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考古100周年心得体会12篇

仰韶考古100周年心得体会12篇仰韶考古100周年心得体会　　充分认识仰韶文化丰富内涵　　充分认识仰韶文化的丰富内涵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文化研究的开端，也是考古时间最长的史前文化。　　通过持续不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仰韶考古100周年心得体会12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仰韶考古100周年心得体会

　　充分认识仰韶文化丰富内涵

　　充分认识仰韶文化的丰富内涵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文化研究的开端，也是考古时间最长的史前文化。

　　通过持续不断的考古，我们对仰韶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作用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首次证实中国存在发达的新石器文化。仰韶文化的命名，揭开了科学探索中国史前文化的序幕。经过近百年的科学探索，原本单一命名的仰韶文化，已经成为既有联系又有不同的仰韶文化群，在我国史前文化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中期彩陶花瓣纹盆。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的仰韶文化中期特大型房址。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中晚期牙雕家蚕。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中期玉器。仰韶文化对我国古代文明的贡献显而易见仰韶文化的重要价值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它是我国延续时间最长的考古学文化，年代约距今7000至4700年，长达2000多年，代表史前重要的发展阶段——仰韶时代。西安半坡、陕县庙底沟、郑州大河村、濮阳西水坡、秦安大地湾等都是著名的遗址。仰韶文化大体可分为初、早、中、晚四期，其中仰韶中期的庙底沟期是其鼎盛时期，文化面貌空前一致。而在大约5000年后，大致都演变成了龙山文化。仰韶文化是我国分布地域最大的史前文化，涉及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甘肃、青海、湖北、宁夏等地。遗址数量众多，仅河南就多达3000余处。作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它向外具有较大辐射力。尤其是其富有特色、线条柔美流畅、色泽艳丽的彩陶的大范围传播，被考古学家认为是代表了史前第一次艺术浪潮，波及周边地区，达到史前艺

　　术的高峰。仰韶文化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见证，考古学理论的发展、方法的

　　进步大都与其发掘研究相关。仰韶村遗址首次发掘是我国考古学的发端，众多考古学者都曾参与其研究。1951年，该遗址的第二次发掘成为新中国率先开展的考古工作之一。上世纪90年代初，渑池班村遗址的发掘开创了田野考古中多单位联合、多学科参与的新模式，是考古学科从文化史研究向复原古代社会和重建历史转变的重要标志，其核心文化也是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考古研究成果极为丰富的史前文化。上世纪80年代前，它曾长期成为整个新石器时代研究的主要内容和中心课题，往往启示或推动其他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同时，它长久以来都是科技考古一显身手的主舞台，成果丰富。

　　可以说，仰韶文化影响深远，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贡献显而易见。仰韶文化最新的考古成果为深入认识仰韶文化社会复杂化进程，结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豫晋陕交界三门峡地区的新石器遗址开展了较为全面的考古调查。河南灵宝市是仰韶文化中期的核心分布区。在10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193处，是中原新石器遗址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县市。结合文化谱系研究可知，进入仰韶时代，文化、聚落便开始稳定持续的发展，经仰韶初期、早期千余年的积累，到距今约5800至5000年的仰韶中期，聚落的数目、面积均达到顶峰。既有面积达近百万平方米的特大型聚落，也有四五十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更常见的是20万平方米左右的中型聚落和10万以下乃至仅数千平方米的小型聚落。我们很容易将其分为区域核心聚落、聚落群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这种明显的分化，呈现为“金字塔”型多层级区域聚落结构。据考古发掘材料，一个大型聚落内部也有分化，面积达200平方米以上的特大房址、百余平方米精心加工的大型房址，往往

　　和大型高等级墓葬组合在一起。面积数十平方米的中型房址和中型墓葬组合，面积十余或几平方米的小型简陋房址便只有仅可容身的小墓甚至灰坑乱葬相邻。其中西坡遗址的发现最有代表性，大墓出土玉器、象牙器等珍贵文物，最大的房址外带回廊，共516平方米，是迄今所见中国史前最大单体建筑，开创回廊式古典建筑先河，很可能是高耸的重檐大屋顶，具殿堂性质。这时社会或者已分化出平民、显贵、首领、甚至“王”的差别，进入复杂社会。

　　在仰韶文化分布区偏东的河南郑州以西至河洛地区，仰韶中晚期文化十分繁盛。大型中心性聚落呈丛体状集群分布，规模普遍庞大，动辄数十万平方米，多有二三周宽深环壕，出现中原最早一批城址。郑州大河村遗址经过多次发掘，面积70万平方米，规模大、各个时期的文化序列完整。考古发现完全建筑在地面上的连间套房，墙体高达一米，并排相连，保存完好。以造型独特的彩陶双联壶和绘有大量太阳纹图案为代表的彩陶则集中体现了当时高超的制陶技术。

　　河南郑州西山最早发现仰韶文化城址，发现技术先进的版筑城垣，在建筑史上占居重要地位。最近，郑州点军台和大河村也分别发现同时期城址。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位于伊洛河汇入黄河地理位置独具的“洛汭地带，现存面积117万多平方米，是迄今经发掘确认最大的仰韶文化遗址。遗址有三重环壕，核心区是由半围墙和壕沟圈护的多排大型房址区组成似具准宫城性质的“宫殿”区，或属中国最早瓮城雏形。深厚夯土筑成大型广场。

　　郑州青台遗址环壕4条，居住区、墓葬区、祭祀区、作坊区功能明确。青台及郑州汪沟遗址都出土有目前中国年代最早的丝绸。双槐树还出土有牙雕家蚕，晶莹剔透，呈现吐丝前蓄势待发的状态。这些坚实的材料表明，丝绸发源于我国，农桑文化已经形成。

　　不断深化对仰韶文化的认知仰韶文化分布在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但它充分吸收了黄河上下游及南北邻近地区的文化因素。

