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教化：1949年前彝族香堂人“双跳”活动（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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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与教化：1949年前彝族香堂人的“双跳”活动4篇

第一篇: 传承与教化：1949年前彝族香堂人的“双跳”活动

25年前的情书

　　2011年的秋天，历经两次高考的王娟终于考入天津工业大学编导专业，她执著于这所大学的唯一原因，是因为这里有她心爱的男孩周志超。

　　意外发现，25年前的情书重见天日

　　王娟和周志超是高中同班同学，在周志超考上大学而王娟落榜后，他们相恋了。此后两年里，他们一直保持着传统的书信传情方式。

　　王娟深爱着那个总能将拜伦的诗歌写进信里的大男孩。可是2011年8月，当她兴高采烈地写信告诉周志超她考上了他所在的大学时，周志超却接到了伦敦南岸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准备赴英留学。

　　临走前，周志超将王娟紧紧搂在怀里，任凭王娟的眼泪打湿自己的衣襟。他坚定地对王娟说：“别哭，我在伦敦等你。”

　　异地恋是最熬人的等待。越洋电话的费用太贵，跨国书信的行程太慢，于是电脑屏幕上闪动的头像就成了王娟全部的温暖。但是，这种温暖来临的频率却一天天骤减，因为王娟的想法有些动摇了。

　　2012年4月，在复印店兼职的王娟，在为一位同学复印英文原版图书《Textile Designs》（纺织品设计）时，意外地发现了夹在书里的一封情书，信纸已经泛黄，但字迹依旧清晰。信是一个女孩写给一个男孩的，内容只是琐碎的生活以及对对方的鼓励，但字里行间却透着浓浓的关爱。

　　王娟哑然失笑，没想到许多年前，也有这样一个姑娘把掏心窝子的话都写给一个男生，却被这个男生遗落在了书里。王娟突然有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她想找到情书的主人，也为自己找回对爱情的勇气。如果那两个人在一起了，她就飞去英国找周志超;要是他们没有在一起，她也不愿再捱下去了。

　　于是，王娟仔细地翻着这本书，想找出些“蛛丝马迹”。在书的最后一页，贴着一个小牛皮纸袋，上面写着借书须知――这是进入电子化图书管理之前很多高校都使用的方法。牛皮纸袋里插着一张借书卡，一条10厘米长的借书卡上孤零零地填写着一个人的名字：聂文涛。

　　聂文涛会是情书的主人吗？王娟想要找到这个人。可是25年过去了，这所高校几经改组，曾经的纺织工学院现在变成了一所综合类大学，曾经的校区也已搬迁，各院系变化极大，想要找出20多年前的一个人谈何容易。

　　王娟不死心，联系各个学院的老师打听这个名字，但一直没结果。复印店的老板娘听说了这件事，说她也曾是这所高校的一名教师，可以帮助王娟联系到聂文涛的大学班主任。几经周折，王娟要到了聂文涛的手机号。她又紧张又兴奋地拨通了电话，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

　　等王娟说明来意后，电话那头却一片寂静。王娟的心悬起来：他会是聂文涛吗？是不是他早就和信里的女孩分手了，而自己的电话打扰了人家的生活？她在等一个宣判。

　　“我就是那封情书的主人，写信的女孩是我现在的妻子。”中年男人激动地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2012年6月，聂文涛驾车到天津工业大学找到王娟，他说这封信写于1987年，到今天足足25年了。他反复读着这封信，眼泪夺眶而出。

　　初次见你，浑身闪着金光的姑娘

　　聂文涛小时候住在吉林省吉林市的一个农村，父亲聂国祥是医疗战线支援农村的医生。聂父心善，每天背着药箱，骑着那辆大架子自行车出诊，总有村民站在家门口和他打招呼：“聂大夫，看病去啊？”聂父便满脸堆笑地应着：“是啊，老张家的孩子发烧了，我瞧瞧去！”

