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顾颉刚的期刊编辑思想及实践

[摘 要] 1920—1940年代，顾颉刚先后创办十余种刊物，积累了丰富的期刊编辑思想及出版经验。他崇尚自主办刊，倡导学术救国，并始终以读者和作者的需求为中心，着力协调刊物的学术性与通俗性，他善于培育刊物稿源，尤其重视奖掖青年作者。他的期刊编辑思想，对当今期刊编辑工作仍有积极指导意义。

[关键词] 顾颉刚 编辑思想 编辑实践 《禹贡》半月刊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7） 03-0119-04

Research on Gu Jiegang’ s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Journal Editing

Lu Houjie

（School of Shanxi Merchant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Taiyuan， 030006）

[Abstract] From 1920s to 1940s， Gu Jiegang edited more than 10 kinds of journals， he accumulated a lot of journal editing thoughts. He advocated to found independent journal， promoted academic to save the nation， always centered on the demands of readers and authors， and he tried to coordinate academic and popular of the journal. Also， he was good at nurturing journal manuscript sources， and he spent particular emphasis on incentives for young authors. Generally speaking，his journal editing thoughts produc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n today’s journal editing work.

[Key words] Gu Jiegang Thought of editing Practice of editing 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顾颉刚（1893—1980），江苏吴县人，著名历史学家。1920—1940年代，顾颉刚创办或参与创办了一系列刊物，如《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齐鲁大学国学季刊》《史学季刊》《禹贡》《文史杂志》《中国边疆》等[1]，积累了丰富的编辑思想及出版经验[2]，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其中，1934—1937年间编辑出版的《禹贡》半月刊，尤以鲜明的办刊特色和深远的学术影响为人知晓。故笔者拟以《禹贡》半月刊为切入点，参以顾氏编辑其他刊物的理论实践，分析顾颉刚的期刊编辑思想，为当前的期刊编辑工作提供借鑒。

1 自主办刊 独力运作

虽为著名历史学者，但一直以来，顾颉刚拥有浓厚的编辑兴趣和宏伟的出版抱负，在致信友人李书华信中，他说：“刚所长者为编辑出版之事，胸中颇有几个编辑出版计划，且亦有人才与物材可用，如能容我发展，当可对于学术界作一切实之贡献”[3]。据尹燕研究，顾颉刚在北京大学等高校任教时，曾先后创办过数种刊物。但是，由于所办刊物大多挂靠于高校，每当他转赴他校任教时，之前所办刊物便被迫中断[4]。因此，自主办刊便成为顾颉刚编辑刊物的根本愿望。

1934年3月1日，顾颉刚摒弃当时大多数期刊纷纷挂靠政府机构的主流做法，选择凭借个人力量，编辑出版了《禹贡》半月刊，目的是“要避免机关中的厄运，让我用一个人的能力维持下去”[5]。在民国时期多如牛毛的期刊中，此举彰显出《禹贡》半月刊卓尔不群的编辑特色。《禹贡》半月刊的民间私人运作方式，恰是顾颉刚自主办刊编辑思想的鲜明表现。

顾颉刚选择自主编辑出版《禹贡》半月刊，固然避免了刊物因挂靠机构变动而被迫中断的结局。但是，这也意味着期刊的策划、资金、编辑、出版、发行等事务，需由主编顾颉刚等人全面负责运作。从历史来看，经过顾颉刚及编辑部同人的辛苦努力，《禹贡》的组稿、编辑以及出版发行诸项工作均逐渐走上正轨，惟有办刊经费一直缺少保障，以致所办刊物长期面临经费拮据的困境。作为刊物创办者和主编者，顾颉刚竭力筹集经费，以保障刊物的正常运作[6]。

办刊之初，《禹贡》的编辑出版经费主要来自顾颉刚等人的捐助和禹贡会员会费。1980年代，杨向奎回忆道：“出版刊物要有经费，而这些人是拿不出多少钱来的，主要是顾先生把他在北大兼课的薪水拿出做经费。”[7]然而，顾氏此举势微力弱，难济于事。1935年，在致友人叶圣陶的信件中，顾颉刚苦诉其办刊所遇之经济困境，“我所办者，在稿件上决不感缺乏，而经费则大为周章。”[8]受制于经费不足，《禹贡》期刊面对充裕的稿件，却不敢增加刊印篇幅，盖因“加增篇幅则经济力量有不足”[9]。更甚的是，“刊物篇篇讲地理，却不能篇篇附地图”，原因即在于“铸版费太贵”[10]。可见，经费不足严重影响了《禹贡》半月刊的正常运作与发展。