　　在湖北枣阳雕龙碑、河南邓州八里岗、淅川龙山岗、南阳黄山遗址都发现有仰韶中晚期带先进木质推拉门的套间房址。

　　陕西高陵杨官寨仰韶中晚期聚落面积80余万平方米，大型环壕、大片墓地、制陶作坊区规划显著，中部发现大型池苑遗迹，可带给附近的排水设施1000立方米的储水量。

　　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晚期中心聚落有一座特大型复合体宏伟建筑，具有“前堂后室、东西厢房”独特结构，占地290多平方米，主室地面抗压强度相当100号水泥，出土重要公共用器，显系殿堂。

　　凡此表明，各地、各时期的仰韶文化，或正壮大，或已形成文化体系，共同构成仰韶文化的丰富内涵。

　　仰韶文化复杂化是在仰韶中晚期出现的，是在仰韶初、早期稳步发展基础上先量变后质变的结果，它是黄河流域自然条件下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在长期积淀下形成了世俗淳朴、务实重农、重族群集体、兼收包容等诸多中原的基本品质。

　　仰韶文化复杂化的特点、发展模式，符合中原地区的生存条件、文化传统、背景，其分布区域正是中原龙山文化和夏商周三代的地域舞台。因此，仰韶文化开启了中国早期文明化进程，其文化特质被继承和发展。

　　中国史前文化有多个文化圈，而仰韶文化圈与其他文化圈的互动从未停止，中华文明就是在这样的互动中逐渐出现的。

篇二：仰韶考古100周年心得体会

　　仰韶文化点亮华夏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卢江良;王源源

　　【期刊名称】《科学24小时》

　　【年(卷),期】2017(000)010

　　【总页数】4页(P38-41)

　　【作者】卢江良;王源源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镇仰韶村，位于渑池县城北9千米处韶山脚下。本来，这里只是黄河岸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一次考古发现，使这个北方的普通村庄成为中外史学界、考古学界向往的古文明“圣地”，此处的古文化遗址也被命名为“仰韶文化遗址”，翻开了我国原始社会考古研究的第一页。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考古界活跃着一位来自瑞典的地质学家——安特生。当时，安特生被中国北洋政府聘请担任农商部矿政顾问，主要职责是寻找矿藏。他曾在张家口找到了龙烟煤矿，为此还受到了大总统袁世凯的接见。然而，安特生更大的兴趣其实是远古文明，因此，他在进行寻找矿藏的同时，对任何可能发现古人类化石的线索都不放过。1920年，安特生的助手、中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采集员刘长山到豫西采集古脊椎动物化石。在渑池县仰韶村，他收集到了一些村民耕地时翻出的石斧、石镰、石刀等古老石器，他判断这些石器极有可能是远古时期的。随后，刘长山又来到村民们

　　挖出石器的地方现场勘查，发现了红底黑花、表面光滑的彩陶残片。于是，刘长山采集、购买了600多件石器和陶片，并将它们全部带回了北京。安特生见到这么多的石器和陶片非常震惊，他推断仰韶村是一处庞大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文化层堆积一定十分丰富，于是他立刻亲自到仰韶村考察证实。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刘长山等一行5人来到了渑池县仰韶村。在路边的断壁上，他们发现有许多深灰色的口袋形灰坑非常符合古人类活动遗址的特点。随后，他们在这些灰坑中清理出了大批石器和陶片，并初步分析了已知的范围、地层及遗物的出露情况，确定仰韶遗址分布在仰韶东沟和西沟之间的南北长900米、东西宽300米的冲沟内，为正式的发掘做好了铺垫。1921年10月23日，经过北洋政府农商部和地质调查所的批准，并取得河南省政府的同意，安特生和刚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年轻地质学家袁复礼等5位助手一起来到了仰韶村。他们的这次考古发掘拉开了我国田野考古的序幕。他们的发掘工作从10月27日开始，一直持续了35天。安特生和他的助手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共挖掘了17个地点，出土了一大批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及一具人骨架。出土的陶器以红陶为主，也有灰陶，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极具特色的彩陶，其表面的釉彩是用红、黑、白色矿物作原料研成粉末，涂于器物表面烧制而成，不会脱落或褪色。这些考古发现证实了仰韶村确实是古人类活动的一个遗址，距今大约有7000年的历史，远古时期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制陶、狩猎、捕鱼，已经具有很高的生活智慧。通过对仰韶村发掘的出土文物的系统整理，1923年，安特生正式发表了《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在分析仰韶文化的性质时，他认为仰韶文化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前身，仰韶遗址的发现证明中国存在史前文化，并且中国文化的根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时代。在此次考古活动中，袁复礼还测绘了我国考古学史上最早的一幅田野考古作品—

　　—《仰韶村遗址地形图》。考古学的惯例是将首次发现古文化遗存的地名命名为该文化的名称，因此，一种在渑池县仰韶村首次发现的以彩陶为主要标志的远古文化系统便被称为“仰韶文化”。仰韶了发掘。7月2日，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考古工作者在仰韶文化堆积层最丰富的地方，挖掘了一条长20米、宽2米的探沟，发现墓葬9座，出土了彩陶罐、碗、小口尖底红陶瓶、灰褐陶鼎等，还发现了黑陶、压印方格纹灰陶、蓝纹陶、灰绳纹鬲、陶杯等。通过这次发掘，专家学者们发现仰韶村遗址为4层文化层相叠压，自下而上是文化的发现，填补了中国远古文化发展史上的空白。早在17－18世纪，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一些外国学者对古老神秘的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根据一些传教士的见闻及中国的古文字、神话、传说等，对中国的文化起源展开了丰富的想象和推测。他们推论，中国文化起源于埃及、巴比伦、印度或中亚等，甚至还把中国的三仰韶文化中期－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龙山文化中期。龙山文化是指发现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市龙山街道附近的一处文化遗址，最突出的代表是造型独特、工艺精美的黑陶，考古学家最初称其为黑陶文化，后又命名为“龙山文化”。考古工作者经过对仰韶村遗址挖掘出土的文物分析鉴定，确定了该遗址的性质，证明它是一处包含仰韶和龙山的混合文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彩陶文化”。1961年，仰韶文化遗址被国务皇五帝说成是巴比伦人。他们普遍认为，中国人既没有自己的史前文化，也没有自己的石器时代。中国古代文明源于西方，后来的中国文化乃至人种都是从西方而来的。这便是当时曾在业界盛行一时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我国不但有石器时代，而且还相当发达，这在学术界是一件非常重大的成就，引起了国际考古学界的高度重视。为了进一步了解该遗址的文化内涵和来龙去脉，1951年6月，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河南调查团夏