　　这么仁爱的父亲在对聂文涛兄妹的教育方面，却十分严格。在聂父的督促下，聂文涛在高三时就取得了全国物理、数学竞赛双科第一名，这在小县城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聂文涛也因此得到了吉林大学物理系本硕连读的机会。

　　也同样是在高三这一年，聂文涛见到了初恋女孩王英。那是一个初春的下午，暖阳将屋顶上的积雪消融，雪水从房檐上滴下，又被北风冻成了冰溜子。聂文涛背着书包放学回家，一进屋就看到了和妹妹疯闹的王英，两个女孩叽叽喳喳地笑着。

　　阳光从窗子打进屋里，投在王英的身上，那是一张稚气未脱的脸，纤长的眉毛，挺拔的鼻子，梳着两个羊角辫，她整个身体在阳光沐浴下好像都透着光。聂文涛说，那一幕他永远都记得。

　　王英意识到屋里来人了，便停止了打闹，拘谨地站起身。妹妹介绍：“这是我哥，学习成绩可好了，不用高考就能上吉大！”王英低着头喊了声“哥”，让聂文涛也有些不好意思，他本想把书包挂在墙上，却不小心掉在了地上。母亲打趣说：“文涛，这回你又多了个妹妹，别那么毛手毛脚的。”

　　王英和聂文涛的妹妹是同学，读初三。王英经常到聂文涛家写作业，碰到不会的题，就请教他这个双科状元。渐渐地，两人熟络起来，一起看春天里最后的积雪，一起上树摘甘甜的榆树钱，一起在菜园里种蔬菜。那时，他们之间仅仅是纯粹的兄妹情谊。

　　一天傍晚，在饭桌上，聂文涛看到父亲一脸严肃，不用正眼瞧他，他吓得战战兢兢，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发火。吃完饭，母亲和妹妹收拾了桌子，在厨房洗碗，桌旁只剩下他们爷俩。聂父终于开口：“你和小英的事我听说了。这件事你做得不道德！小英才多大的孩子，你多大了？这种事情传出去，你让我这老脸往哪搁？”

　　聂文涛不敢反驳，知道在严厉的父亲面前，没有解释的可能，只好减少了与王英见面的次数。1985年夏，聂文涛决定放弃保送，参加高考，冲刺清华大学。但是命运弄人，高考成绩出来，他考取了天津纺织工学院。

　　为你转身，我只愿和你看同一片雪

　　聂文涛带着遗憾到天津纺织工学院报到。临走前，他思来想去还是没有和王英道别。同年，王英考取了吉林市四中，他们之间的感情渐渐变淡了。

　　在天津，面对完全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人，聂文涛感到无所适从，非常想家。于是，他开始给王英写信，从最开始的半个月一封，变成一个星期一封，甚至一个星期两封。他一个月的生活费不足50元，食堂里最贵的红烧排骨6毛钱一份，而一枚邮票就要2毛钱。每个月写信的开销，都是他从伙食费里省出来的。即使这样，他也心甘情愿，因为王英的每一封信上都洒满了阳光。

　　1987年，王英考取了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院临床医学本硕连读。转年春节，聂文涛回家，见到了日思夜盼的王英。这天下着大雪，大朵大朵的雪花打在火红的灯笼上，王英就站在家门口的灯笼下，雪花落满了她的呢子大衣。

　　聂文涛出现的那一刻，他们都显得很平静，肩并肩地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又从村西头走回村东头。聂文涛感叹：“天津才不会有这么大的雪呢。即使下了雪，用不了半天就化成水了。”王英不言语，只是加快速度向前走着。

　　聂文涛鼓起勇气说：“王英，明年我就回来，和你看这里的每一场雪！”风很大，鞭炮很响，但是王英清清楚楚地听到了聂文涛的声音。她转身望着大雪中的聂文涛，嫣然一笑：“我等你！”

