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度秦晖,汪晖,温铁军：超越派性之争,寻找变革道路（范文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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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汪晖,温铁军：超越派性之争,寻找变革道路5篇

【篇一】秦晖,汪晖,温铁军：超越派性之争,寻找变革道路

俏江南与鼎晖之争的背后

文/慧边

【摘 要】2012年5月，俏江南CEO汪小菲对媒体承认，俏江南集团已经将旗下的兰会所出售。消息一出，旋即被市场解读为俏江南“缺钱”了。

【期刊名称】餐饮世界

【年(卷),期】2012(000)006

【总页数】3

【关键词】江南;CEO;出售

2012年5月，俏江南CEO汪小菲对媒体承认，俏江南集团已经将旗下的兰会所出售。消息一出，旋即被市场解读为俏江南“缺钱”了。

随之而来的是，俏江南上市融资之路再度陷入迷茫。瑞银证券对媒体表示，此前其董事总经理赵驹有关俏江南将赴港上市言论是个误会，他并未对此事发表过公开言论。

俏江南自引入鼎晖创投后，就开始了与资本的“恩怨情仇”。据悉，俏江南与鼎晖创投之初还有合作的“蜜月期”，但后来张兰对媒体公开表示，“引进鼎晖是俏江南最大的失误，毫无意义。”张兰甚至直言，早该清退这笔投资，但是鼎晖对于回报要求太高，双方没有谈出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张兰否认了这番言论，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双方关系似有所缓和。有业内人士认为，无论是俏江南与鼎晖纠葛如何，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上市。

人们时常把企业和投资机构之间的关系比喻为情侣，那么俏江南和鼎晖这对“情侣”遭遇到了什么问题？

最初合作的蜜月期

时间回到2008年，俏江南试图引入私募投资的消息一出，立刻成为大热门。“当时起码有30家创投机构去看过俏江南”，某投资人士说，有PE托人询价得到的答案是“估值不低于20亿元”。

最终，2008年9月30日，鼎晖创投和张兰坐下来，签了增资合同。

俏江南的工商资料显示，在鼎晖创投投俏江南之前，俏江南的注册资本仅为1400万元人民币，鼎晖创投注入了跟2亿元人民币等值的美元，占有其中10.526%的股权。以张兰为法定代表人的上海俏江南投资有限公司一家独大，占股85.658%。另有一位小股东持有剩下的股权。

鼎晖创投为了投资俏江南，专门成立了一家公司，CDH Beauty (HK)Limited(简称鼎晖江南)，并通过它向俏江南注资并持有俏江南的股权。这家公司注册在香港，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都是王功权。

【篇二】秦晖,汪晖,温铁军：超越派性之争,寻找变革道路

传统中国社会的再认识（下）

里一社一单合一：传统帝国乡村控制的一个制度性案例

　　中华传统帝国的农村基层组织是怎样的? 应当说这是个前沿性的探索领域，两千年来这种组织的沿革用一本书都未必能说清，不过可以肯定它决不像那些“伦理自治”、“宗族本位”、“古代自由主义的小政府大社会”之类说法那么简单。我们可以以汉代的里—社—单体制作为一个制度性案例略作剖析。

　　汉代的农村最基层组织过去人们提得较多的是正史中乡—亭—里体系中的“里”制。近年来人们根据出土资料与文献对勘，又对与“里”平行的“社”、“单”之制有了较多的认识。

　　据现有的资料，里、社、单都是同级同范围并往往同名的基层设置，常常并称为“里社”、“社弹”、“里单”等，从“宜世里”、“宜世单”，“侍廷里■”、“众人社弹”等称呼看，当时一里必相应设有一社一单。

　　里为行政组织，设有里唯( 里魁、里正) 、里父老、里佐、里治中等职；
社为祭祀组织，是当时的“意识形态系统”，设有社宰等职；
单为民政、社会组织，功能最复杂，设职也最多，出土官印就有“祭酒( 祭尊) ”，是为单首；
“长史”、“卿”，均为单副；
“三老”( 敬老，父老) 掌教化；
“尉”掌“百众”( 民兵) ；
“平政”掌税役；
“谷吏”掌单仓( 又有谷左史、谷右史之分) ；
“司平”掌买卖；
“监督”、“平”( 又有左平、右平) 掌讼、狱；
“厨护”( 又有左厨护、右厨护) 掌社供；
“集”( 又有左集、右集) 掌薪樵；
“从”掌簿书，等等。

　　以上诸职皆有出土官印为证。汉之一里为户仅数十，而以上三系统设职就不下20 个。虽未必每里全设，亦足惊人。以上诸职连同承担情治、信息职能的亭邮系统，上接乡一级诸机构，组成了一个严密的控制网络，如右表。

　　如此复杂的基层组织，即便在今天也难想象。可以设想“制度”与实际是有差距的，但即便差距再大，也与今人理想的“伦理自治”不可同日而语。重要的是：即便实际设置没有这般复杂，它的性质是清楚的，即它是一种国家组织的下延，而不是自生自发的草根组织。

　　这由以下数点可知：

　　(1) 它是政教合一( 里社、单社合一) 、政社合一( 里单合一) 的一元化体系，并具有行政主导的特点。正如出土的《侍廷里单约束石券》所示：当时立单的主持人是里官( 里治中) ，可见在里—社—单体制中，里是主干，而社、单都是附着在里上的，而里的本质不是别的，正是法家运动为之奠定基础的专制国家对编户齐民的直接( 即不经村社、宗族等中介) 管制，即所谓“闾里什伍”之制。

　　(2) 它的合法性是自上而下的。它的择人标准，据史载有“强谨”、“訾次”、“德望”、“年长”等项。所谓强谨，即能办事( 强) 承上意( 谨) 即可为吏，而不必求民间的道德形象，像刘邦这样乡里视为“无赖”的人决谈不上德高望重，却可以当亭长，就是典型之例。而“訾次”就是论财力，以便能应付职役。显然这两项标准都是从国家而不是从社区考虑的。至于“德望”与“年长”的确有些“伦理自治”的味道，但其权威也必须由上面来确认的。

　　(3) 它在形式上也摹拟官场，里印、社印、单印都按当时所谓“方寸官印之制”刻成，而“祭酒”、“三老”、“尉”、“治中”、“长史”、“卿”等称谓也是在上级官场有相应设置的，这样的组织显然不是“民间结社”而是“基层政权”。　　这种基层组织靠什么养活? 汉代乡级组织包括亭在内，基本是政府财政支持的，其中不少大约直接取给于当地上交的政府税收。至于里级组织则主要是自筹费用，包括征收的“社钱”和《侍廷里单石券》记载的“敛钱”购置的“容田”收入等。但不能说，只要不是政府直接开支养活的组织就是“自治”组织，关键在于其赖以筹资的权威资源何来。由前述可知这一资源也主要来自上面。这样的组织有多少“自治”色彩是可疑的。

　　总之，秦汉时代中国传统帝国的农村基层控制已相当发达和严密。汉以后除东汉后期到北魏的宗主督护制时期帝国根基不稳外，也一直维持着专制国家对“编户齐民”的控驭。而基层以上在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中集权的趋势就更明显。近年来曾有人极言“国家能力”问题，他们断言：我国历代王朝的崩溃，都是由于“国家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汲取能力下降”的结果。这真不知从何谈起。实际上除少数例外( 如东汉末) 外。我国多数王朝的崩溃都恰恰是在官府尤其是朝廷的“汲取能力”极度亢进而使民间不堪忍受之时。秦末大乱正是朝廷集中全国大部分人力物力滥兴营造的结果，隋末、元末的大乱也有类似背景。西汉末( 新莽) 厉行“五均六管”等“汲取”之政，新莽灭亡时，全国的黄金仅集中在王莽宫中的库藏就达70 万斤之巨，其数量据说恰与当时西方整个罗马帝国的黄金拥有量相当 。看看当时各地方志《赋役志》中有关“存留、起解”的记载就会明白黄氏所说并非虚语。试问当今天下有几个国家“中央财政所占比重”能达到如此程度? 当然这只是就法定税赋而言，当中央把郡县的法定收入几乎尽数起解之后，地方的开支只能多依赖杂派，而基层亦复如此。“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这样一种痼疾在中国是古已有之。而基层控制也就成了这种痼疾之前提。直到痼疾引发社会爆炸，基层也就失控了。