　　鼐等专家学者再次对仰韶村遗址进行院确定为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20世纪60年代，“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依旧风行，苏联考古学家甚至把仰韶文化的渊源归结到乌克兰的特里波列文化和中亚细亚的安诺文化，国内的学者对其进行了强有力的驳斥，引发了一场大辩论，从而又一次引起了世界范围的“仰韶热”。当时，大批的国内外学者到仰韶村参观和考察，考古学界开始酝酿对仰韶遗址的第3次发掘。第3次发掘是在1980-1981年间进行的，由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考古工作者与渑池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共同主持。这次发掘进一步澄清了仰韶村古文化遗址的渊源，证实了该遗址含有仰韶和龙山2个考古学文化，4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层叠压关系，强有力地否决了“仰韶文化西来说”，并为研究我国社会发展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1994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人员组织我国和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考古专家进行国际田野文物考察，在仰韶村附近的班村，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数十斤经碳14测定确定为5000多年前的小米，这说明中国农业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以来的80多年里，考古学家在黄河流域的其他地区，又陆续发现了同样性质的村落遗址1000多处。按照考古学的惯例，它们被统称为“仰韶文化”。这些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西和陕西，其中有很多考古发现，如陶器制造、纺织、绘画、雕塑、文字、历法、宫室营建等，与文献记载中炎帝黄帝时代的创造发明相吻合。这对我国继完成夏、商、周断代研究后开展的“五帝探源”工程意义重大。可以说，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将从仰韶文化遗址中找到源头。仰韶文化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南达湖北，北抵内蒙，是黄河流域影响最大的一种原始文化，它纵横两千里，绵延数千年，从世界范围内来说，也是首屈一指的。目前已考古发掘的仰韶文化，展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种植业、手工业、纺织业、畜牧

　　业、渔猎采集业和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及社会形态的发展态势。仰韶文化的发现，翻开了中国原始社会考古研究的第一页，填补了中国远古文化发展史上的空白，因而仰韶文化遗址被中外考古界誉为“文化圣地”。仰韶文化遗址从发现至今共经过3次有计划的发掘，主要出土器物有石器、骨器、陶器、蚌器等。当时人们的生活用具均为陶质，有陶鼎、罐、碗、盆、钵、杯、瓮、缸等，这表明了新石器时代人类智力的提升及生活水平的提高。陶器不但可用于贮存谷物，烹饪美食，而且它变化多端的优美造型和装饰更满足了人类审美的需求。在这些陶制品中最具特色的要数精美的彩陶，它不仅色彩绚烂，而且绘有精美的装饰图案，其纹饰有宽带纹、网纹、花瓣纹、鱼纹、弦纹和几何图形纹等。这些纹饰充分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对美的追求。精美的彩陶是仰韶文化独具的特征，所以“彩陶文化”也一度泛指中原地区这一时期的原始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守护好这块象征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圣土，当地政府在国家、省、市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在遗址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一方面大力宣传文物保护法规，并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了《渑池县仰韶文化遗址保护管理办法》，使遗址保护工作有章可循；另一方面，他们又多方筹措资金，在仰韶村遗址上修建了断壁保护室和文物陈列室，整修了道路并完善了各项保护设施，从而为该遗址的保护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2011年，在纪念仰韶文化发现90周年之际，经国家文物局和河南省政府批准，在仰韶村遗址保护区兴建的一个集文物保护、陈列展示和科学研究功能为一体的仰韶文化专题博物馆——仰韶文化博物馆落成并对外开放。该博物馆主要展示黄河流域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的文物，共设有3个展厅：第一展厅展出仰韶村遗址三次发掘的主要成果；第二展厅展出仰韶村遗址发现者、瑞典学者安特生在仰韶村和我国其他区域的主要考古活动；第三展厅展出中原地区各个仰韶文化典型遗址出土的226件代表性文物。

　　数千年前，仰韶文化如第一缕曙光，照亮了中华文明的漫漫长河。而今，矗立于渑池县仰韶文化遗址上的仰韶文化博物馆，承载着这缕耀眼的光辉，向世人展示中国灿烂辉煌的远古文明，也令崤函大地光彩倍增。