　　1989年，聂文涛大学毕业。按照当时的政策，高校负责分配就业，校长和系领导很希望他能够留校。但是，聂文涛请求回吉林省――他要和王英在一起。

　　聂文涛被分配到吉林市的一家机械加工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由于此地和王英的学校相距不过百里，他觉得心里暖暖的。聂文涛25岁时，被提为厂长，而此时的王英还在学校读书。

　　以爱之名，夫妻携手共创千万家业

　　1994年，王英和聂文涛举行了婚礼。婚礼上，聂文涛读了他写给王英的最后一封信：“10年里，我们几百封的书信，3座城市的守望，证明真爱是经得住时间与距离的考验。今后，我陪你看这里的每一场雪。王英，我爱你。”

　　聂文涛将这封信装进信封，塞进装满情书的盒子里，交给王英。王英早已哭成泪人。原本不同意这桩婚事的聂父，也在一旁用袖子悄悄地抹眼泪。

　　聂父希望聂文涛子承父业回家开诊所，聂文涛便辞去了企业厂长的职位。王英非常理解丈夫，知道他是不愿让父亲失望，于是她将自己研究的目标从西医转向中医。

　　诊所的效益一开始很不好，最艰辛的时候，外边零下十几度，他们却没有钱买煤在屋里烧炉子。他们早早地蜷缩在被窝里，翻看那几百封信。有一次，聂文涛还特意给王英讲起了1987年的一封信，那时候自己正在准备期末考试，带着那封信跑遍了图书馆、自习教室，可后来却弄丢了信，只剩下信封。

　　1997年，聂文涛和王英的女儿出生了。不久，王英被医院被评为先进模范、劳动标兵，而聂文涛通过自学，被著名中医王耀庭收为徒弟。经过努力，聂文涛在治疗糖尿病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发现了血糖的谷物保护曲线。2008年，他所著英文版《战胜糖尿病》一书是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第一部由中国医生撰写的糖尿病专著。

　　如今，小诊所已经发展成千万资产的大企业，其研发的产品在中美同步上市，在南美多个国家拥有自主销售渠道。聂文涛和王英将家搬到天津，将企业研发中心设在上海。

　　2012年，当聂文涛取回25年前的情书将它交给王英时，两个人都哭了。他们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

　　聂文涛和王英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王娟。她觉得，这封情书就是对自己莫大的鼓励，25年前的这对情侣，正是靠着执著的信念彼此守候到今天，她也要坚定地守护好自己的爱情。于是，王娟开始筹备去英国的各项事宜。

　　2014年6月，王娟一毕业便飞往伦敦，演绎属于她和周志超的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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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传承与教化：1949年前彝族香堂人的“双跳”活动

试论贵州彝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
作者：刘伟
来源：《文化产业》2014年第09期

        摘 要：彝族音乐烟波浩渺。如何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在政府和文化界都关心和呵护下，我们的彝族音乐才不会消亡，中华音乐文化的魂魄才不会散去，中华文化才能造福于世界人民，彝族音乐才能持续发展。贵州彝族音乐，它是最普遍、最土气，却也是最特殊、最完美、最富有生命力的艺术，浸透着人民的理想、智慧、愿望、情感。发展彝族音乐，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动力。

        关键词：彝族音乐；
挖掘整理；
传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J69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9-00-03

        彝族是一个伟大而古老民族，有诺苏、纳苏、罗武、米撒泼、撒尼、等不同名称，彝族分布于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等4个省区，在贵州主要分布在毕节、六盘水、安顺、兴义等地。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因为支系众多，分布地区广，方言土语繁杂，大体分为6个方言区、3个次方言区和25种土语。也正是由于上述的原因，形成了彝族音乐形式丰富的多样性，不同支系不同地区之间音乐风格特点突出各具特色，且绚烂多姿。

        彝族音乐烟波浩渺。他们在丰收和祭祀等重大活动时，都采用载歌载舞的形式来庆祝。彝族的节日有火把节、彝历年、密枝节、插花节等。按其传统的社会功用可分：祭祀性节日、节庆性节日、纪念性节日、社会性节日、农事性节日等五大类。