为筹集办刊经费，1934年3月，顾颉刚刊发《禹贡半月刊登载广告章程》，详细规定了广告价目和刊登要求。顾氏此举取得初步效果，“此刊自第三卷以来，不但收支足以相抵，且略有余存”[11]。然而自1935年下半年始，华北形势急转而下，广大学人无心治学，期刊“销路遂感滞塞”，办刊经费愈益紧蹙，顾颉刚为“谋永久维持之术”[12]，“乃有募捐之意”[13]。1936年1月，顾颉刚在《禹贡》第四卷第十一期刊登《募集基金启》，公布了办刊年度开支数额及开支项目，并向民众公开捐款管理方法，即“所有收到捐款，除存储银行生息外，当逐月报告，以征信实”[14]。到1936年8月，“禹贡学会共收捐款4324元，其中顾颇刚所捐为880元”[15]。社会民众的慷慨捐助，使得办刊经费匮乏的难题得到一定缓解。

除此之外，顾颉刚还利用个人社会影响力，积极向政府机构和教育基金会筹集办刊经费。如1935年10月，顾颉刚向教育部呈文请求资助，最后得到300元办刊津贴[16]。又如1936年4月，顾颉刚致信友人李书华和朱家骅，嘱托二人帮助向中英庚款董事会申请办刊资金，当年6月，中英庚款董事会同意给与《禹贡》半月刊15000元的补助金，顾颉刚收到消息后“为之狂喜”[17]。

要之，顾颉刚创办的《禹贡》半月刊开启了民间自主办刊的新模式。限于资源、经费等各方面之不足，刊物的运作和发展遇到办刊资金严重匮乏的难题，甚至危及到刊物的成败存亡。但是，顾颉刚等竭力筹集资金，并鼓励同人道：“我们应有自信意志的力量可以战胜物质的阻碍”[18]。在这一精神鼓舞下，《禹贡》半月刊历劫重生，至办刊三周年时，“每期字数已由起初两万余字而增至现今十四万字，印数也由起初五百册而增至现今一千五百册”[19]。

2 经世致用 学术救国

经世致用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更是许多历史学者的学术理念。在1930年代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下，作为历史学家出身的编辑出版人，顾颉刚将学术期刊运作与国家局势走向结合，倡导经世致用、学术救国的期刊编辑思想。他极力主张“跳出空疏迂远的范围，而转向于经世致用之学术”[20]，并将《禹贡》半月刊定位为学术救国之一平台，“愿藉此以激起海内外同胞爱国之热诚，使于吾国疆域之演变有所认识，而坚持其爱护国土意向”[21]。

顾颉刚本是“古史辨”派代表学者，故《禹贡》半月刊最初多刊发古代地理研究论文，被人视为“《古史辨》的历史地理部分”[22]。但是，自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处境日益危险。随着日本侵华的步步逼近和民族危机的层层加深，顾颉刚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现实关怀，倡导经世致用、学术救国。顾颉刚认为，“欲求经世致用救亡图存之学，其道固有多端，而于吾国地理之研究居重要之一”[23]。“当这强邻狂施压迫，民族主义正在酝酿激发的时候，更应当有许多人想到考究本国的民族史和疆域史”[24]。在顾颉刚的主导下，《禹贡》半月刊的编辑出版重点毅然转向边疆史地与民族宗教研究，力图“以民族史与疆域史之研究结果灌输于民心，而激发其报国保种之血诚，则此刊为不虚出矣”[25]。

在学术救国思想指导下，顾颉刚一方面邀请著名学者撰写边疆问题论文，如顾颉刚嘱托黄文弼早日完成《新疆在中国文化上之地位》一文，“以飨读者，盖此等通论文字尤益振起人心也”[26]。据彭明辉统计，《禹贡》半月刊的第五卷第五期、第七期刊登8篇研究边疆史地的论文，第六卷第三、四合期有19篇，第五期有13篇，第八、九合期有13篇，第十二期有17篇，第七卷一、二、三合期有18篇，第四期有33篇，第五期有7篇，第八、九合期则有18篇[27]。另一方面，顾颉刚组织冯家晟等展开边疆地理调查，广泛搜集史地资料，“俾使精神国防益增巩固”，并先后编辑出版《西北研究专号》《东北研究专号》《南洋研究专号》《康藏专号》《察绥专号》等边疆史地研究专刊，吸引时人关注东北和西北边疆危局的目光[28]。