　　因此，笔者以为，与前近代西方相比，中华传统帝国的统治秩序具有鲜明的“国家( 王朝) 主义”而不是“家族主义”特征。

　　事实上，历代统治者不管口头上怎么讲，实际对“法、术、势”的重视远远超过四维八德。而法家传统是极端反宗族的，它强调以专制国家本位消除家族本位，建立没有任何阻隔而直达到每个国民个人的君主极权统治。它主张以皇权( 以及完全附属于皇权的吏权) 彻底剥夺每个国民的个人权利，并且绝不允许家族、村社或领主截留这些权利而形成隔在皇权与国民个人之间的自治社区。换句话说，它不仅容不得公民个人权利，也容不得小共同体的权利。儒家的“家—国一体”在这种情况下只对于皇帝一家是真实的；
它只意味着皇帝“万世一系”的家天下，而不支持别的“世系”存在。某个家长“提三尺剑，化家为国”([ 前蜀] 王建：《诫子元膺文》) 而建立起自己的皇权后，就决不允许别人起而效尤，膨胀“家族”权利。另一方面，历史上许多所谓的“农民起义”，从西晋的乞活直到清代的捻子，也都有宗族豪酋聚族抗官的背景。抗官成功，“提三尺剑，化家为国”的故事便又一次上演，但同时对民间宗族势力的戒备，也成为这些昔日宗族豪酋操心的事。到了近代，更出现了受“西化”影响以“家族自治”为旗号而反抗传统国家专制的改革派“新潮宗族”活动。这是以往人们很少注意的。如清末以走“英国之路”为标帜的立宪派地方自治运动中就出现了“家族自治”的呼声。当时重要的南方立宪派团体——广东自治研究社有38 个集体成员为支社，其中就包括五个家族自治研究社( 所)( 侯宜杰，1993 ，140 页) 。这显然已经超越了传统宗族豪酋民抗官的窠臼，而赋予小共同体维护权利的努力以新的意义。

　　综上所述，近古一代中国传统社会中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 宗族是其最常见的形态) 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它可能既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发达( 由于大共同体本位的制约) ，也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传统”。但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和外国人，中国的从最激进者到最保守者的各派力量，却大都认为中国的宗族是既发达而又“传统”的。区别只在于他们有的反对、有的则维护这种“传统”。乃至今日，人们仍把对宗族伦理、血缘纽带与家长制的依恋，当成“中国传统”与民族性的基础，虽然他们有的骂它是“劣根性”，有的赞之为民族魂。

　　然而中国人真的天生就比其他民族更恋“宗族”吗? 现代化即以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为表征的个性过程对传统共同体纽带的消解，在“中国文化”中就不起作用吗? 其实有许多材料表明：即使在传统时代，中国人的宗法观念也并不比其他族更耐商品经济的“侵蚀”。明清时代兴旺的宗族文化中就有不少人惊呼市井的威胁。如明代名宦广东人庞尚鹏在他那部《庞氏家训》( 近古宗族法规类著作中极有名的一部) 里写道：庞氏族人应当远离市井繁华的广州城，否则“住省城三年后，不知有农桑；
十年后，不知有宗族。骄奢游惰，习俗移人，鲜有能自拔者。”这类劝诫表明，在“宗族文化复兴”的明清东南地区，市场经济对宗法关系的冲击同样明显，以至卷入其中不久便“不知有宗族”，而且这不仅是个别现象，而是“习俗移人，鲜能自拔”。看来仅有“儒家文化”，并不足以使宗法关系具有抵御市场侵蚀的’免疫力”。

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

　　传统社会的反近代化机制无疑有儒家色彩的一面，即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都抑制个性，父权制家族桎梏与专制国家桎梏都阻碍着自由交换、竞争与市场关系的发展，阻碍着民主、人权与公民社会的形成。但这种反近代化机制更具有非儒家色彩( 或曰法家色彩) 的一面，即“大共同体”不仅抑制个性，而且抑制小共同体；
不仅压抑着市场导向的个人进取精神，而且压抑了市场导向的集体进取精神。近古中国政治中枢所在的北方地区宗族关系远不如南方尤其东南一带发达，但公民社会的发育却比南方更为难难，这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前近代社会中，束缚个性发展的共同体桎梏是多种多样的，而个性发展的进程往往不可能一下子同时摆脱所有的共同体桎梏而一步跨入“自由”状态。因此，个性发展的一定阶段就可能表现为桎梏性较小的共同体权利扩张，对主要的共同体桎梏形成制衡与消解机制。众所周知，中世纪欧洲城市中的行会是市场关系发达的障碍，但在早期正是行会在与领主权作斗争、争取城市自治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出现的“公民与王权的联盟”更是如此。在缺少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西方，“民族国家”形成很晚，“大共同体”长期处于不活跃状态，阻碍人的个性发展的主要是采邑、村社、行会、宗族等小共同体的束缚。在这种情况下，大共同体的权力对于冲破小共同体桎梏、从而解放个性，是有着积极作用的。因而公民( 市民) 可以与王权携起手来反对领主与村社陈规，而在依附型小共同体的废墟上建立起公民社会的基础：公司、协会、社团、自治社区等。随着这些基础的建立，公民权利成长起来后，才转而向王权及其所代表的“大共同体”发起挑战，用民主宪政的公民国家取代“王朝国家”。

　　而在传统中国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形。相反，由于传统中国“大共同体”的桎梏比“小共同体”强得多，因此如果说在西方王权虽从本质上讲并非公民社会的因素，但它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可以有助于市民社会成长，那么在中国，包括血缘、地缘组织( 宗教、村社等) 在内的小共体即便内部结构仍很“传统”，但只要它对大共同体本位体制而言有自治性，则它在一定阶段上也可能成为推动市场关系与人的个性发展的有利因素。换句话说，如果在西方，从小共同体本位的传统社会向个体本位的公民社会演进需要经过一个“市民与王权的联盟”( 本质上即公民个人权利与大共同体权力的联盟) 的话，那么在中国，从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社会向公民社会的演进可能要以“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作为中介。所谓“联盟”当然是个象征性说法，不一定指有形的盟约( 西方历史上的“市民—王权联盟”也并非实指) ，而是意味着争取公民个人权利与争取小共同体权利二者间形成客观上的良性互动。　　在社区自治与自治性社区权利极不发达的传统中国，与市场关系的发展相联系的小共同体( 包括家族组织) 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起到社区自治的功能，并以其集体进取精神克服大共同体的束缚，从而为个性的发展打开突破口，明清时期东南地区宗族关系与商品经济同步而“逆逻辑发展”的事实表明了这种可能性，但它最终能否像西方王权一度有助于市民社会的建立一样，为中国打开一条新路，则历史并未作出答案，因为近代以后中国原来的发展轨迹中断了。不过改革时期东南地区再度出现宗族共同体与市场同步繁荣的局面，却十分耐人寻味。

　　改革后东南农村出现的“乡镇企业”被世人目为“奇迹”。而乡企的发展史初看起来似五花八门，典型的如“温州型”乡企多是私有制，而“苏南型”乡企在1996 年大转制前则是“集体企业”为主。于是关于“乡企奇迹”的原因也就有了“市场动力”与“新集体主义”等彼此抵牾之说。然而人们却很少注意到，这些或公或私的企业分布却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主要是在“市场网络所及、国家控制弱区”发展起来的。创造出温州奇迹的许多中心市场与民间工业区都位于非所在行政中心亦非交通要道之地，如永嘉之桥头、温岭之石塘、永康之大园东、古山、苍南之龙港、金乡，等等。而这种“大市场中的小角落”恰恰也是苏南乡企的最佳发展基地。苏南最大的行政中心与交通枢纽南京市，市郊诸县的乡企都难以发展。迟至1990 年，南京市属地区的乡企在江苏各市中仅居第8 位，而无锡、苏州、盐城、南通等地就活跃得多。在这些地区，主要的乡企发展地也往往位于行政辖境的“角落”里。