祭祀性节日主要有火把节、密枝节、祭宫节（跳宫节）、祭龙节、祭火节等，其中火把节最为盛行。贵州彝族节日还有每年夏历五月二十五日过洗泥节。纪念性节日主要有云南楚雄彝族的插花节。社交性节日主要有云南大姚彝族的服装节和楚雄牟定彝族的三月会等。农事性节日，则如大、小凉山彝族农历六月中旬的剪羊毛节、荞菜节，是彝族的隆重节日。此外，彝族宗教形态还处于原始宗教的较高级阶段，灵魂崇拜、祖先崇拜、灵物崇拜和迷信鬼怪是彝族的主要信仰。宗教的主持者有苏里和毕摩两种，宗教活动包括：占卜、祭祀和巫术等方面。在年节婚丧等活动中，歌舞活动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彝族音乐可分为民间歌曲、歌舞音乐、器乐等三类。

第三篇: 传承与教化：1949年前彝族香堂人的“双跳”活动

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
作者：漆学科
来源：《知与行》2017年第12期

        [摘 要]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繁荣富强，没有农民的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
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三农”问题不是永恒不变的，在不同历史时期，“三农”所关注的焦点和任务有所不同，但“三农”问题自始至终都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基本的问题。“三农”问题与我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紧密相关。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主要是依靠农民，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新时期以来，伴随着市场化改革，我国对“三农”问题关注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在不断加大惠农富农政策力度的同时，深入推进农村各项改革，破解“三农”难题、增强创新动力、后植发展优势，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让农村成为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通过对建党初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进行探析，努力为当前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提供经验借鉴。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三农”问题；
认识历程

        [中图分类号]F3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7）12-0157-04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伊始就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以及党的主要任务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历史阶段。

        一、建党初期对“三农”问题的认识（1921—1927）

第四篇: 传承与教化：1949年前彝族香堂人的“双跳”活动

百年前的世界与中国

作者：刘存宽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865 更新时间：2005年09月12日

　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人们难免百感交集：有对未来新的展望，也有对历史的回顾。百年前的上一个世纪之交，世界和中国的情形究竟如何？中华民族又是怎样进入二十世纪的呢？站在新世纪的门槛边，回首当年的情景，感悟历史的启示，将有助于我们在新的世纪里振兴中华，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百年前的世界

　　百年前的世界，是一个发展不平衡、两极分化极其严重的世界。欧美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日本、俄国，先后进入了资本帝国主义阶段。列强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达到高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社会经济十分落后，成为列强的俎上肉、盘中餐，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处境极其悲惨。

　　这一切，都是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长期演变的结果。

　　西欧的中世纪虽是一个黑暗落后的封建时代，但由于这个地区分散为许多各具特色、富有多样性、彼此既竞争又互相促进的小国，有的国家内部又分裂为众多的小国或不相统属的贵族领地，不存在一个像中国那样传统悠久牢固、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大国，加以得舟楫海洋之利，便于交流，故商品经济关系得以在封建社会的母胎内较早地孕育成长，改革的阻力也不如中国这么大。十四至十六世纪，欧洲发生了代表新兴资产阶级要求、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运动，对封建贵族、教会神学和经院哲学的世界观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次思想大解放和一系列地理大发现，极大地刺激了西欧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关系的成长壮大。接着，1640年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1776—1781年美国进行了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独立战争，1789年爆发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进入十九世纪以后，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不断发展，其中包括1848年的欧洲革命，意大利的统一，美国的南北战争，德国的统一等。在沙皇专制的俄国，由于国内农民革命和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于1861年签署废除农奴制的具有资产阶级改革性质的法令。在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推翻了幕府统治，建立了以天皇为首的地主资产阶级联合政权。总之，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英、法、美、德、俄、日等国通过革命、战争或自上而下的改革，已先后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或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了统治世界的体系。