篇三：仰韶考古100周年心得体会

　　阅读考古发掘报告的几点心得体会王悦婧201211212最近我比较细致地读了一本发掘报告(《郑州大师姑2002-2003》)，泛读了一本发掘报告(《辉县孟庄》)，翻阅浏览了几本发掘报告，并且参与到了整理发掘资料的过程中，我有以下几点心得体会：一、收获考古报告就像考古学的“文献”史料，阅读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有学者指出考古报告的定位主要是具有资料性和科学性的性质，它具有对遗存信息的储存和传播功能，是对田野考古工作的忠实记录和集中表述[1]。考古报告是提供给所有人研究的科学资料。有学者指出理想的考古报告首先必须全面地公布资料，尽可能没有遗漏和删改;其次便于别人检索和利用[2]。学术界关于理想的考古报告的讨论很多，《中国文物报》从2000年4月开辟了“理想的考古报告专题讨论”栏目，近年来的一些报告也被认为有了很大改进，如《舞阳贾湖》《天马——曲村》等报告。但是不论是怎样的改进与创新，最为本质的东西没有变，要保证基本的描述与记录的质量的传统没有变，基本的研究内容变化也不大。关于形式方面的改进的建议也不少，一个主要的趋势就是希望田野考古成果的发布有更广泛的面向性，对于考古报告中过于重视器物的分类和描述，而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较少的批评比较常见;还有一种批评即是认为考古报告的专业性太强了，很难面向学科外的读者，针对于此的一种改进意见是改进其编撰形式“使学科内、学科外的读者都可以直接阅读和使用可靠资源”[3]。考古报告中有很多的专业术语，发掘中也有很多专业作法，刚开始的阅读过程中对于我这个丝毫没有过发掘经验的人来说，难度很大，但耐心下来看了一段时间后，我对这一领域同行的交流平台渐渐有了一点认识。从大的方面来说，一般的报告的框架和基本内容还是比较固定的，通常前言中会有必要的背景交代，如该遗址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发掘经过、大的地层堆积情况以及分期情况等;接下来通常会从不同时期的遗存来分开论述，每一时期都会从遗迹、遗物两个大的方面来介绍出土物的情况，有些会对这一考古学文化进行更加细化的分期与年代研究，出土物的介绍通常会以两种形式呈现，能进行类型学研究的会分型定式，其他的则会以地层单位来加以介绍;报告的最后通常都是结语部分，会讨论该遗存的性质，对发掘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个说明，对一些特殊遗迹(如史前城址)进行一些讨论，提出编写者的一些认识等等。但在具体的资料分布方式及类型学研究方面会根据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在许多小的细节问题上，通过报告中前后印证以及向师友请教等方法，终于能弄清一些基础的常识问题。例如柱坑与柱洞的区别，在器物描述方面的诸多位置的具体所指，一些器物的功能用途，相似器物的对比分析等问题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在类型学方面的研究我掌握程度还是不太理想，理论上了解了分型定式的基本知识和步骤，但具体的操作和分析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对于型式的划分依据总是有一种不能切中要害的感觉，运用上也很不熟练。

　　二、感悟这里我想真诚但有点冒昧地谈几点我的切身感受：1.阅读的艰难——学术性与普及性的调和《郑州大师姑2002-2003》是我读的第一本考古发掘报告，而以前从未有过相关方面的培养和训练，也没有田野实践的经历，在刚开始阅读时，我深刻体会到了阅读的艰难，很多的专业术语一知半解，而且有很多的疑问和不理解，我强迫自己看进去并不断地像师友请教，这一情况才渐渐有了好转，看的图多了，慢慢也就弄清楚了一些专业术语的具体所指了。从这段经历，我联想到了一个老命题的争论，即学术性与普及型的调和问题。我从来没有质疑过考古报告应当具有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它无可争议的主要功能是提供给研究者科学的资料，可是当考古学朝着大众化的趋势发展时，当公共考古学越来越为人所关注，这些科学资料是否应当具有更为广泛的面向性，考古报告是否可以在保证其学术性的同时稍作一些改变，以兼顾非专业的但关注其成果的人呢?毕竟公众有了解的权利和欲望，考古人也有一份社会责任，这也是公共考古兴起的原因。那么公共考古是否可以在考古发掘报告中做点什么呢，让这些科学资料为更多的人所利用。虽然学术性与专业性的调和绝非易事，专业的、学术的很难做到真正的大众，但是是否可以在形式上做一些改变使学科内、学科外的读者都可以阅读和使用这些资料。这与普及有一定的区别，普及是把专业性的通俗化、简单化，这就很可能会损害学术性，可如果是添加一些简单的背景知识介绍或添加一些注释说明，让阅读者能够较为容易地熟悉一些术语，比较快地理解这些资料，应该不会减弱学术性。2.报告的结构——类型学与其他方面研究的比重问题类型学研究在考古报告中占了很大比重，关于考古报告的诸多讨论也都关乎类型学。陈淳先生将这种常见的批评概括为：“类型学被奉为撰写报告的圭臬”并认为费尽心思来分辨类型和对发现的器物分类，但往往忽视了为何要建立这样的类型和进行分类的理由，结果就只是罗列[4](P151-162)。我阅读的过程中也深刻感受到了器物的分型定式在报告中的绝对重要性。基本上会对所有能进行类型学研究的器物进行研究，在发表资料方面也是如此，通常都是对器物进行类型学排队，选出典型标本发表，再把其他物品资料按单位发表出来。不仅遗物会进行类型学研究，一些遗迹也会如此，如灰坑、房屋、墓葬等。在对器物分类的同时，会进行描述和介绍，通常会包括其出土的位置、基本的形态特征以及一些测量数据等内容。结合这些信息读者便可以检验器物的分类和描述是否科学，这些描述与记录的质量又如何，这也是衡量报告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前后矛盾或者说是前后说法有出入的地方，比如说关于器物口沿的种种分类，就让我觉得很迷惑，在前一类中的翻沿斜折就与后一类的翻沿斜折有差别;关于器物描述方面也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同一部位会用不同的名称来进行描述;还有一些衡量概念很难把握，如高领与低领的划分、卷沿与翻沿的区别等等。我能感受到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包含了不少主