　　苏南乡企从形式看不同于温州的私营乡企，当地宗族关系也远不如浙、闽、粤诸省发达，但就是这样的“集体企业”为什么也只能在“角落”里发展起来呢? 显然，这是因为大一统的强控制不仅压抑了个人活力，也压抑了小共同体的活力。而在这种控制的夹缝中发展起来的“小共同体”自然会带有浓厚的乡土人际关系纽带。它既非“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公民契约性经济组织，也非“闾里什伍”的传统行政安排与政社合一的“集体”。苏南乡企自然不是宗族经济，但却往往带有浓厚的“庄主经济”色彩。

　　内地的早期乡企同样存在类似现象，这表明，城关附近、交通干道上的流通优势与行政控制优势这两因素中，90 年代中期以前一直以后一因素更为突出，它使得“农民企业”为回避行政控制宁可牺牲流通优势，在“角落”里求发展。当然这有个条件，即整个大地区经济发达，市场网络活跃并足以伸入这些“角落”。否则，像中西部贫困地区那种封闭的“角落”里乡企也是难以发展的。这一特征表明：90 年代中期以前乡企发展的最重要“优势”，与其说是最能利用市场机制，不如说是最能摆脱行政控制，无论私营型( 如温州) 还是集体型( 如苏南) 乡企，在这一点上似乎是共同的。

　　实际上无论姓私姓公，以“能人”为中心，以小共同体为依托的“庄主经济”都是乡镇企业的通行模式。出现这种状况是不难理解的：既然这时乡企发展最重要的优势不在于它最能利用市场机制，而在于它最能摆脱国家计划控制，那么是否采用最适应于市场关系的产权明晰的私有企业形式便不是最重要的，而对于摆脱大共同体本位的控制来说，一般散沙式的“伪个人主义”有时反不如自治性小共同体更为有效。

　　但这种“庄主经济”式的小共同体本位与某些论者宣传的“新集体主义”绝不是一回事。集体主义不管“新”、“旧”，都与个体主义构成相对；
而“小共同体本位”却是与“大共同体本位”构成相对的。关键在于：改革前的人民公社体制严格地讲并非所谓集体经济，当时公社的生产计划、产品处置、要素配置乃至领导人的任命，都是由政府而非农民“集体”决定的。因此公社经济与国有企业一样是“国家本位”经济，区别只在于国家控制国营企业，国家也承担了控制的后果( 即企业不自主经营，但也不自负盈亏，国家保障工人的收入) ，而人民公社则是由国家控制但却由农民来承担控制后果的。乡镇企业摆脱了这种状况，即便像南街村这样的“正统集体经济”，也号称“外圆内方”，即对外保持企业法人在市场上的自由经营者地位，脱离了大共同体的控制。这是乡企能创“奇迹”的根本原因。至于“新集体主义”，如果泛指任何形式的联合与协作，那一切现代化经济都是这样，算不得乡企的特点；
如果是指“公有制”，则“温州”型的乡企固然算不上，就是苏南式的乡企，经过1996 年以来的“大转制”与产权改革后，又还有多少这种“主义”的色彩呢?

　　我国一些乡企的家族色彩、“庄主”色彩与小共同体色彩曾令一些外国人难于理解，在他们看来这种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村社式、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近乎农奴制式的体制怎么会有如此活力? 而我们的一些论者则把这种状况称为宝贵的传统与“本土文化资源”，甚至称为“超越西方现代性”的一种救世模式。的确，如果不考虑大共同体本位问题，是无法理解这种“小共同体活力”的。但如果想到法家式或拜占廷式的“伪个人主义”之反公民社会性质，那就可以设想，这正是一种“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以走出传统社会的过渡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其说是传统的，不如说是反传统( 反国家本位之传统) 的。它与西方借助王权走向近代固然是不同的途径，但同样要以公民社会为归宿。在这一点上是谈不上什么“超越”的。

　　除经济外，“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现象也体现在政治、文化等领域。我国近年来搞“农村基层民主”，在许多地方都受到了“助长宗族势力”的指责。如去年浙江台州前所、杜桥等镇的一些村由农民选出的村委会被镇里撤销，并由政府指派了“村管会”。有趣的是镇里对这种“竞选”不是指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是指责为“宗族作怪”，而由政府任命的村管会头头却往往派的是“资产阶级”，即当地号称“首富”的私营企业家! 其实考诸历史，朝廷派遣大私商来推行垄断与统制倒是有传统的，如汉武帝之用桑弘羊、孔仅、东郭咸阳来推行盐铁官营就是一例。私商的唯利是图、六亲不认在这里并未成为“市民”性格，而是成了大共同体本位的工具。反而是宣扬宗法伦理的儒生( 贤良文学) 成了民营经济的捍卫者! “伪个人主义”与小共同体在中国传统中的角色于此可见。

　　与此相似的另一种现象是：我国目前由政府推动的“村级民主”往往都在市场经济很不发达的相对贫困地区进展顺利，如辽宁、河北等地区。据说我国农村第一个村民直选的村委会就出在广西最贫困的河池地区之宜山县(1980 年) 。而在一些贫困地区，早在改革前旧体制下由于一穷二白的“集体”没有什么资源可供争夺，因此那里就十分“民主”，生产队长都是轮流当，更无所谓庄主现象。这些地方传统社区组织几为空白，改革后生产队取消，村政( 指自然村而非行政村) 就几乎不存在了( 秦晖：《“村”兮归来》，1998 年5 月29 日《中国改革报》) 。除了大共同体本位下官府的厉害外，村民在社区内其实没感到什么压迫。在这些地方，农民的关切点与其说是“社区民主”，不如说是社区自治；
而社区民主的含义与其说是限制“庄主”权力，勿宁说主要在于限制政府权力( 包括作为“国家经纪”的庄主权力) ，因此仅仅把社区民主局限于“民选村官”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问题在于限制国家经纪权而使“村官”更多地体现社区立场，使“村官”能在国家面前维护村民的公民权益。如果反过来，只从国家本位的立场为了削平尾大不掉的庄主，维护大一统价值而搞“村级民主”，像改革前常用的“运动民主”来加强一元化体制那样，那就意义不大。

　　而在东南诸省市场经济发达的富裕农村，这些年来许多地方村政的演变不是表现为“民选村官”，而是表现为村企合一、企业“吃掉”村级组织、“村子公司化、支书老板化”，“庄主经济”演变为“庄主政治”。而企业的“一长制”则演变为社区的“一主制”。如果不考虑大共同体本位体制的解松问题，这样的演进就几乎是一种“反动”的现代领主制。而像“禹作敏现象”这类“庄主制”之弊也在知识界引起了广泛批评。然而人们却很少从传统中国社会向公民社会演进的角度对“庄主现象”作出深刻的反思。

　　实际上传统中国不同于小共同体本位的西方，除了帝国解体的特殊时期( 如魏晋时期) 外，很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领主”之弊。中国历史上的“庄主”，要么以“国家经纪”身分在官府支持下为弊，类似于《水浒》中的祝家庄、曾头市之“庄主”那样。这种形式的“庄主之弊”实质上与吏治腐败一样是大共同体本位之弊，并不是单纯的“庄主”问题。要么“庄主”作为一种可能制衡全能国家的自治力量起到“保护型经纪”作用，这种庄主自然也会生弊，但比起全能国家之弊、官府胥吏腐败专横之弊来却是次要的。因而我国历史上屡见农民宁当“私属”而逃避为“编氓”的现象，甚至“庄客”支持“庄主”抗官的现象。所以在中国批判“庄主”现象有个从公民权利出发还是从全能国家权力出发的问题。改革时代东南地区的“庄主政治”当然谈不上是“中国传统”超越了“西方民主”，但比改革前“一元化”控制下许多赤贫农村“干部轮流当”式的“民主”还是一种进步。

