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的远古人类与史前文明

内容摘要：贵阳地处黔中腹地，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贵阳早期历史的探寻，文献记载显然鞭长莫及，近年来通过考古学的发现，逐渐使我们对贵阳早期的人类与文明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将贵阳地区人类社会历史的上限推进到了数万年前。

关键词：贵阳 古人类 晚期智人 旧石器时代 史前文明

中图分类号：K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3-124-126

在有关文献记载中，贵阳的历史不过一千多年，通常以东晋成帝八年（公元333年）于牂柯郡西部上段置晋乐县为沿革起始，［1］至于贵阳本身置府形成建制，将原程番府改为贵阳府，贵阳的称谓第一次开始出现，更是晚到明朝穆宗隆庆三年三月（1569年）。［2］因而对贵阳早期历史的探寻，仅仅依靠过去历史文献中有限的文字记载，显然是无法了解和认知其社会早期历史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进程中的具象环节的。而考古学手段的介入，田野考古材料的不断发现，不仅从时间上延伸了传统史学的上限，在空间上更拓展了对该区域局限的视野，使我们对贵州的这一片中心地带早期的人类状况与文明程度，开始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直观的认识。

若以古脊椎动物的发现为标志，则贵阳目前最早的时空可追寻到1.8亿年前。

1998年，在距息烽县城南10公里的永靖镇后坝村鸦米寨，位于阳朗盆地西北角的团望山南坡，海拔1200米处，当地人称为“龙背坡”的东南侧靠近山顶一凹地，发现一大一小分属两个个体的恐龙化石，由贵州省博物馆主持进行了近两个月的抢救性发掘，共获得恐龙化石标本260余件，其中包括胸椎、腰椎、肩锥、尾椎、坐骨、耻骨、股骨、跗、跖骨、趾骨和牙齿等。较大的一个个体保存有部分胸椎至完整的尾椎，保存长度有5米多，尾部长达3米多，以此推算，原有体长大约在8米左右。较小的一个个体保存了少部胸椎至部分尾椎，保存长度在2米多，分析原体长为5米左右。

出土化石的层位是以暗紫红色泥岩为主的侏罗系下统地层，地质时代为距今大约1.8亿年前的侏罗纪早期。由于这是贵州第一个经过正式科学发掘的恐龙化石地点，当时不仅受到广泛关注，国内外70多家新闻媒体争相报道，在学术界也引起高度重视，所获材料对中生代恐龙化石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科学价值。［3］

历经漫长的生物进化，人类的足印开始在黔中大地行走，随着分别属于晚期直立人发展阶段的“桐梓猿人”化石、早期智人阶段的“水城人”化石和晚期智人阶段的“长顺人”、普定“穿洞人”、六枝“桃花洞人”、“兴义人”、“开阳人”等等人类化石的发现，贵州是我国古代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4］

1985年12月初，在开阳县清水江畔的羊场区平寨乡么老寨的一个石灰岩洞穴中，考古人员采集到代表中年个体的两枚臼齿和一枚犬齿以及代表儿童个体的一枚门齿和齿根残部，根据其固有的形态特征和石化程度判断，上述人类牙齿化石属于更新世晚期，即距今约1～4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与著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以及四川“资阳人”、广西“柳江人”等同属一个发展时期的晚期智人类型。

“开阳人”化石的发现，填补了贵阳地区古人类学研究的空白，将这一区域人类居住生存的历史上溯到了数万年前，使我们得以观察到目前所知算是贵阳最老的原始居民的一些状况。如通过对其牙齿化石上病变情况的研究，在中年个体第二和第三臼齿相邻的牙面部位，发现已经穿透牙釉质基部的两个黑色大空洞，表明该个体在生前曾患有严重的邻面龋，这一研究发现，是晚期智人阶段人类就患有龋齿病的有力证据，将过去研究中产生在新石器时代的邻面龋病例提早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为目前该病例的最早发现，对古人类学、古病理学、早期人类的口腔医学等研究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5］

依据人类的进化程度及体质形态的发展，我国人类学研究把“完全形成的人”划分为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四个不同的阶段。

智人(homo sapiens)即“智慧的人”，其中的早期智人也称“古人”，晚期智人（late homo sapiens）也称现代智人（modern homo sapiens）或智慧的智人（homo sapienssapiens），过去称为“新人”，指解剖结构上的现代人。晚期智人主要生活在距今5万～1万年前，是猿人向人类演变的最后一个阶段，各方面的特征已经基本上接近于现代人。在贵州有多个地点发现，如比较有代表性的普定穿洞，发掘出土较为完整的两个人类头骨化石以及上下颌骨、桡骨、胫骨、牙齿等标本数十件。其头骨呈卵圆形、鼻梁不高、颧骨突出、犬齿窝较浅、上门齿呈铲形，属典型的蒙古人种。较薄的头骨骨壁和较圆隆呈拱形的头部形状，已经与现代人的性状特征较为接近。遗址中出土的有明显人类加工痕迹的石制品数千件，包括石核、石砧、石锤、刮削器、尖刃器、砍砸器等。此外还发现大量的骨器和骨角制品，骨器有经过磨制的骨针、骨锥、骨铲、带叉的扁骨器及无刃骨棒，骨角器1000余件，含骨锥、骨针、骨叉、骨铲、角铲等，多磨制，有通磨与局部磨光，部分有烧痕。遗址中还见有多处灰堆、烧骨、碳屑及灰烬层。有打制的骨制品和有加工痕迹的鹿角，大量的烧骨残片，人工用火的火堆余烬及灰烬层，因而被誉为“亚洲文明之灯”［6］