　　观性的东西，即研究者在作为共同的交流平台的术语体系之外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一些自己的主观认识。不得不承认人为的主观因素对客观材料有着巨大的影响，这点不光是在考古学的类型学研究领域，在诸多学科的研究中都会存在，我们能做和应该做的是尽可能降低主观性的影响，尽可能地向科学靠拢。对此有不少学者也提出过一些建议：如认为“类型学需要一个独立于任何具体文化组合的类型学标准”，还有诸如在制定类时，应考虑不同器物的生产方式和材料特点等[4](P171-172)。为了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尝试降低主观性的努力应当是有意义的。就类型学而言，考古分类中有原型分类和异型分类，原型分类是将器物的归组方式大体与史前工匠的归组方式相同，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类型学境界”[4](P153)，由此我们不禁想民族学中提到的由“客位”转变为“主位”的研究方式应该会比较能接近其本来面目;还有所谓“移情”的方法，虽然目前它缺乏具体的方法论，但仍有较大的探索空间;关注地域传统与文化传统也有助于达到共识。总体来说，除了研究思维的转变，一些更加细化的学术规范或许也会降低主观性的影响，如果能找到影响形态的决定性因素，或者一些近似“唯一性”的因素，这无疑会提升研究的科学性。类型学在考古报告中所占的比重是如此之大，相比之下，对遗迹和遗物的研究就显得很单薄了。更多的是注重描述与分类，可更进一步的综合分析研究除了能在结语中看到一些，其他的地方就很不显著了。在结语中通常会对遗存的性质、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类比研究等做一简单的陈述，而对遗存的“阐释”和议论比较少，基本未见涉及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研究。讨论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涉及考古报告的定位问题，无疑它首要的功能是要保证基本的描述与记录的质量，但它也面对这样一种批评，即有的报告分类成为“一张出土遗存的目录单”，谈不上具体问题的探讨。并认为“许多后继的文化历史学分析在没有对这些大量的封闭性分类进行必要的调整和科学化处理情况下，直接用来进行年代学和文化关系的研究，没有意识到因人而异的分类标准在开放的比较分类中是毫无意义的”[4](P171)，类型学被神化，器物的分类和描述成为考古报告写作的规范;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编写报告要忠于发掘时的“地书”的原貌，应当述而不作，不要有过多的主观发挥，只需客观呈现资料。但我认为阐释和进一步研究并不会损害考古报告的客观性和资料性，类型学的研究仍是必不可少的，且需要不断提高其水平，但在分类和描述之后，可以有一些讨论，讨论与描述并不混在一起，不会影响研究者使用资料。在对聚落形态的各种遗存和各种文化类型品的报道分析之后，可将与之相关联的生态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专题和个案问题进行一些论述[5]。而且可以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的鉴定研究成果，而不是像大多数报告那样仅仅将这些成果作为附录处理。不仅在大的篇章结构上的安排可以做些调整，花专门的章节讨论，小的部分也可以有一些改动，排队之后可以紧跟着用文字描述其演变规律，对以上的划分理由进行总结，而且与作为划分依据的各项要对应起来;而在各器物的文字描述之后也可以有几句总结，即比较明确的点出某一器物类型的整体演变趋势，可以分析出原因的也可以加入一些逻辑性的推理论证，这个论证过程不与资料分布混在一起，对于那些只想获取资料做自己研究的读者而言，尽可以忽视这一部分;如果对编写者的研究成果有兴趣的，还可以将自己的研究与编写者的研究进行一个对比与借鉴。

　　三、形式方面的改进《郑州大师姑2002-2003》的考古报告中对遗物的介绍，是把能进行类型学研究的遗物选取了典型器物放在相应的考古学文化中分类和描述，其他的器物则在后面以遗迹出土物的形式又另作介绍，这样器物就分了两部分，在排队表述时有时要到组合单位去查看某些器物，在发表单位组合器物时又要去排队序列中查看某些器物，这给阅读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不便。对于这一点，有学者建议，将单位组合器物和标型器物互相搭配(其实极少是重复的)，这并不会占太多空间，而且也是有必要的[3]，这可以解决给读者造成的翻检困难以及不便于比较的问题，毕竟理想的考古报告除了必须全面地公布资料外，也应充分考虑其他研究者在检索和利用方面的便利。还有一种建议，我认为至少在理论上是具有吸引力的，即主张背景式的公布材料，反对自己先分型分式分类分期，然后按期别类型来公布材料，而是从大到小一层层剥，“这样可以清晰展示不同遗迹的包含关系的背景性逻辑框架”[2]。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类型学研究既然要从层位关系入手，又要接受层位关系的检验，那是否可以将两者结合的更紧密一些，让读者更直观的了解编写者分型定式的依据和缘由。是否可以在介绍各遗迹出土物的同时就进行类型学的研究，即以器物的类型贯穿地层关系的交代，也有点类似“背景式地公布材料”。在进行类型学的实践过程中，我发现一些报告的编写存在一些问题，它的地层关系并没有全面揭示，以至于就其公布的资料无法排出器物的式别，这不仅没有直观的图示来说明层位关系，甚至利用散落的遗迹位置说明也无法推理出来。在图片排版问题上，由于要考虑到排版的美观及节约，在一幅图中的若干个小图片的编号顺序与排队过程中的文字描述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在看完器物的文字描述时要到图中去找对应的标本图片，图没有按文字的顺序编号，有些图还相隔较远，这样就无法直接观察器物的演变趋势。虽然我能理解这种排版牵涉很多问题，要考虑到各小图片的大小、长度搭配以使整个大图看起来协调匀称等，但我也有点过分地想，如果能调和一下，使图片的叙述顺序和文字的叙述顺序是一致的，那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类型排队的过程了。最后在考古报告的呈现形式方面，我认为可以多样化一些，更好地利用当今的多种传播媒介。比如有学者曾经提出过，考古报告可以以书和光盘结合的形式出版[3]，将所有的图片以及考古工作的全部过程都制作进光盘中，以这种形象的方式展示资料的发现、整理过程应当会对他人的研究大有裨益。以上就是我的几点心得体会。

篇四：仰韶考古100周年心得体会

　　西安考古实习心得体会

　　历史文化系────西安考古实习报告系别：历史文化系班级：历史学1002班姓名：丁元平学号：202XXXX3西安考古实习报告有语云：“追寻一年历史去深圳，十年历史去上海，百年历史到上海，千年历史去洛阳，三千年历史去北京。上下五千年历史到陕西。”陕西，莽莽三秦大地，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西安，“秦中自古帝王州”，十三朝历史古都；秦始皇兵马俑，震惊寰宇的世界第八大奇迹之一。202X年9月25号，我们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历史文化系本科两个班的学生终于盼来了期待已久的西安考古实习！历时五天的亲身体验，我不仅接触到了最真实的历史，也对所学的知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理解。西安，古称“长安”、“京兆”，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其誉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是中华民族的发祥之地，最早由周文王营建，建成于公元前12世纪，先后有21个王朝和政权建都于此，是13朝古都，中国历史上的四个及其鼎盛的朝代西周、秦、汉、唐均建都西安。是举世闻名的世界四大古都之一，居中国古都之首，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影响力最大的都城，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文化的代表。远古时代，“蓝田猿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新石器“半坡先民”在此建立部落，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文王在建立丰、镐二京，从此揭开了西安千年帝都的辉煌史，有着3100多年的建城史和1200多年的建都史，先后有周、秦、汉、唐等13个王朝在这里建都，有“秦中自古帝王州”的美誉。西安曾经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著名的丝绸之路以西安为起点；“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则展示了这座城市雄浑、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悠久的历史文化人。紧接着就是慈恩寺、大雁塔、小雁塔。我们在感受了陕西在周、秦、汉、唐