　　在文化上，“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在改革中的农村也留下了痕迹。近年来学界对东南农村中的修谱造祠之潮甚为关注，但我觉得更值一提的是浙江等一些农村地区的“村志”现象。如永康县清溪乡( 今永康市清溪镇)1986 年由乡文化站文化员、乡初中卸任教务长等人在乡政府支持下倡修《清溪乡志》，消息一出，乡属各村纷纷响应，结果在《乡志》编成前已有八九部村志先期而出。这些民间编印的“村志”宗谱色彩浓厚。如《官川村志》356 页中就有314 页即全书篇幅的88 ％是宗谱，编者明言是“借编志东风，重修家乘”( 《永康官川村志》，1987 年自印本宗谱页第四) 。但既为一村之志，所以又与传统宗谱不同，除了本村主姓之外，还记载了其他姓氏村民的谱系。如《官川村志》中除了该村主姓的《胡氏宗谱》外，还有《官川其他姓氏支流世系》和《官川村各姓氏传列》。从80 年代后期到90 年代中期，在这种“村志现象”的发展中，不断受到个性解放的公民文化( 从一个方向) 与坚持一元化控制的大共同体本位文化( 从另一个方向) 的双重影响。如后于《官川村志》而出的《山西村志》的宗谱初稿依传统只列男系，付排之后便有村民提议：“在世系排列上应与宗谱有所不同，女的要求排上”，迫使该志抽版重排( 《山西村志》，1988 年自印本) 。到了1994 年的《河头村志》，便出现了《村民世系表》这种形式，它把本村村民从主姓吕氏直到只有一户人的贾氏，从明初最早定居河头，迄今已传23 代的吕家直到公社化时代才入居该村的戴、潘等姓，不分男女，人人入谱。而且各姓氏不分大小一律以始居河头者为世系之源，废止了传统族谱乱攀远祖以显其贵的陋习。

　　另一方面，农民们对来自大共同体的“禁谱令”进行了巧妙的抵制。《河头村志》在寻求正式出版时，出版社根据禁止出版族谱类书籍的有关规定不让收入《世系表》，农民们便来了个移花接木，结果问世的村志虽印数仅1500 册，却有两个“版权”：交出版社发行的没有《世系表》，据说只印了100 本以蒙混上头，而其余1400 本都在装订时暗中加上了《世系表》，由河头村自己发行与赠送。闻此内情者莫不感叹!

　　从1987 年装订简陋的自印本《官川村志》到1994 年以来铜版精装正式出版的《河头村志》及以后的《前洪村志》、《雅庄村志》等，从“宗谱”到“村民世系表”，我们看到当地农民的“小共同体意识”在明显增强，而这显然不是以扼杀公民个性与个人权利意识为代价的。

小共同体与公民社会的前途

　　总而言之，改革时代中国除了公民意识在成长( 尤其在城市中) 外，最显著的变化是小共同体在经济、政治与文化各层面的凸显( 尤其在农村) 。这些小共同体由于微观上带有传统色彩( 例如宗族色彩) 而引起了两种议论：或斥其为“封建复辟”，或褒之为“传统活力”。然而从“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的角度看，这种小共同体的兴起与西方历史上民族国家的兴起一样是有正面意义的。另一方面，这种“宗族的崛起”与西方历史上“王权的崛起”一样只是走向个人本位现代社会途中的阶段性现象。现代化的完成终会消除宗族束缚或其他类型的“小共同体束缚”，正如其在西方消除了王权的束缚一样。当然，这并不排除宗族作为一种非强制性的象征符号继续存在，正如在西方王室可以作为象征符号继续存在一样。

　　这自然只是一种可能性。如今断言中国传统社会会经由“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成功地走完西方社会经由“公民与大共同体的联盟”为中介而实现的现代化过程，还为时过早。因为即使在西方历史上，“公民与王权的联盟”也并不必然会导致现代化。从逻辑上讲，这种“联盟”既有可能使“公民”利用“王权”战胜领主而走向现代化，但也有可能使“王权”利用“公民”战胜领主，而出现传统中央集权专制帝国。如16 世纪的西班牙就是如此。在那里王权的胜利和领主的没落并没有在采邑制的废圩上生成公民社会的基础结构，因而公民也就不可能在此后依托这种结构战胜王权。结果，查理五世与腓力二世的集权帝国虽然一度称雄于世，却演变为一个极端保守的老大帝国，并使西班牙长期成为欧洲病夫与落伍者。

　　同样，“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的结果既可能是前者利用后者，也可能是后者利用前者。在后一情况下，“庄头”现象发展为诸候现象，一元化体制的解体不是导致公民社会而是导致传统的乱世，“朝廷”的“自由放任”没有放出一个“中产阶级”，却放出无数土皇帝与土围子。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集权会变成领主林立，统一国家会变为一盘散沙，但这只是历史上“合久必分”的重演而并无现代化意义。当然，这种情况也可能导致另一种结局，即由于“庄主”过份的负面影响使“公民”重新寻求大共同体的庇护，造成传统一元化体制的复归。这正如西方“公民与王权的联盟”除了可能导致“西班牙现象”外也可能导致“意大利现象”，即由于王权过份的负面影响使公民重新寻求小共同体庇护，造成近代南意大利与西西里的黑手党式帮派社会一样。

　　因此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现代化与公民社会的实现都不是“必然”的，历史决定论的解释完全错误。“公民”无论与大共同体还是与小共同体结盟都是有风险的。但现代化作为一种价值则对传统中国人与传统西方人同具吸引力，文化决定论的解释同样是错误的。

　　改革20 年来随着小共同体的不断成长，“庄主”现象的负面作用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但究竟是以法家的思路还是以现代法治的思路解决这一问题，是以“王权”还是以公民权来制约“庄主”，则事关重大。在此我们不妨再做个历史比较：在西方历史上，“公民与王权的联盟”要避免公民被王权所利用，就要走社会改造先行之路，即先在“传统”王权之下变小共同体本位社会为公民社会，然后再以公民社会组织为纽带制衡王权( 一盘散沙式的人们是不可能制衡王权的) ，变王朝国家为公民国家。显然，能否先形成公民社会便成为问题的关键。

那么，在“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的条件下，逻辑上就要求走国家改造先行之路，即先在“传统”小共同体之上变传统国家为公民国家( 民主国家) ，然后再以民主国家为依托制约“庄主”( 无政府状态下的人们是无法对付“庄主”的) ，变小共同体本位为公民社会组织。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先形成公民国家便成为问题的关键。

　　以上两种情况可以简表如下：

　　因此笔者反对那种粗陋的类比，即从西方历史的发展得出“先有自由后有民主”，因而民主必须缓行的“规律”论。的确，就西方而言，“王权庇护下的自由”是“公民与王权的联盟”现代化之路的重要阶段。但中国走的是另一条道路，清末、民国的历史已表明，中国式的王权是无法保护“自由”的。而中国式的小共同体能否有助于“民主”，则有待于我们的实践。

　　原载：战略与管理1999/06

　　注释：

　　[1] 睡虎地出土《法律答问》：“人奴妾盗其主之父母，……不为盗主”。“夫有罪，妻先告，不收，妻媵臣妾衣器当收不当? 不当收。”“妻有罪以收，妻媵臣妾器当收，且罪夫。”

　　[2] 《汉书·贾谊传》。

　　[3] 当然，从学术史角度人们会把魏晋玄学前后看作儒学危机、黄老复兴、释道争雄的时代，但社会史的角度看自然不同。

　　[4] 按布洛克的说法，11 世纪巴伐利亚农村的家庭规模常达到50 人，而15 世纪的诺曼底甚至达到66 人(Bloch,1962,VOL.IP.139) 。注意：这里讲的是农民而非贵族家庭。

　　[5] 《汉书·王莽传下》，与罗马的比较可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 年版，第70 ～71 页。

【篇三】秦晖,汪晖,温铁军：超越派性之争,寻找变革道路

夏晖物流

∙发展历程

夏晖集团于1974年成立于美国芝加哥，在供应链管理和冷链物流方面拥有领先的地位，藉由麦当劳数十年友好合作的伙伴关系，夏晖集团建立了在食品业提供完整供应链管理的能力。