顾颉刚还认为，民族问题与边疆问题同生共存，呼吁“要把我们祖先冒着千辛万苦而结合成的中华民族经过探索出来，使得国内各个种族领会得大家可合而不可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使命，彼此休戚相關，交互尊重，共同提携，团结成一个最坚强的民族”[29]。力争激起中华各民族共同奋斗的热情。因此，《禹贡》刊登了大量关于民族研究和宗教研究的论文。以回、汉民族为例，顾颉刚专门邀请回族青年学者白寿彝编辑出版《回教与回族专号》与《回教专号》，目的是“使回人和汉人明白，原来回汉是混合无间的一家人，回汉在文化上、在种族上、在当前整个生存上，有绝对不可分割的关系”[30]，即从历史与现实的双向维度，研究申明回汉融合一体、不可分离的血肉关系。

要之，在日本侵华危急形势下，顾颉刚倡导经世致用、学术救国的编辑思想，《禹贡》半月刊的学术研究被赋予爱国意义，由一份单纯的学术刊物，变成爱国学者学术救国的典型代表，在1930年代引起了重大反响。

3 服务读者 造福学人

一直以来，顾颉刚秉持“以读者为中心”的编辑思想[31]，表示“通俗化是我们的目的，而专门化乃是我们的手段”[32]。为保持刊物的通俗性和学术性兼具，满足不同类型读者的阅读需要，顾颉刚不断调整刊物栏目形式与刊登内容，以求最大程度地服务读者、造福学人。

作为专业学术期刊，《禹贡》半月刊最初刊登的多是考据严谨的学术论文。晦涩难懂的文章大大限制了刊物的读者群，正如顾颉刚所说：“若永远板着脸说话，专收严整的考据文字，没有这方面兴趣的人必然是望而生畏的” [33]。考虑到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顾颉刚着力调整期刊的刊行内容，“此后每一期总当有一两篇地方记，作者各就自己最熟悉的地方，作一些不背事实的描写”[34]。主张在期刊上刊登内容活泼、题材新颖、阅读性强的“通俗作品”。自此之后，名山秀水游记、边疆调查报告、国内地理消息等栏目板块依次开辟，选择刊登历史、人文和自然类文章，受到了普通读者的欢迎，也扩大了刊物的影响面[35]。

顾颉刚认为，保持编辑与作者、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密切交流，有利于活跃群体间的学术讨论，增强《禹贡》半月刊的学术生命力，主张“《禹贡》中多刊关于讨论问题，报告研究状况及私人起居的通讯，并设法使研究范围相同之会员发生关系”[36]。1935年10月，顾颉刚在《禹贡》半月刊上开辟“通讯一束”专栏，用以刊登学术通讯和学术讨论，并殷切地希望“同人多多通信，俾不负本栏的创立”[37]。通讯专栏设立之后，《禹贡》收到了大量的来信。至1937年7月，《禹贡》在“通讯一束”专栏中，刊登了165封作者通讯[38]，其中不乏钱穆、张元济、赵元任、蒙文通等名家的参与。

《禹贡》半月刊的通讯专栏，不但成为顾颉刚办刊的一大特色，更成为编者、作者、读者之间互动的平台和窗口。许多作者、读者在来信中提议完善期刊栏目和内容，主编顾颉刚认真听取读者建议，择要添加按语、回复来信。这一举动，既丰富了顾颉刚的办刊思想，又提高了刊物的办刊水平。更关键的是，众多历史学者将“通讯一束”栏目作为学术讨论和争辩的平台，不但对《禹贡》所载文章进行点评，分享个人的学术心得，而且讨论学术研究发展趋向，起到了交流学术的功用[39]，奠定了《禹贡》半月刊专业学术刊物的历史地位。

4 培育稿源 奖掖学子

对学术刊物而言，其地位的高低、口碑的好坏，与稿件质量有很大的关系。若稿件作者队伍强大，稿件质优量足，那么期刊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便有充分保障。拥有丰富办刊经验的顾颉刚，非常重视《禹贡》半月刊作者队伍的培育，除利用个人社会影响力，邀请学界名流提供稿件之外，顾颉刚格外爱惜、欣赏青年人才，耐心指导年轻学子走上科研之路，最终保障了期刊作者队伍的日益强大。

