鲁认为，前一种方式不具备时间一致性，即当权者可以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多给反抗者一些甜头，只要危机过去，就不再给了。在这种情况下，反抗者就不会相信当权者的承诺，而会进行暴力反抗。相反，在后一种情况下，当权者和潜在反抗者之间的权力分享让后者自己成为决策者，从而让他们失去了暴力反抗的理由。这个故事听起来合情合理，但在我看来，它恰恰反映了经济学家的科学主义自大。对民主和权利的追求，当然涉及经济利益，但是，更多的恐怕是人在自我价值上的觉醒。一个例子是妇女投票权。按照阿西莫格鲁的理论，妇女大概永远也不会有投票权，因为她们的丈夫有了投票权，可以从国家获得利益，而且她们也没有反抗当权者所需的膂力。妇女之所以能够获得投票权，恐怕和人文主义的伸张，特别是妇女本身的自我觉醒有关。我不是研究政治史的，不能对欧洲选举权的演变妄加评论。我敬重那些踏踏实实的史学家，因为他们把我们带入历史的真实场景，并从那里开始，给我们讲一个历史如何演进的故事。我没有查过文献，但可以肯定，历史学家对西方选举权演进的解释，肯定比阿西莫格鲁这样的事后合理化理论更有意思。

经济学科学主义自大症的第二个表现是急功近利，以为经济理论可以指导实践，并立即产生实际效果。在汉语里，“经济”被解释为“经世济民”，而“经济学”就是“经世济民的学问”。这不仅给了经济学家一种道义感，而且也助长了他们的科学主义自大。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这方面的鼻祖。他提出的检验经济学理论的标准是，一个理论的好坏取决于该理论的预测能力。这是一个完全科学主义的标准。如果一个理论能够预测未来，则它就一定能够指导决策，直接改变世界。可是，多少经济理论的预测能够得到稳定的事实或实践支持呢？拍卖理论被认为是在指导实践方面最成功的理论，美国财政部根据拍卖理论专家米尔格罗姆的设计方案，在国债发行方面大赚过一笔，但同样的方案用在新西兰却彻底失败了。经济系统中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要想用过去发生过的“规律”去预测明天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人的主动性会使任何预测都失去意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性预期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卢卡斯在评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时早就指出，如果一个政策被公众预测到了，则这个政策肯定会失效，因为公众会提前采取行动应对它。经济预测也一样，一旦它发表了，公众就会提前反应，从而导致预测的失效。在这里，我们可以把经济预测和天气预报做一个对比。天气变化中的不确定因素也很多，但天气不会对天气预报做出反应；随着预测技术的改进，天气预报就会越来越准确。经济预测则不一样，它必须面对能够做出反应的公众，因此永远不可能做到和天气预报一样准确。

然而，经济学的实用主义倾向在中国却日益变得严重起来。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学不断提出要求，另一方面是现行学术评价体制迫使经济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出短平快的成果。从教育部到各个高校，评价学术成就已经不再满足于发表论文和著作了，而是要看对政府政策的影响。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一位经济学家给领导送了一个报告，领导看完后批阅：“胡说八道！”但正因为有了这个批示，这位教授的报告评了一个二等奖！许多学校都对教师的发表打分，每年检查一次，达不到要求的，对不起，教授岗位拿掉，工资降级。在这种压力之下，有谁还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呢？我最怕申请国内的项目，原因之一是申请表中的一些内容实在无法填写。比如，多数申请表中都有一栏，问以往项目或论文产生的社会效益。社会科学研究，怎么能用“效益”来衡量其贡献？费孝通先生完成《江村经济》的时候，谁能估算出这部现在已经成为经典的著作的社会效益？我们的整个学术管理和评价体系受工程思维影响太大，样样要用数字来衡量，不惟此，就觉得不科学。在这种学术环境中要出大师，除非奇迹发生。