夏晖集团在44个国家拥有7,600名员工，在美国、欧洲、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及东南亚地区为8,000多家麦当劳餐厅提供高质量的供应链管理服务，其中也包括多温层食品物流服务。在过去五年里，夏晖集团更将业务扩展到一流的连锁咖啡店、现购自运式卖场、酒类及高级食品、及其它的快餐连锁系统。目前，夏晖集团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湾的物流中心，和设立在新加坡的区域运输管理能力，构建成一个高质量且具成本效益的网络，为我们的客户在区域中的快速成长提供不断的支持。夏晖物流（北京）有限公司是一家现代化程度很高，管理完善的物流企业。

∙主要业务

为多家麦当劳餐厅提供高质量的供应链管理服务，其中也包括多温层食品物流服务。在过去五年里，夏晖集团更将业务扩展到一流的连锁咖啡店、现购自运式卖场、酒类及高级食品、及其它的快餐连锁系统。主要面对的是注重品质的高端客户。2008年承接了第29届北京奥运会所有食品存储和配送的业务。夏晖采用了准时供应方式，夏晖还采用了供应链采购。

∙对企业的看法

这家几乎是麦当劳“御用3pl”(该公司客户还有必胜客、星巴克等)的物流公司,他们与麦当劳的合作。麦当劳没有把物流业务分包给不同的供应商,夏晖也从未移情别恋,这种独特的合作关系,不仅建立在忠诚的基础上,麦当劳之所以选择夏晖,在于后者为其提供了优质的服务。

夏晖物流的冷链物流很强，夏晖食品集团是因应麦当劳的需求而产生, 是控温式配送中心的龙头企业。为了满足麦当劳冷链物流的要求, 拥有世界领先的多温度食品分发物流中心, 配备专业的三温度( 冷冻、冷藏、常温) 运输车辆。中心内设有冷藏库、冷冻库及干货库, 各个库区都有极其严格的温度、湿度的要求, 从而保证产品的品质。

麦当劳利用夏晖设立的物流中心, 为其各个餐厅完成订货、储存、运输及分拨等一系列工作。并通过它的协调与连接, 使每一个供应商与每一家餐厅达到畅通与和谐, 为麦当劳餐厅的食品供应提供最佳的保证。设立至今, 麦当劳的近60 家供应商的商品都是通过夏晖建立的物流体系分发到各个门店, 北京夏晖食品有限公司已向北京的麦当劳餐厅运送货物近1 000万箱。

值得一提的是, 麦当劳与夏晖长达北京麦当劳食品冷链物流管理分析麦当劳公司通过对夏晖公司冷链物流的过程管理从而实现对自己餐厅销售的食品质量的控制。一般麦当劳公司通过以下方式来管理:1. 订单管理麦当劳餐厅的经理需要预先估计安全库存, 一旦库存量低于安全库存, 便进入订货程序。麦当劳采取在网上下订单, 将订单发往配销中心。夏晖公司在接到订单之后, 便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装货, 在优化完行驶的路线后, 冷藏车就会按照事先制订好的路线和要求将货物送到指定的餐厅。每天, 餐厅经理都要把订货量与进货周期对照, 一旦发现问题, 立刻进入紧急订货程序。虽然紧急订货不被鼓励, 但一经确认, 2h 后货品就会被送到餐厅门口。麦当劳通过对其订单的有效管理, 实现了仓库储备的货物总能保证在安全库存之上, 保证随时能够满足消费者对食品的任何要求。2. 库存与配送管理麦当劳对夏晖的库存与配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保证准时送达率。夏晖的配送车队每天晚上在11 点到凌晨1 点之间必须完成送货, 准点率在98%以上才算符合服务质量要求, 因为麦当劳的员工是按小时付薪的, 如果在这个时间内不能将货送到,员工的超时工资要由夏晖承担。

(2) 保证麦当劳的任何一个餐厅不断货。麦当劳在北京有上百家连锁店, 尽管通过POS 机能够实时知道每一种商品的销售情况, 但是如何运输、怎样在北京范围内建立物流中心; 如何协调社会性物流资源并不是简单问题。这些非常复杂的工程, 需要有极好的供应链管理能力以及供应链网络建设的能力。

(3) 保持每一件货物的质量处在最佳状态。在接到订单后, 夏晖公司就开始准备装车的工作。所有需要的货物都在夏晖公司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经济开发区的物流配送中心进行配送作业。在装货的过程中, 印有夏晖公司标志的冷藏冷冻运输车辆整齐地停靠在装货的车道内, 使得冷藏冷冻运输车辆与夏晖公司的冷库实现完全的密封性对接。两个公司为了保证营业期间食品的新鲜, 冷藏库坚持“先进、先出”的进出货方式。冷藏库内每样冷冻品的堆放都经过精心研究后规定了特别的方法, 例如炸薯条只能向上堆放6 箱。为了增强冷藏库内的冷气循环, 地面铺设了一层格状木垫板。物品入库也有标准化的规定, 在冷藏库外搬送物品的服务员编上号, 按顺序将物品搬至库外, 然后在一名更高一级的训练员指挥下, 按照原材料放置的先后顺序和各种品种的不同规定, 将物品整齐地放入库内。每次的进货都必须由经理亲自检查货物的温度和质量。货物从冷藏库或冷冻库提出来后, 要通过一个宽为6m 左右的缓冲区才能到达冷藏冷冻运输车辆, 在这个缓冲区中, 温度被保持到1～10℃之间, 很好地实现了封闭的自动化操作。在整个的装货过程中, 站在车外只能听到咚咚的货物被搬上搬下的声音外, 却看不到进入装货的人员和货物, 夏晖公司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即使在装卸环节也要保证一定的温度, 使被运输的食品保质保鲜。对于装货时间, 麦当劳有严格的规定, 比如一台8t 标准冷冻车, 装车和卸车的时间被严格限制在5min 之内, 根据货品的需要, 还会使用一些专用的搬运器械, 以避免在装卸过程中出现意外的损失。在冷冻冷藏车内, 能按照货物所需要的温度实现货物的分区存储。当所运输的食品到达目的地——麦当劳餐厅时, 麦当劳餐厅经理首先会提前检查冷藏和冷冻库温是否正常, 记录接货的时间和地点, 检查单据是否齐全, 抽查产品的接货温度, 检验产品有效期, 检查包装是否有破损和污染等情况, 最后才是核对送货数量, 签字接收, 如果任何一个环节不符合要求, 货品要退回夏晖公司。在卸货的过程中, 最先卸下来的是像牛肉饼、鸡翅这样的冷冻食品, 然后是大包大包的薯条、最后是面包坯这样的常温食品, 在整个的卸货过程中, 最关键的一点是快, 像苹果派这样的食品, 对温度的变化是十分敏感的。卸下来的货物, 如果是需要冷冻、冷藏食品就直接放进位于餐厅内的冷库中, 使冷链的最后一个环节依然是有保证的。一台8t 标准冷冻车的冷机价值48 万元, 经过500h 之后就必须进行一次大修,不少企业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了“偷工”, 货车从配送中心出发到指定的店铺过程中,只有一头一尾冷机是开放的, 中间则被关闭。由于唯一的证据就是油耗, 几乎没人能知道中间发生的故事。可有了温度跟踪和货物跟踪的帮助, 一切便变得完全透明。夏晖公司在中国并没有使用昂贵的跟踪手段, 而是选择了一种类似于民航飞机上黑匣子(BLACKBAG) 的技术。不仅可以记录车的位置, 也可记录车的状态。只要在事后打开记录, 有关车的发停时刻、温度变化等数据就会尽收眼底。从而保证了食品的质量。

( 4) 对于夏晖公司来说, 在不折不扣地执行麦当劳标准的同时, 自己也在不断地积极地研究冷链配送的管理, 保持良好行业操作规范。主动地将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 简称HACCP) 管理体系应用于冷链物流。HACCP 是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应用最广泛的用于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管理体系,将其在冷链物流中应用实施能有效的使冷链物流在食品安全方面有一个大的提升。在麦当劳与夏晖合作的30 多年之中, 夏晖公司在每一次的进货出货过程中严格的执行着HACCP 管理体系, 由此达到了很高的产品合格率, 一方面保持着良好的食品质量控制, 另一方面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并且麦当劳与夏晖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更为密切。