　　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确立对生产力的大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十八世纪中叶，英国率先发生工业革命，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发明和技术革新。蒸汽机、纺织机、铁路、轮船等的应用，机器制造业的推广，使生产力似有神力相助而飞速发展。英国完成了从手工劳动到机器大工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和城市化的大转变。与此同时，社会结构根本改观，近代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内阁制和政党政治逐渐完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英国的对外扩张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

　　继英国之后，法、德、美、俄、日等国也先后发生工业革命。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即资本帝国主义的过渡。因此可以说，资本帝国主义是和二十世纪几乎同时来到人间的。资本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垄断，表现为资本的高度集中，垄断组织的形成及其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
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相结合形成金融资本；
在商品输出的同时，资本输出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垄断组织结成同盟在经济上瓜分世界；
如此等等。

　　与此相适应，在上个世纪之交，列强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这一斗争又因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而空前加剧。189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1910年德国工业总产值又超过英国，英国丧失了长期垄断世界工业和市场的地位。当后起的德、日、美等帝国主义登上瓜分世界的舞台时，它们惊异地发现已是筵尽席散、杯盘狼藉了。在此情况下，德国大嚷大叫地要求获得“阳光下的地盘”；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几乎没有经过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跑步进入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列，开始推行以侵略中国、吞并朝鲜、称霸亚洲为宗旨的“大陆政策”；
俄国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推行“积极的东方政策”，兴修西伯利亚大铁路，与日本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
美国在十九世纪末西部土地开拓完毕后，将注意力转向殖民地的争夺，大力推行门罗主义的“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方针，视拉丁美洲为自家的后院。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受到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咄咄逼人的威胁，为了保持并扩大既得的殖民利益，也纷纷采取行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英国放弃了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积极参与在中国夺取租借地和瓜分势力范围的大角逐。这样，在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成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争夺的焦点。

百年前的中国

　　正当世界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并过渡为帝国主义之际，中国却处于全面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文化衰落，军备不修，民生疾苦，社会动荡不安。王朝末日和封建社会行将就木的景象随处可见。面对列强的疯狂侵略，中国的民族危机达到极点。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灿烂文明的古国，对人类曾经作出过巨大贡献。直到明末清初，中国在许多方面仍然胜过西方。但中国又是一个举世罕见的旧传统十分牢固、高度集中统一、保守封闭的封建大国。封建专制政体的长期延续使整个社会如一潭死水。到十七世纪后期和十八世纪中国正沉醉于康乾“太平盛世”时，西方已在科学技术、经济、财富、文化等方面占据优势。当欧美主要国家早已完成工业革命时，中国近代工业还刚刚起步。1900年美国钢和生铁的产量分别是1035万吨和1401万吨；
德国分别是665万吨和852万吨；
英国分别是498万吨和910万吨。而偌大一个中国，直到1928年仅生产钢3万吨，生铁47．7万吨。

　　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滞后反过来又导致社会结构的惰性和踏步不前。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仍然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沿海地区虽已出现少许近代工业和初期的资产阶级及工业无产阶级，但还十分幼弱。传统社会结构虽已开始瓦解，但根基依然牢固。高踞于广大人民之上的，是承袭了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的清政府。它麻木不仁，夜郎自大，故步自封，自以为是天朝上国，视他国为蛮夷，坚持要“明华夷之辨”。它拒不承认中国各方面落后于西方的事实，拒绝向他国学习，更拒绝作根本性的改革。“天不变，道亦不变”、“君权神授”、“敬天法祖”、三纲五常等极端落后的封建信条，成为他们禁锢人民思想、维护封建专制的利器，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1840年的鸦片战争撞开了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当时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林则徐、魏源等人率先睁眼看世界，承认中国落后又不甘落后，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统治阶级中的改良派的华夷观念发生动摇，提出“自强”主张，大力兴办洋务，进一步向西方学习，有所前进。但洋务运动的着重点在于师其船坚炮利和兴办实业，局限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内，即“变器不变道”，没有触及带根本性质的政治制度改革。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惨败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认识到“变政”即政治制度改革是救亡图存、赶超西方的根本。对此，清政府是绝不会容忍的。正如当年血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一样，1898年的戊戌变 法终于被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淹没于血泊中。这说明，直到上个世纪之交，中国封建势力还很强大，新兴的资产阶级还很幼弱，封建思想文化仍然根深蒂固。