　　的盛况后，就去慈恩寺体验玄奘取经后译经、讲经的历程。我还专门等到晚上，一睹夜幕下的西安音乐喷泉、西安电视塔以及华灯闪耀的西安古城墙、钟鼓楼等，在夜色和彩灯的装扮下，西安这座古城越发显得神秘而充满魅力。大雁塔在唐代就是著名的游览胜地，因而留有大量文人雅士的题记，仅明、清朝时期的题名碑就有二百余通。是古城西安的象征。因此,西安市徽中央所绘制的便是这座著名古塔。在大雁塔里面最让人感兴趣的就是一排许愿墙，

　　各种语言和文字的各种祝福体现了人类最淳朴的感情。参观完这些景点之后，已经是晚上，大家进入宾馆匆匆入睡。经过为期七天的亲身体验，我的西安实习之旅落下了帷幕。这次实习我看了很多，想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对于历史系的学生来说，考古实习是必不可少的，这样我们才可以接触到最真实的历史，最重要的是，结合我们所学的知识，达到与现实社会需求的接轨，更好的保存和发扬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以前人们对于文物的保护意识不够强烈，以至于我们国家的许多珍贵的文物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消失，经过在西安的所看所感，深感现在人们的意识在逐渐的加强，西安旅游业的发达，在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自己民族历史的重视已经觉醒。

　　有语云：“追寻一年历史去深圳，十年历史去上海，百年历史到上海，千年历史去洛阳，三千年历史去北京。上下五千年历史到陕西。”陕西，莽莽三秦大地，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西安，“秦中自古帝王州”，十三朝历史古都；秦始皇兵马俑，震惊寰宇的世界第八大奇迹之

　　第二天的第一站是半坡遗址。半坡遗址是黄河流域一处典型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母系氏族聚落遗址，距今5600－6700年之间。该遗址1953年春发现，遗址面积50000平方米。从1954年9月到1957年夏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近200名考古工作者，前后发掘5次，延续近4年时间，揭露遗址面积达10000平方米，获得了大量珍贵的科学资料。共发现房屋遗迹45座、圈栏2处、窖穴200多处、陶窑6座、各类墓葬250座（其中成人墓葬174座、幼儿瓮棺73座）以及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约近万件文物。半坡聚落的范围为不规则圆形。居住区在中央，分南北两片，每片有一座供公共活动用的大房屋，还有若干小房子，其间分布着窖穴和牲畜圈栏。居住区有濠沟环绕，沟北是公共墓地，沟东有陶窑场。据研究，此聚落是集聚两个氏族的部落住地。半坡居民的经济生活为农

　　业和渔猎并重。出土斧、锄、铲、刀、磨盘、磨棒等石制农具，镞、矛、*坠、鱼钩等渔猎工具。还发现粟的遗存和蔬菜籽粒，以及家畜和野生动物骨骸。常见陶器有粗砂罐、小口尖底瓶和钵。彩陶十分出色，红地黑彩，花纹简练朴素，绘人面、鱼、鹿、植物枝叶及几何形纹样。从陶器上发现22种刻划符号，有人认为可能是一种原始文字。半坡成人死后埋入公共墓地，常随葬陶器及骨珠等装饰品。发现两座同性合葬墓，分别埋着2个男子和4个女子，一般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的葬俗。死亡儿童埋在居住区，多采用瓮棺葬。一座女孩土坑墓中随葬品精致丰富，有木板葬具，表明当时对女子的爱重。

　　华清池，温泉浴池演绎过一段唐玄宗杨贵妃的美艳爱情，“虎畔石”、“捉蒋亭”又见证“西安事变”。市中心的钟古楼古色古香，楼巍然屹立。古时清早，晨钟洪亮，与对面傍晚击鼓报时的鼓楼遥相呼应，“暮鼓晨钟”构成一大景观。广场上，瓦蓝的天空中白鸽掠过，划过一道道优美的弧线，纤长的风筝一字放飞，摇曳生姿。通往鼓楼的地下通道里，精美的

　　纪念品让人眼花缭乱，款款陶埙，造型精美，制作精良，唇边轻依，漾出的曲调，或古雅深沉如泣如诉般的悲凉，或顽皮幽默式的欢快。

　　在最后一天的行程中，老师安排我们用一天的时间游览参观西线的景点，乾陵、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汉阳陵，这些气势辉煌的墓葬群体现了墓主人当时身份的显赫及生前的华贵生活。

　　乾陵修建于公元684年，经过23年的时间，工程才基本完工。气势雄伟壮观。乾陵位于陕西咸阳市乾县城北6公里的梁山上，陵区仿京师长安城建制。梁山是圆锥形石灰岩山体，共有三峰，北峰最高，海拔米，乾陵就在北峰之上。梁山南面两峰较低，东西对峙，中间为司马道，故而这两峰取名叫“乳峰”。据史书记载，陵墓原有内外两重城墙，四个城门，还有献殿阙楼等许多宏伟的建筑物。勘探表明：内城总面积240万平方米。城墙四面，南有朱雀门，北有玄武门，东有青龙门，西有白虎门。从乾陵头道门踏上石阶路，计537级台阶，其台阶高差为81．68米。走完台阶即是一条平宽的道路直到“唐高宗陵墓”碑，这条道路便是“司马道”。两旁现有华表1对，翼马、鸵鸟各1对，石马5对，翁仲10对，石碑2道。东为无字碑，西为述圣记碑。有王宾像61尊，石狮1对，周围还有17座陪葬墓。“唐高宗陵墓”墓碑，高2米，是陕西巡府毕源为高宗所立，