　“物流中的浪费很多,不论是人的浪费、时间的浪费还是产品的浪费都很多。而我们是靠信息系统的管理来创造价值。”夏晖食品公司大中华区总裁白雪李很自豪地表示,夏晖的平均库存远远低于竞争对手,麦当劳物流产品的损耗率也仅有万分之一。

　“全国真正能够在快餐食品达到冷链物流要求的只有麦当劳。”白雪李称,“国内不少公司很重视盖库买车,其实谁都可以买设备盖库。但谁能像我们这样有效率地计划一星期每家餐厅送几次货,怎么控制餐厅和分发中心的存货量,同时培养出很多具有管理思想的人呢?”与其合作多年的麦当劳中国发展公司北方区董事总经理赖林胜拥有同样的自信:“我们麦当劳的物流过去是领先者,今天还是领导者,而且我们还在不断地学习和改进。”

赖林胜说,麦当劳全国终端复制的成功,与其说是各个麦当劳快餐店的成功,不如说是麦当劳对自己运营的商业环境复制的成功,而尤其重要的是其供应链的成功复制。离开供应链的支持,规模扩张只能是盲目的。

超契约的合作关系

很让人感兴趣的是,麦当劳与夏晖长达30余年的合作,为何能形成如此紧密无间的“共生”关系?甚至两者间的合作竟然没有一纸合同?

“夏晖与麦当劳的合作没有签订合同,而且麦当劳与很多大供应商之间也没有合同。”　的确有些难以置信!在投资建设北京配送中心时,调研投资项目的投资公司负责人向夏晖提出想看一下他们与麦当劳的合作合同。白雪李如实相告,令对方几乎不感相信,不过仔细了解原因后,对方还是决定投资。这种合作关系看起来不符合现代的商业理念,但却从麦当劳的创始人与夏晖及供应商的创始人开始一路传承下来。“这种合作关系很古老,不像现代管理,但比现代管理还现代,形成超供应链的力量。”白雪李说,在夏晖的10年工作经历让自己充分感受到了麦当劳体系的力量。夏晖北方区营运总监林乐杰则认为,这种长期互信的关系使两者的合作支付了最低的信任成本。多年来,麦当劳没有亏待他的合作伙伴,夏晖对麦当劳也始终忠心耿耿,白雪李说,有时长期不赚钱,夏晖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因为市场需要双方来共同培育,而且在其它市场上这点损失也会被补回来。有一年,麦当劳打算开发东南亚某国市场,夏晖很快跟进在该国投巨资建配送中心。结果天有不测风云,该国发生骚乱,夏晖巨大的投入打了水漂。最后夏晖这笔损失是由麦当劳给付的。

【篇四】秦晖,汪晖,温铁军：超越派性之争,寻找变革道路

秦晖教授的“逻辑”问题

    秦晖曾经说：不管什么主义，至少要讲逻辑（大意如此）——言下之意，他对自己的逻辑性颇为自负。确实，相对于自由主义阵营其他人而言，秦晖还算是讲逻辑自洽的。但由于观念先行、结论预设，他的所谓“讲逻辑”，往往只能以牺牲事实作为代价和前提。

    同样是因为“逻辑”问题，不看秦晖的文字久矣。但是，最近秦晖谈“中国模式”的文章，海内海外、网络纸媒，铺天盖地，且反复以不同标题出现，想不看到都难。由此笔者也不免生出好奇心：难道秦晖发现新大陆了？还是他的逻辑已不再那么寒呛了？

     找来文章一看，原来说的还是那些老话，逻辑也还是那种逻辑。就在不太长的一篇文章中，谬误、漏洞俯拾皆是。惊诧之余，亦试为追捧秦晖者略略拾之：

    一，近两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是透析中西模式的一个观察点，秦晖也明白这点。站在他的观念立场上，必须为西方引发危机这一短处寻找一种解释。他的解释是，西方因为民主，所以政府必须搞低税收、高福利，于是形成财政大窟窿；
又由于全球化，“债务窟窿通过透支来填补，就反映不到社会上，老百姓感觉不到危机，自然会把“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玩下去”。

    这种说法很稀奇。首先，就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而言，危机的爆发与秦晖所说的政府为多搞福利少征税而不得不多举债无关。否则，美国政府应对危机的方法，就不会是进一步地透支、举债，花上万亿美元搞经济刺激计划。危机完全是由金融业的非理性扩张引发的。老百姓确实事先没有感到危机，所以他们才成为受害者。但他们感不到的原因，与全球化关系不大，而是由于华尔街的贪婪及报酬模式：基金经理的收入取决于短期收益率，所以他们热衷于挖空心思搞各种“金融创新”，竞相争取短期内利益最大化，而不管后面留下的窟窿越来越大。其他相关行业，包括证券、银行、评估，精英们的报酬模式都差不多，所以积极配合，大家把游戏包装得很光亮。老百姓哪里能看穿这么多“专家”的合谋？所以争先恐后往人家挖好的窟窿里跳。说到底，这是由于缺乏监管、“自由”太多导致的问题。要纠正这种“右”，确实需要向“左”，但不是向秦晖所肯定的欧洲、尤其是瑞典之平等和福利的方向，而是必须向中国强化政府监管、不相信所谓行业自律的方向。事实上，美国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有人说“美国学中国”。

    就危机的后续推动者希腊而言，倒确实是由于政府行为导致了主权债务危机。但危机的爆发，与全球化透支造成的危机掩盖无关，而简单地就是因为政府必须干的事超出了其收入能力，不得不举债；
债务在大多数时候也没有被掩盖，大家都知道高负债，政府一直在想办法还债，但就是还不了，反而不得不不断地借后债偿前债，以至于窟窿越来越大。

    以上是事实部分，这里面有两个“逻辑”问题：1，“债务窟窿通过透支来填补，就反映不到社会上，老百姓感觉不到危机”——政府的举债、透支，都反映在帐面上，而帐目是公开、透明的，怎么会“反映不到社会上，老百姓感觉不到危机”？希腊政府倒是一度有意掩盖债务，目的是提高信用度好借新债，但想到的办法也只不过是聘请高手来调整帐目也就是做假帐，与什么“金融全球化”无关。全球化不过是扩大了举债方的能力，使游戏可以玩得更大一点，爆发起来更猛一点而已。如果他们早知道秦教授兜里竟然揣了一本秘笈，可以通过全球化使透支“反映不到社会上，老百姓感觉不到危机”，包括希腊在内的许多政府一定会虚心向秦教授求教，并且感激零涕。

    2，秦教授说“老百姓感觉不到危机”，那么政府呢？这个“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游戏的具体决策者、执行者，它知不知道危机呢？如果知道的话，又为什么不提醒老百姓呢？恐怕，这才是类似危机发生的一大根源，而与秦教授所念念不忘的全球化没有关系。个中道理，就是方绍伟教授所说的多党竞选制度下由“低代际问责-承诺有效性”导致的“公地悲剧”：由于几年一任，最多连任两届，每届政府都追求短期目标，任内多花钱多办事，争取最大的民意好感；
不能征税就举债，管它留给后任的窟窿有多大？只要任内混过去就好。所以，任内都不会提示危机，只会大谈成就，将隐含问题以种种未来计划或乐观可能性蒙混过去；
而后任则必须不断为前任擦屁股，直至再也擦不了危机爆发——说到底，这些政客们的动力机制和行为模式，与华尔街经理人别无二致。

    二，秦教授为了把危机爆发的毛病归结到全球化上，而不是模式本身上，提出了一个反问：为什么民主制度以前一直可以成功运作，这些年就不行了呢？

    所以说，在预设结论前提下的逻辑自洽，必须以牺牲事实即选择性失明作为代价。秦教授当不会不知，西方模式哪里是什么“一直可以成功运作”？经济危机每几十年来一次，这不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吗？只不过每次危机的爆发点不同而已。这也很好理解，危机总是从最薄弱点突破；
每爆发一次后，原来的薄弱点会得到重点关注和修补，下次危机就必须寻找新的薄弱点。这和木桶效应是同一个道理。