回到经济学领域，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抛弃了科学主义，我们还剩下什么？我想，经济学家们要调整心态，意识到经济学是和历史学无异的学问。历史学复原和解释大尺度的历史，经济学复原和解释短期发生的历史。两者的共通之处在于研究者想告诉读者一个他认为正确的历史。“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意味着，不同的时代会写出不同的历史；进而言之，不同的人也会写出不同的历史。经济学亦如此。每个经济学家的理论都是他自己对已经发生的经济事件的一种解释，这个解释肯定不是历史的原貌，而只反映经济学家个人对历史的诠释。经济学之所以比其他社会学科显得更科学一些，是因为它的方法论是“科学”的。前面说了，经济学的方法论和它试图要解释的对象之间存在天然的差距；那么，为什么经济学还要使用这种方法论呢？对于像贝克尔这样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大师而言，方法是定义一个社会学科的唯一标准，而经济学的方法比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能够更好地解释社会现象。科斯反对这种说法，认为定义一个社会学科的标准仍然应该是这个学科所研究的对象；如果经济学只是因为它的方法而存在，则其他学科也会学会这种方法，那经济学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沿着科斯的这个思路，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差别在于，经济学考察小尺度的历史，而历史学考察大尺度的历史。历史学可以忽略个体层面或者短时期内的因果关系；经济学则不然，它的主要任务是解释个体层面和短时期内的因果关系，它的方法论因此就必须提供一定的推理能力，以便对因果关系做出明确无误的判断。这样做的后果自然是经济学理论的片面性。在片面而趋于深刻和全面而流于肤浅之间，经济学选择了前者。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对此一定是心领神会的。他为读者构造一个故事，并用经济学的语言把它叙述一遍，这个过程就是经济学的证明。证明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在更加接近现实和模型的可操作性之间取得平衡。数学家嘲笑经济学家是卖狗皮膏药的，因为经济学家如果不能证明他们想要的结论，就会修改他们的假设。我个人认为，这不能成为对经济学的一个批评，因为经济学在本质上就不是科学，而是历史学之一种；经济学的论证不是科学的论证，而是更接近于一种形式的艺术表现。一个好的经济学模型，读者总是可以从中读出“美”来。比如保罗·克鲁格曼的几篇肯定会让他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就是具备美的要素。克鲁格曼的假设都很简单，他从不讳言这些假设并不符合现实，但也认真地说明，它们是对现实的提炼。克鲁格曼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够在简单的假设前提下构建一个并不复杂但却极富弹性的模型，而他的结论又往往出人意料！在美这个层次上，所有学问都是相通的。有记者问丁肇中，他为什么对自己的理论有信心。他回答：“因为我的方程式是美的。”同样，一篇好的小说也是美的。但这美并不在它使用了许多华丽的辞藻，而在于它的结构和行文。村上春树的语言很平实，但他的每部小说都给读者构建了一个奇幻的世界，并把读者一步步引入其中，让人流连忘返。好的经济学论文也引人入胜，不同的是，小说以故事取胜，而经济学以思想取胜。思想改变世界，经济学家应该以产生思想为满足。

2014年4月26日 汪丁丁的第一封回信

李敏：

你的问题不错，姚洋这篇文章，我以前读过，大致也是我的看法。不过，他对阿西莫格鲁的评论略显偏颇。贝克尔是经济学领袖，他的模型几乎都是姚洋批评的那种，但贝克尔其实是能够回答姚洋的批评的，关键在于怎样解释模型参数。人文关怀，相当一部分可以解释为自我实现或友谊或社会地位等参数，于是可能进入经济学模型。不论如何，我反对经济学滥用模型，而滥用模型恰好是目前经济专业学生的特征。陈怡俊的本科毕业论文几乎没有数学，但我评价很高。游五岳的夏令营论文几乎没有数学，但也通过了答辩，进入国发院成为研究生。事实上我见到的绝大多数学生讲故事都很简单，根本不必有数学，如果有，那么甚至模型结论也是直接可以猜到的。于是，在我看来，他们的模型完全是装饰品。但贝克尔的模型，读者需要抽象思考之后才明白那些日常故事其实可以被容纳进去。这就是模型的意义，不仅容纳一个故事而且将来可以容纳许多同类故事，只要重新解释模型参数即可。贝克尔的学习方法是，先熟练运用教科书里的模型，举一反三，务求穷尽模型参数的各种解释。如果这些模型不足够解释新现象，才考虑拓展或建构新的模型。国内学者和学生太狂妄，动辄以为发现了新的模型，其实，我的观察，例如多年前我审阅的田国强的一篇论文，其实都是旧模型的翻版，只不过需要重新解释模型参数的涵义。那些动辄提出新模型的人，据我观察都不是优秀经济学家。我是数学系出身，我的训练要求我尊重经典。经济学的经典，包括经典模型，其实解释力非常强，远非普通人可以随意超越的。