　　原碑已毁，现在这块碑是清乾隆年间重建的。此碑右前侧另一块墓碑，是郭沫若题写的“唐高宗李治与则天皇帝之墓”12个大字。另外在南门外有为高宗皇帝和武则天歌功颂德的《述圣记碑》和《无字碑》二通以及参加高宗葬礼的中国少数民族首领和友好国家使臣的石刻像六十一尊。在中国历史上，陵前石刻的数目、种类和安放位置是从乾陵开始才有了固定制度的，一直延袭到清代，历代大同小异。

　　汉阳陵出土的汉俑十分引人注意。他们只有真人的三分之一大小，约60厘米高，赤身裸体且没有双臂。据研究，这些陶俑在刚刚完工时都身着各色美丽的服饰，胳膊为木制，插入陶俑胳膊上的圆孔，以便木胳膊可以灵活转动，但经过千年的风霜之后，衣服与木胳膊都已腐朽，因此只剩下了裸露而残缺的身躯。兵马俑的队伍中有一部分是女子，大多面目清秀，身材匀称，但也有一些颧骨突起，面貌奇异，可能是当时的异民族兵员。比起秦始皇兵马俑的肃穆与刚烈，阳陵汉俑显得平和而从容，正反映了“文景之治”中的安详的社会氛围。西安，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经历过繁华昌盛的年代，曾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接待瀛海来客，聚集着万国衣冠，是举世闻名的大都市。他们也经历过艰苦危难的年代，曾经，严重的自然灾害，残酷的战争浩劫，使人民流离失所，室宇蓬蒿。回顾世界历史，多少显赫一时的古都，由于天灾人祸，曾几何时，就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不过留下一座废墟供人们凭吊，但西安，经历了多少灾难后，百折不挠，巍然屹立。且经过重建，特别新中国建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艰苦努力，筹划经营，古城焕发出了青春，显得更加壮丽伟大，闪耀着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历史光芒。

　　在西安的几天考古实习，自己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改变了自己的思维方式。最让自己震撼的是，外国的友人，不知他们是怀着对中国文明的好奇，还是一种对历史的执着和追寻，他们的态度是如此的令人敬佩，以至于我们中国人也会感觉到丝毫的惭愧。在这种历史际遇之下，我们要好好的发扬广大我们国家的文化遗产，向世界展现我们的姿态。这次西安之行，改变了我对于英语的看法，决定要好好的学习英语，以后可以坦然自若的与外国旅客交谈，显示东方大国人民的好客。实习这曲乐章已经落下帷幕，而我的学习还在继续。我要把这次实习的收获运用到今后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努力改变自己的不足，有目的地培养

　　自己各方面的能力，让自己不断得到提高！篇三：西安考古实习报告西安考古实习报告

　　3月12号早上，我们满怀期许和热情，踏上了去西安的列车。一路上，我们就像孩子一样又玩又闹，长这么大，仿佛第一次感受到了旅行的快乐，但我们是去实习。然而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心情，让我们感到任务沉重，因为我们终于有机会去亲眼见证那些在教科书上精美而又别致的考古实发掘出来的实物。终于经过差不多九个小时的颠簸，晚上七点多我们到了西安。还没下火车的时候，我们就远远的看见了在灯光映照下的西安古城墙，那是明朝修建的，是至今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古城墙遗址，存留至今。我们是坐车去陕师大的，一路上，我们欣赏和讨论着西安的夜景，观察着路旁的行人。我们最一致的感受就是西安的街道比兰州的宽，比兰州的整齐和干净。到陕西师大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收拾完以后，我们就带着对第二天行程的期待进入了梦乡。3月14号早上，我们乘车来到了位于临潼区的传说中的半坡遗址人类童年时期的生活遗址，距今6000多年，它的标志性图案是人面鱼纹。半坡遗址是仰韶文化最典型的遗存。发掘现场虽然被围了起来，但我们还是得到了身临其境的感觉，亲身感受到了考古在探索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遗址现场包括居住区、墓葬区、制陶区，翁棺葬的器具保留在原地，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还有几具人体遗骨，但都清晰可见，保留了发掘时的样子。在我们祖先的长眠之地，遐想着五六千年之前的事情，猜测着他们的生活，而一切都那么神秘，那些在陶器残片上留下来的刻画符号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是需要继续去探索和发现的谜团。平面呈曲尺形，面积6000平方米，由骑兵、步兵、弩兵和战车混合编组的大型军阵。大致可分为弩兵俑方阵，驷马战车方阵，车步、骑兵兵俑混合长方阵，骑兵兵佣方阵四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共有陶俑陶马1300余件，战车80多辆，并有大量金属兵器只展出了部分，部分还在试挖之中。三号兵马俑坑平面呈凹字形，面积约520平方米，它与一、二号坑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似为统师三军的指挥部，出土68个陶俑和4马1车。三号坑挖掘之后又掩埋。一般认为兵马俑只有三个坑，但讲解员跟我们说还有一个四号坑，而四号坑只是试掘了一部分，结果是空的，就没再挖，据