    三，近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甚至相对于欲“终结历史”的西方体制也表现出明显优势，这似乎是难以否认的事实。所以秦晖也不得不承认：现在无论左派右派，西方经济学家都夸中国。

    这还怎么得了，这样下去，岂不是要得出“中国模式优越”的结论吗？别着急，秦教授既然敢承认国内一些自由主义者闭着眼睛否认的事实，而不是选择性失明，就说明在他的“逻辑”中，已找到包容此一事实的办法，无须将其无视。果然，随即秦教授举出福格尔（R.W.Fogel）论证内战前美国南方奴隶制比北方有“效率”、多马（E.D.Domar）论证17世纪以来东欧“二度农奴化”经济比自由农民经济有效率的例子，以证明“自由经济真正的优势是它的创新激励，要讲让人玩命地干活它就未必敌得过铁腕体制”。换言之，你“中国模式”虽然能“让人玩命地干活”，但玩不了“创新激励”这种高雅活儿，这活儿还得靠人家西方模式——人家高雅你粗鄙，你有什么了不起？

    事情说到这儿，本来已经可以了。但秦教授可能觉得，上述说法还只是拾别人牙慧，他应该提出点自己的东西。于是他更进一步，把论证重心放在了“假如这样的模式（即“中国模式”），以及以这种模式和前面说过的西方那种模式的互动为特征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全球化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话，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将会怎样”？

     是呵，将会怎样？我们也好奇呢？对此，秦教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类似美国灾难片《2012》的恐怖图景：“如果我们靠这种“优势”真能把他们竞争垮了（前提当然是我们自己要继续为这“优势”付代价，而且由此积累的矛盾不会爆发），全球汽车业就靠我们这种“卖命模式”一家独大，那今后谁来创新呢？全球汽车业的未来在哪里呢？如果全球只剩下血汗工厂，没了“西方模式”下旺盛的购买力，我们的产量再大又让谁来买？我们“模式”最大的问题即产能过剩的问题到那时不会蔓延到全世界吗？”

    这可是个问题。秦教授因为不熟悉经济，但又必须指点江山，闹出过不少笑话。因此，他个人可能并不介意再说一些外行话。在这里不能确定的是，秦教授究竟是被他自己所举的例子忽悠了，还是仅仅在有意识地忽悠别人？

    难道因为秦教授举了内战前美国南方奴隶制和17世纪以来东欧“二度农奴化”的例子，大方承认铁腕体制也有效率（他竟然没有闭着眼睛否认，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其“大方”），中国就必须将自己与奴隶制、农奴制等量齐观？否则，又如何理解秦教授竟然认为：垮了西方现有的工厂，全世界就没有人会创新了，甚至连产品都卖不出去了？

    且不说由于分工不同，处于产业链条高端的科技创新部分不会被低端生产线部分挤垮。仅说一点，创造力难道是专属西方的吗，难道它姓美、姓西吗？真正有创造力的，不是某个工厂，而是那些科技人员。这些人难道非得要吊死在竞争失败的某厂内，而不会流动到可以为他们提供创新条件的新企业去？

    有人说（秦教授莫非也这么想？），中国是血汗工厂，高科技人才谁去？但现状却是，中国企业现在已吸纳了不少高科技人才。中国是存在不少血汗工厂，但从来只听说对从事简单劳动的一线工人搞血汗，谁听说过对科技创新人员、市场开拓人员搞血汗的，那不是自掘坟墓吗？

    西方所谓“创新激励”，主要是指以市场机制为依托的自主性竞争和开放性交流的环境。原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创新不如西方，一是基础较低，二是计划体制下一切都被安排起来，缺少这种竞争的环境。现在中国的企业已经处在这种竞争环境中，想脱身出来都不可得，又怎么会缺少“创新激励”呢？之所以现在科技创新还不如西方，主要是因为基础较低，前面有高个的在顶着，自己学习、模仿，比搞创新更省事，效率更高。这就是所谓“后发优势”。当年的日本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一旦自己水平提高了，前面没高个挡着了，自然就要以创新为主了，哪里用得着秦教授杞人忧天“今后谁来创新呢？”、“未来在哪里呢？”

    购买力问题同样如此。购买力不是固定依附于某个国家、某种模式或某群人，而仅仅依附于财富。财富是流动的，如果西方企业被打垮了，那么一定有胜利者，有搭便车获利者，财富肯定流到那儿去了。财富在那儿也能形成购买力，为什么只能呆在西方？现在中国不是已经成为奢侈品的重要消费市场了吗？不用说汽车、电脑，更不用说鞋子、玩具、纺织品这些中国传统的出口产品。

    秦教授的惊叹和担忧，很难令人相信其真诚，但又很难令人怀疑其真诚。只能说，他是在和读者们玩一个智力游戏。

    四，秦教授说：“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不是20世纪的福利资本主义或“人民资本主义”，但也不是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如果一定要在历史上寻找相似性的话，它倒更类似于17世纪原始积累时代、“重商主义”时代或“旧济贫法”时代的“资本主义”。”——这话既对，也不对。今天的中国确实存在17世纪原始积累时代、重商主义时代或旧济贫法时代的资本主义，但同时也存在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和20世纪的福利资本主义或人民资本主义。否则，就不能解释市场机制和民营企业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表现。一般来说，越靠近沿海、靠近港台的地区，越接近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
越深入内地，越接近17世纪原始积累时代、重商主义时代或旧济贫法时代的资本主义，当然，也有例外。而在官方的公开表态和民间舆论中，2004年以前是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具有伦理正当性，现在则是唯20世纪的福利资本主义或人民资本主义具有正当性。这是中国社会的一次伦理嬗变，它见证了中国社会前行的脚印。

     说来也不奇怪，中国是从“零资本主义”甚至“负资本主义”起步的，要在短短几十年走完西方几百年的资本主义进程，短时间内的几种模式并存，这不很正常吗？也因此，此次危机中“中国模式”体现的优势，并没有证明““20世纪的资本主义”竞争不过“19世纪的资本主义”，“19世纪的资本主义”又竞争不过“17世纪的资本主义””。优势源于综合，仅有“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中国也跑不赢西方。

    五，秦教授在自以为完成对“中国模式”作出除了够缺德，没什么长处的鉴定后，觉得可以开始改造中国的话题了。他说“如今“转变增长方式”（其实就是转变体制的委婉说法）已经势在必行”——说“转变增长方式”其实就是“转变体制”的委婉说法，这不但是典型的一厢情愿，而且是典型的强加于人。“转变增长方式”是中国政府的口号，而中国政府的觉悟似乎没有秦教授“其实”的那么高。从各种公开信息看，这里的“转变增长方式”，与“转变体制”不相干（除非秦教授另有获取信息的秘密渠道），而是要在原有体制下“转变增长方式”。无论扩大保障、增强消费，还是践行节能减排标准，主导者都是政府。体制没有变，变的只是使力的方向。

    六，对于此次危机发生后，“美国学中国”的说法，秦教授当然深恶痛绝，必驳倒之方后快。他完成这项使命的方式，颇具有“秦式逻辑”的特色，大家不妨一看。

    秦教授说：“由于目前阶段的危机在西方更为突出，而且西方言论自由，社会情绪也更外露，因此似乎是他们首先表现得乱了分寸。美国要加强监管，欧洲要降低福利，那种“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好日子难以为继，而民众也深感烦躁。于是有人说，美国也要向中国“学习社会主义”了。”然后他愤然反驳道：“但说实话，美国政府入市挽救大公司与其说是济贫不如说首先是“救富”，这连福利国家政策都算不上，何谈“社会主义”？至于奥巴马医改倒确实有福利国家的趋向，说是“社会主义”也可以，但这是西方固有的“民主社会主义”，说是学欧洲还庶几近似。说是学“负福利”的中国，岂不南辕北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这些文字中的概念绕昏，我个人善意地猜测，秦教授已经被他自己的话绕昏头了。明明在前面他自己还说“美国要加强监管”，“于是有人说，美国也要向中国“学习社会主义”了”；
后面他反驳的理由竟然是“美国政府入市挽救大公司与其说是济贫不如说首先是“救富”，这连福利国家政策都算不上，何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或者说“中国”，难道其特色只有一个“济贫”，“加强监管”难道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特色？从这一点上说“美国学中国”，哪里有错，竟然要劳烦秦教授感叹“南辕北辙”？难道说，只有搞“济贫”才算是学社会主义、学中国，那岂不是说学西方就必须把头发染黄、皮肤漂白？更何况，秦教授在更前面不早就有论述：“济贫”、平等并非中国特色——何其自相矛盾乃尔！
把各种概念分解、综合，然后再根据结论和“逻辑”的需要分别使用和偷换大概念或小概念，概念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这就是“秦式逻辑”除对事实的选择性失明外的又一特色。