祝好，丁丁。

2014年4月27日 汪丁丁的第二封回信

李敏：

还是需要更详细解释我的意思，仍以贝克尔文章为例。我这里有一篇他与学生写的工作论文，2000年的，status，lotteries and inequality。经济学家，我只承认优秀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不是基于事实建模，而是基于“特征事实”（stylized facts）建模。在我的阅读范围内，这是 Nicholas Kaldor引入经济学的。卡尔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英国皇家经济学会长，女王的顾问，战时经济学之父，并且因此而提出最早的“收益递增经济学”，至少他首次设想了收益递增经济的物理学可能性。卡尔多长期讲授经济思想史课程，而且他长寿，故而，直到1980年以后，他的精彩手稿才披露于世。他晚年曾于美国发表演说，谈及经济学家建模的基础是“特征事实”（我推测他受韦伯影响将这一观念引入理论经济学）。我反复考察卡尔多的这一观念，根据我对韦伯“理想型”（ideal types）观念的理解，卡尔多的特征事实源于韦伯的理想型，因此具备韦伯论述的理想型的两项特征。其一，理想型不是事实但帮助研究者把握事实。其二，理想型具有可操作性。事实上，卡尔多在这次讲演开篇解释特征事实时，大致介绍的也是这两项特征。例如，著名的菲利普曲线是一项特征事实，它表现了特定时期特定经济中的失业率与通胀率之间统计显著的反比关系。为解释这一反比关系，我们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经济理论，或者，基于这一特征事实，我们可以建构更高级的经济模型，例如存在不充分就业和货币经济的增长模型。也因此，当经济学家收集到新的相关数据时，他们反复检验这一特征事实，尤其是，如果新数据倾向于否证这一特征事实时。现在返回贝克尔的这篇文章，开篇不久，贝克尔列举决定各国各时期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四项特征事实：（1）随机冲击（random shocks）；（2）家庭和社会背景（inherited position）；（3）能力差异（inequlity in abilities）；（4）获取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的能力（inequality in access to human capital and assets）。假设这些特征事实都成立，贝克尔试图建立一个能够解释这些特征事实的模型，他的模型的关键参数已列在标题里了：社会地位、彩票（或幸运），足以解释各国各时期观察到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帕累托曲线。首先，在传统社会里，出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阶级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但是，贝克尔论证说，其次，大多数社会为要避免社会革命，总要为底层社会成员提供某种程度的纵向流动性。底层成员最常见的上升依据，是更强的能力或更多的资产。最后，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承认随机冲击的重要性。甲和乙可能拥有完全一样的资本存量，却可因随机冲击而在收入和财富方面有巨大差异。这就是贝克尔引入“彩票”的用心，除了能力与资产之外，幸运或不幸，决定了个人收入。至此，普通人或许满足了吧？这才是贝克尔文章的开篇呢。他要建构更抽象的模型，将社会地位视为对一切社会成员行为的重要激励，因为享有更高社会地位的人，同样的收入水平可以产生更高的边际效用。因此，只要社会地位差异带来的边际效用足够高（例如在东亚各国），人们将配置更多资源于改善社会地位。什么是更多资源？在上列特征事实中，就是最后两项：获取更多的能力或更多的资产。但是，获取更多资源未必带来更高的社会地位，因为还有随机因素的重要影响。于是，最后，贝克尔推演出著名的适用于描述各国各时期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帕累托曲线，而且基于上列四项特征

事实。

我感觉，李敏，你们这一班学生虽然已很优秀，但在经济学方面仍缺乏充分的基础训练。这些基础训练，首要地，就是熟悉每一模型的各种可能运用。你们学了哪些模型？增长理论里的索罗模型、微观理论里的消费者选择模型、厂商理论里的垄断竞争模型、诸如此类。请问，你能详细解释索罗模型里的每一参数的各种可能涵义吗？如果你们本科学习的经济学教材没有包括索罗模型，那么，请问，你能详细解释消费者选择模型里的每一参数的各种可能涵义吗？怎样的消费者选择模型有怎样的参数？哪些参数是更重要的？哪些参数不很重要？怎样判定哪些参数更重要以及哪些参数不很重要？在现实世界里，这些参数的涵义可能是怎样的？回答姚洋对贝克尔的批评，例如，你能为普遍存在于各国各时期的宗教信仰提供基于消费者选择模型的解释吗？我提示你：在消费者选择模型的各种参数里，你必须重新解释某些参数以便容纳宗教信仰。

祝好，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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