　　历史事实表明，无论从经济基础还是从上层建筑看，百年前的中国较之世界先进国家整整落后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国的全面落后给列强的侵略扩张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古老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和腐朽的封建专制远不是高度工业化的、推行经济扩张和武力侵略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对手。继两次鸦片战争之后，1871年沙皇俄国悍然出兵侵占了伊犁，1883—1885年爆发了中法战争，1894—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于日本。接着，1898年出现列强在中国攫取让与权、强夺租借地和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从旅大、威海卫、胶州湾、九龙新界直到广州湾，被俄、英、法、德等国强租而去。中国的大好河山，被列强分割为一片片排他性的禁脔。恰在距今百年前的1900年，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又因帝国主义八国联军的血腥镇压和清政府的叛卖而惨遭失败。同年，沙皇俄国派兵17万，对中国东三省实行野蛮占领。翌年，清政府又被迫签订《辛丑条约》。

　　总之，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00年，列强通过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支付了达到天文数字的战争赔款。列强的租借地、租界和势力范围遍及全国。此外，列强还在中国取得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海关控制权、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行权、驻军权和开矿筑路等让与权，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操纵中国政治。由此不难看出，到上个世纪之交，中国的停滞落后和民族危机已经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中华民族在极度的屈辱之中进入二十世纪。

历史的启示

　　百年前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何以如此落后？何以总是挨打？要说明这个问题，远非三言两语所能济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掠夺固然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最重要的还是清政府顽固拒绝进行彻底的改革。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牢固性，传统封建文化的积垢太深，成为人们精神乃至整个社会生活难以冲破的桎梏，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化的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但是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官僚、地主、士绅等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根本不想进行任何改革。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更尖锐地提出了近代化的问题。清政府迫于形势，开始允许兴办洋务，但是只允许在封建传统范围内进行改良，不许越过雷池一步。甲午中日战争后，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光绪帝支持下开始实行的变法即政治制度变革，又被封建顽固派扼杀于摇篮中。这说明直到国家面临亡国惨祸时，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仍不愿进行重大的改革。

　　对比之下，欧美先进国家和日本的情况与中国迥异。以日本为例。1868年明治维新以前，这个国家的封建落后状况并不亚于中国。中国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即已开始推行洋务运动，比日本的明治维新还要早几年。但日本明治维新不仅仅限于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科学技术和发展近代经济，而是包括政治、文化教育在内的带根本性的学习。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实现了近代化，国力大增。二十多年后，甲午一战，将清政府打得惨败，从而将中国推入那个黑暗的世纪之交。

　　历史启示我们，一个国家要臻于富强并保持富强，必须听取时代的呼声，根据发展的需要，不断地自我更新，力争先进并保持先进。在这里，改革开放是问题的关键。所谓改革，不只是物质经济层面的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的根本改革。单纯的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改良，并不能彻底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所谓开放，不只是经济上的开放，而是包括学习他 国各方面的长处，不能限于皮毛。思想文化改革是深层次的改革。我们主张保持并发扬中华民族极其丰富的优秀文化传统，反对不加区别、不顾国情的全盘西化，但百余年来，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禁锢人们的思想，是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根源，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批判和摧毁业已过时的旧文化，在思想文化上不断自我更新创新，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关键之一，切不可等闲视之。

　　二十世纪这一百年来，世界和中国发生了惊人变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改革开放将中国的现代化引上康庄大道，综合国力迅速增长。今昔对比，欣感人类社会前进步伐之不可逆转。未来的一百年，中国和世界将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但必然会变得更加光明美好。只要我们不忘记历史的教训，中国的前途将是不可限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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