对稿件的“兼容并包”，是顾颉刚编辑期刊的重要思想。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时，明确指出“外面的投稿，我们一律欢迎”[40]。此外，他还利用北平知名学者云集的地域优势，凭借个人学术地位和学界人脉，积极开展邀稿活动，帮助《禹贡》半月刊扩充潜在的作者队伍。据不完全统计，《禹贡》半月刊所载700余篇论文，出自300余人之手[41]，包括钱穆、张国淦等学术名家，足见《禹贡》半月刊稿源之丰富、作者之多元。

顾颉刚还有意识地弥补《禹贡》刊文的结构性短板，希冀将刊物办成富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如针对《禹贡》作者群擅长考证、不善理论的局限，顾颉刚“甚望能作理论文字之人肯加入”[42]。又如《禹贡》的刊文中，关于西南与南洋研究的稿件较少，顾颉刚遂邀请专门研究云南地理和南洋史地的丁骕、张星烺二人，诚恳邀请他们“写一篇论文在本刊发表”[43]，并希望南下广州教书的谭其骧也能“寄些文字或新闻来”[44]。此外，他还热烈盼望罗香林“就闽、赣、粤、桂人种问题，多写短文”，“无使本刊此一方面永在偏枯状态中也”[45]。经过顾颉刚的不懈努力，《禹贡》的作者队伍结构合理、各有专长，“满洲则有冯家晟先生，新疆则有黄文弼、王日蔚两先生，西藏则有吴玉年、傅成镛两先生，而蒙古方面亦有杨次弓与侯仁之先生”[46]。

顾颉刚素以爱才著称，其创办《禹贡》的初衷便是为青年学生提供学术训练平台，“希望他们（指青年学子）好”[47]。在致谭其骧信中，他自叙办刊胸怀：“若为自己成名计，自可专做文章，不办刊物；若知天地生才之不易，与国家社会之不爱重人才，而欲弥补这个缺憾，我们便不得不办刊物”[48]。他不但主动为每位学生拟定写作题目，还认真帮助学生修改、补充和润色习作，并在《禹贡》刊登青年学子的研究成果，“藉收观摩之益”。在顾颉刚这一思想影响下，《禹贡》半月刊最初主要刊登北大、燕大和辅仁三校青年学子的研究文章[49]。

顾颉刚的这一做法引起当时部分学者的异议，他们认为青年学子的研究略显幼稚、缺乏积淀。顾颉刚回应说：“这是一班刚入门的同志的练习作品，说不到成绩和贡献，……我们正在开始工作，只要路道不走错，勇气不消失，又永远能合作下去，我们的前途自然有无限的光明，也没有受人菲薄或妄自菲薄的理由”[50]。又称“我们能够聚集一班青年，唤起他们对学问的热心，使他们常常做练习，那么一时虽嫌粗疏或幼稚，到底必可做出些看得出的成绩”[51]。事实上，顾氏此举激发了青年学子的学术热情，鼓舞了他们从事学术研究的信心。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回忆说：“当时我们每个人都很兴奋，跃跃欲试。”[52]许多著名学者的学术研究之路，如侯仁之、杨向奎、童书业等，便是从《禹贡》半月刊开始的。

综上可见，顾颉刚积有丰富的办刊思想和经验。在艰难困阻下，顾颉刚依然坚持独立办刊，在民族危机面前，则展现了赤心救国、不拘学术的风格，面对期刊读者与作者，他在学术与通俗之间找到完美的平衡点，并全心致力于奖掖青年学子，造就学术研究人才。顾颉刚的期刊编辑思想和实践，对当今的期刊编辑工作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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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雅. 顾颉刚与朴社[J].出版科学，2010（1）：105-108

[3]马长林，张爱平.顾颉刚致李书华函选辑[J].档案与历史，1987（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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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顾颉刚.纪念辞[J].禹贡，1937，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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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王学典，李梅，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M].北京：中华书局， 2011：223

[36]顾颉刚.通讯一束[J].禹贡，1936，5（7）：78.

[37]顾颉刚.通讯一束[J].禹贡，1935，4（4）：94

[40]顾颉刚.编后[J].禹贡，1933，1（1）：23

[41]严之山.顾颉刚与《禹贡半月刊》[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8（2）：158

[43]顾颉刚.通讯一束[J].禹贡，1935，4（7）：60

[47]顾颉刚.顾颉刚自述[C].高增德等编.世纪学人自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57-58

[50][51]顾颉刚.编后[J].禹贡，1933，1（2）：31，31

[52]侯仁之.回忆与希望：纪念禹贡笔谈[J].历史地理，1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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