无独有偶，在隶属现今贵阳行政管辖范围内的开阳哨上打儿窝，同样发现了与普定穿洞同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同出大量骨、角、石器的史前文化遗址，而且仅仅在几个平方米的狭小范围内，一次便出土了数千件的的文化遗物。据2003年的试掘统计数据，共出土骨制品8707件，其中包括骨器4049件，骨片4393件，骨器半成品265件。骨器均为打制，多以动物肢骨为原料。骨器器形有尖状器、铲形器、骨铲、骨锥、骨刀和以犀牛、鹿、象等动物牙齿加工的牙器，以及用鹿角加工的角器等。此外，还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兽骨，重达数百公斤，骨头的体积大小不一，石化程度较深，上面多附有厚薄不一的碳酸钙泥质胶结物，部分骨头上还存在动物的啃噬痕迹。种类以哺乳动物骨骼化石为主，另有一定数量的牙齿化石以及少量的水生动物化石。石制品有798件，其中石器214件，石片155件，石核56件，石料173件。石器以打制为主，器形有石锤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磨制的石器仅有5件，分别为石环、石璜、石凿、石砚、石刀各一件。

对遗址所作的C14年代测定数据为：2B层距今12075年，第三层距今12800年，第5层距今15765年，第7层距今19300年，第10层距今21675年，第13层距今23540年，第15层距今25870年，第17层距今26675年，第19层距今27520年。［7］透过这一组组数据、一件件真实的标本，贵阳早期社会的历史开始在我们面前一页页翻开。

进入晚期智人阶段，人类的活动范围与频度开始增大，人口的数量也明显增多，因而田野考古发现的材料也就涵盖了更多的空间和地点。2002年，在金阳一地，东起观山湖、西至新场上、南靠野鸭塘、北抵陶家山，长、宽各7-8公里的面积范围内，就发现银子山、白岩洞、象鼻洞、杈口洞、下茶园、排风坡、猴子洞、排风洞、尖山庙、无名洞、望天洞、空岩洞、月亮洞、路边岩洞、贵箐炼锑厂1号、2号洞等16处古人类文化遗址，获得石制品、陶片等古人类文化遗物1300多件，包括有石制品1100余件，陶片100多件以及一些动物遗骸和用火痕迹等。经过初步研究，其中的8处地点因为发现有陶片和磨制石器，其时代初步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地质年代为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距今约万余年至几千年；另外8处地点由于没有发现上述较晚的包含物，时代相对要早一些，暂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地质年代为更新世晚期，距今约一万年左右。［8］

从遗存之间的时空距离来看，开阳人化石与打儿窝遗址显然同在一个生存年代、同处一个文化地域，后者明显处于前者的活动半径范围内，至于开阳人是否就是打儿窝遗址的主人，还需要我们更深入的进一步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而金阳十余个同期史前文化遗存的密集分布，不但是贵阳早期人类繁荣的标志，更是一种原始社会组织结构开始形成的表现。以洞穴群聚为形式的聚落形态，应该是这一时期活动在这一块土地上的原始居民的生活反映。

根据以上这些近年来贵阳地区的考古新发现，我们现在书写贵阳历史的时候，大致可以作出以下几方面的描述：

一、目前贵阳有材料可考、有实物为证的人类社会历史至少可以确定在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地质学上的晚更新世。距今约3-4万年前。

二、在南明河下游的清水江畔发现的“开阳人”化石，是目前我们所认识的贵阳辖区范围内最早的原始居民，代表了该时期生活在贵阳这一片地域上的古代人类群体。

三、以天然洞穴为主要栖居处所的“穴居”方式，是当时的远古人类最为常见的选择。充分利用了贵州发育的喀斯特地貌保护和发展自己。

四、大量的兽骨出土说明了动物肉食在早期贵阳人类食物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同时也表明狩猎经济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主导地位。

五、石制品远不如骨、角制品的发达，一方面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工业的逐渐衰落，另方面也凸显工具加工技术的提升、原材料选择的更为广泛性，此时的人类已不再拘于单一的传统加工模式。

六、在一个地点连绵不断的生活2-3万年，其间自然经历了长期的社会生活发展过程，固定不变的地理位置后面，是一段相对稳定、比较漫长的人口繁衍、技艺传承、社会进步的缩影。

七、方圆几千米范围内，大量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的存在，反映出金阳一带史前时期曾经的繁荣，其中3-5、12-15号洞的成群成组分布，更是早期社会组织结构形成，人类走向现代的一份写照，揭示了贵阳地区远古的史前文明。

参考文献：

［1］王燕玉.贵州史专题考［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

［2］《明史》卷四十六·地理七·贵州。

［3］贵州省地方志编篡委员会.贵州省志·文物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

［4］ 贵州省历史文献研究会.贵州古人类与史前文化［C］.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11月。

［5］ 曹波.开阳人化石龋病遗迹的新发现［J］.贵州地方志通讯.1986年第5期。

［6］曹泽田.贵州新发现的穿洞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J］.贵州社会科学.1982年4期；张森水.穿洞史前遗址（1981年发掘）初步研究［J］人类学学报.1995年第14卷第2期。贵州卫视.发现贵州.2007-12-21。

［7］宋先世.黔中腹地 古史新篇［J］.贵州文史丛刊.2006年1期。

［8］陈石主编.金阳史前文化探秘［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

Prehistoric Civilization and Ancient Human of Guiyang

song xian-shi

Abstract:Guiyang is located in the hinterland of Guizhou province. It is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Exploring the early history of Guiyang is clearly beyond the reach of literature. According to the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in recent years, we can gradually know a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to the early human and civilization of Guiyang. It makes the upper limit of the history of human society in Guiyang advance to tens of thousands of years ago.

Keywords:Guiyang；Ancient Human；Late Homo Sapiens；Paleolithic；Prehistoric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 张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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