    七，秦教授说：“一些民主国家由于更偏好社会平等和公共福利而不那么“自由放任”、一些政治上的专制国家倒可以在经济上更加自由，这种现象无疑存在。因此世界上一些不喜欢“新自由主义”的“左派”看到一些专制国家比民主国家经济增长快就大喜，委实有点莫名其妙。”——我也莫名其妙：左派为什么不能“大喜”？新自由主义一直鼓吹他们的那一套才最有效率，现在另有一套比他们说的更有效率（虽然按秦教授的分析，这另一套“在经济上更加自由”，但总不能说它搞的是新自由主义吧？），新自由主义的效率神话不就破产了？其他人不就可以在新自由主义之外探求责增长效率之路？既如此，左派又焉能不高兴？

    进而言之，市场原教旨主义不但认为他们那一套最有效率，而且至善，所谓“在市场机制下，个人的自利行为将增进全社会福利”，因此，他们往往把1990年代社资之争中效率的胜利同时描述成道义的胜利。上面这个例子说明，效率与道义并非正相关，效率的落后未必意味着道义的落后，左派又焉得不“大喜”？

    不知道秦教授为什么对此也“莫名其妙”？我因此不能不对秦教授的“莫名其妙”感到“莫名其妙”。

    八，为了抵制当前为自由主义所视如蛇蝎的民族主义，秦教授在文中提出了他高人一等的“反美”新方式。他首先分析了现在流行“反美”方式的愚蠢，其一是：“或者坚持市场全球化但抵制所谓“西方人权标准”，继续坚持我们的“低人权优势”，继续凭借这个条件低消费高出口让别人透支，也就是继续玩现今的这种“Chimerica”游戏，甚至玩得更过火（否则补不了危机中暴露的美国窟窿）。那美国人恐怕会偷着乐呢！”

    但人们看到的现状却是，美国人不但没有因为中国人的这种愚蠢而“偷着乐”，反而表现出极大愤怒（当然，可能秦教授独具慧眼，发现这种愤怒其实也只是作秀，是一种举国朝野上下的作秀大合唱），认为中国的巨大贸易顺差遏制了他们的实体经济，影响了他们的就业。

    道理很简单，一个经济体固然可以通过从外透支来提升消费，但在全球竞争背景下，长期而言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对外输出有效需求，效果是使自己的实体经济萎缩，从而使对方壮大；
虚拟经济所依托的信用度，是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上的，实体经济的萎缩，将使虚拟经济难以持续，最终购买力也会萎缩，实际上是转移到对方去了——由主动输出到被迫转移，这就是美国人害怕的地方，也是所有“出口导向”经济体的图谋所在。当然，这也是中国人节衣缩食忙着送便宜给别人的原因，是别人得了便宜不但不“偷着乐”反而愤慨的原因，更是今天全球贸易战、货币战加剧的根源。

    从这一点来说，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看似吃了亏，其实是占了便宜，要不然也不会有这几十年的高速增长。现在的问题仅仅是，这条路上已出现大的障碍，已经难以再走下去，所以必须另辟新路。如果还能继续走，“偷着乐”的只会是中国而非美国。当然，中国国内的一些做法也需要调整，尤其是必须加强对民众的福利保障：高出口要求工人收入较低，但收入是相对于支出而言的；
如果保障到位，必要性支出减少，低收入也能活得体面。

    九，按照秦教授的分析，美国对中国人最好，中国人在美国发展得也最好。他说：“君不见今天在工业化国家中，对华人、华侨、华商最开放最友善的是谁？不就是那个被我们视为“世界首恶”的国家么？比例如此少的华人却能进入社会主流，大批成为教授、科学家、高官等上层精英，这世界上还有哪里能够如此？”——秦教授似乎忘记了，华侨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几乎是财富、身份的代名词。华人在那儿获得的机会与成功，难道比在美国差吗？

    一些国家的排华虐华事件，与华人在当地的成功有关，当地土著认为华人抢了本属于他们的财富和饭碗。这种冲突，其实与美洲当年印第安土著与外来白人的冲突类似，只不过强弱移势而已。当年的白人为解决这种种族冲突，采取了先灭绝、后圈养的办法。今天的汉人当然做不到，中国也不是美国这种世界超级大国，可以仅凭威胁强硬就令对方就范。不仅如此，在周边敏感地区，中国实力虽相对较强，却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势力的牵制。仅仅声明一下南海主权，就遭遇周边及美国的联合压迫之势；
仅仅减少稀土出口，就被斥为“无赖国家”。

    在这种看似宽松、实则严峻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又怎么可能采用强硬手段保护外侨？强硬措施既然没有用，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在排华虐华事件并非常态的情况下，在当地政府承诺保护华侨的态度前提下，改善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通过迂回方式改善当地华侨的境遇，这哪里又是什么“仅仅为了皇上的面子”？秦教授所谓“虐待、屠杀乃至大规模残杀我们同胞与公民的国家必定是我国的敌对国家”（此处竟然用了“必定”，可见其逻辑自信）的结论，首先要问问具体的时间和原由吧？如若不然，远的美、英、日、德、俄、意、奥、西八国，近的日本，再近的朝鲜战场上美、英等联合国军方，岂不都成了与中国不共戴天的敌人？

    十，不难预见，这无疑又是一篇势将招致秦粉丝以及自由主义道徒们泼口大骂的文字，因此，在文章最后有必要交代一下我的写作动机：我也就是看见这样一篇被众口追捧的文章，粗粗一阅竟然发现如此多的软硬伤，窃为秦教授羞之——没看到也就罢了，看到了忍不住说几句。

    本文无意攻击哪一种模式，也无意为哪一种模式辩护。我不认为现实中存在什么“好”的或“坏”的模式，关键在于适应性。我认为，相对于中国现状，在现有多种模式中，“中国模式”是最适合中国的，虽然它本身也确实存在需要改进，乃至令人痛恨的地方。所谓中国现状包括：改革是以高度集权、计划经济、意识形态挂帅的状况作为起点的；
中国经济落后，人多，自然资源有限，政治上一党独大，等等。

     但是，原来的“中国模式”走到今天已到一个极限，内外挑战的增多，意味着中国有必要作出改变。我赞成秦教授文中这两段话：“南非1994年民主化，也不是一个早上的突如其来，它也是个积“量变”为“质变”的过程。而且这也是此前黑人民权运动渐进推动的结果”，“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件件具体问题上未必激进、但却持续地朝这个方向努力，包括具体的民生问题”——中国确实需要改变，但应该从现实出发探寻改变的方向、路径和步骤，而不是照搬某种现成模式或依据某种抽象理念。

【篇五】秦晖,汪晖,温铁军：超越派性之争,寻找变革道路

熊向晖

作者：约翰·吉廷斯

作者机构：原英国《卫报》驻京记者

来源：财经

ISSN：1671-4725

年：2005

卷：000

期：020

页码：126

页数：1

中图分类：D618

正文语种：CHI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传奇色彩;外交生涯;传奇经历;回忆录;国民党;外交官;毛泽东;基辛格

摘要：熊向晖，也许是中共高层官员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位。早年，他是中共打入国民党高层的“卧底”；
新中国成立后，他是资深外交官。然而，无论是基辛格的回忆录还是毛泽东的传记，都没有记录下他的名字。直到1991年，熊向晖亲自撰写的回忆录《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出版，他的传奇经历才逐渐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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