　　说是因为秦始皇去世得早，没来得及把兵马俑装进去。西安考古实习报告作为一名历史学的学生，众所周知，在我们历史学的授课中，一直都只是理

　　论的学习，没有实践，这就让我们在学习专业知识时，有很强的苍白感和无力感。考古学则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他正好弥为我们补了这种不足。而历史学与考古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无可厚非要二者兼注意之。学校为了提高我们的实际操作能力，丰富我们的专业知识，将书本理论与实际考察相结合，我们与202X年4月17日在学校的安排下，踏上了开往世界历史名都，华夏精神故乡-西安的火车，开始我们为期两天的实地考古实习。西安市位于黄河流域中部关中盆地，东经度～度和北纬度～度之间。东以零河和灞源山地为界，与华县、渭南市、商州市、洛南县相接；西以太白山地及青化黄土台塬为界，与眉县、太白县接壤；南至北秦岭主脊，与佛坪县、宁陕县、柞水县分界；北至渭河，东北跨渭河，与咸阳市区、杨凌区和三原、泾阳、兴平、武功、扶风、富平等县（市）相邻。辖境东西长约204公里，南北宽约116公里。面积9983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1066平方公里。西安地区自古有“八水绕长安”之美称。市区东有灞河、浐河，南有潏河、滈河，西有氵皂河、沣河，北有渭河、泾河，此外还有黑河、石川河、涝河、零河等较大河流。其中绝大多数属黄河流域的渭河水系。西安是一个多民族散杂而居的城市。全市共有民族53个，其中少数民族52个，常住人口万人，占人口总数的%。西安的小吃也很多，独具特色，一些最久负盛名的小吃有：biángbiang面,关于“biángbiang面”的得名，有着这样一个顺口溜－－“一点飞上天，黄河两道弯，八字大张口，言字往进走，左一扭右一扭，东一长（zhang）西一长，中间加个马大（dai）王。心字底，月字旁，留个钩搭挂麻糖，推个车车逛咸阳。”多少年来就一直听老人言传下来。因为这个字笔画繁多，所有字典都找不到，书面上极少见到，都是一边念顺口溜一边写才能写出这个字。锅盔,又叫锅魁、锅盔馍、干馍，是陕西关中地区城乡居民喜食的传统风味面食小吃。省外人编成的顺口溜“陕西十大怪”中，有一怪为“烙馍像锅盖”，指的就是锅盔，锅盔形似锅盖，边薄中厚，表面有轮辐状花纹，硬实筋韧，酥香可口，是馈赠亲友的佳品。另外还有牛羊肉泡馍、凉皮、肉夹馍牛羊肉泡馍也是西安市著名小吃，美味真的可以说是多不胜数啊。

　　西安深深的吸引着我，让我怀着十二分的激动心情去，亲眼见证我所了解的那些精美而又别致的考古发掘出来的实物，亲口品尝我所知道的那些精美而又美味的西安美食，亲身体验我所向往的那个古老而又蕴藏着无尽历史的西安这座历史古城。18日的早上7点钟我们到了西安，下了火车，我们就看见了西安古城墙，进入市区的时候，导游告诉我们，西安古城墙是明朝修建的，是至今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古城墙遗址。进入西安市区，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绿色，整片的绿色覆盖着西安宽广、整齐、干净的街道。

　　秦始皇兵马俑多用陶冶烧制的方法制成，先用陶模做出初胎，再覆盖一层细泥进行加工刻划加彩，有的先烧后接，有的先接再烧。其实当年的兵马俑各个都有鲜艳和谐的彩绘。我们发掘过程中发现有的陶俑刚出土时局部还保留着鲜艳的颜色，但是出土后由于被氧气氧化，颜色不到十秒钟瞬间消尽，化作白灰。现在能看到的只是残留的彩绘痕迹。兵马俑的车兵、步兵、骑兵列成各种阵势。整体风格浑厚、健壮、洗练。如果仔细观察，脸型、发型、体态、神韵均有差异：陶马有的双耳竖立，有的张嘴嘶鸣，有的闭嘴静立。所有这些秦始皇兵马俑都富有感染人的艺术魅力。让我印象最深刻，让我最震撼的是有“青铜之冠”之称的两乘大型铜车马。1980年冬，在秦始皇陵西侧20米处米深的地下出土了两乘大型铜车马。出土时破碎为1555块，经修复，完整如初。车通长米，高米，相当于真车马的一半。总重量为1241公斤，由大小3462个零部件组装而成。其中青铜制件1742个，黄金制件737个，白银制件983个。其形体之大，堪称“青铜之冠”。其设计制作也与现代工程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铜车为单辕双轮车，辕长米，轮径为米，车舆分前后，平面呈凸字形，凸突部分是驭手所坐之处。铜御者高米，重52公斤。其神态恭敬中又有一丝得意，充分表现出一个高级奴仆的心理。车室的后面有门，左、右与正前辟有三个窗户。导游告诉我们，现在大家所说的“走后门”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当然，那是并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那层反面的意思了。正前窗板为镂空的菱形花纹，窗板可以开启，便于主人与御手互通信息。两侧窗可以前后推拉，窗板亦是镂空菱形纹，从室内可以观察到车外的情况，但外面的人难以看清车内。蓬盖面积达平方米，将御水也罩在下面。蓬用铜骨架、铜条支撑，上覆以绢帛。4匹马的高度为到米，长度为到.15米。4匹马的重量也不相同，分别为177公斤、公斤、183公斤和

　　公斤。四马神态各异。中间的两匹马昂首正视前方，两侧的马略侧视，张大鼻如喘息状。耸立于马头之上的物体是车撑，用于支撑车辕，这样在长途休息时可减轻马的压力。铜车马在制作上运用了铸造、焊接、镶嵌、粘接以及子母扣、纽环扣、锥度配合、销钉连接等各种工艺。钻孔的最小直径为1毫米，饰件多处用如发丝的铜丝，窗板的铜片仅厚至枣厘米，车辆头的内孔滚圆，就象车床加工的一般。铜车马的许多零件都与现代使用的相似，如车门、前窗用的活动铰页，其形状与今日门窗上使用的活页非常相似；系马肚子、马颈的套环采用了策扣连接，策扣与今日人们用的腰皮带上的策扣完全相同。秦陵出土的铜车马共有两乘。前乘为护卫武士所居，此图为后乘。据考证，这仅是秦始皇车队中的属车，属于后妃一类人的乘车。史书记载，秦始

　　皇出游时这样的车乘有81驾，其盛况观此铜车马可想而知，而他本人乘坐的车马就当更为豪华气派了。

　　历史专业西安考古实习报告202X年4月，我们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三个班的学生终于盼来了期待已久的西安考古实习！历时七天的亲身体验，我不仅接触到了最真实的历史，也对所学的知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理解。西安也给我很大震撼，它是西北最繁华的城市，历时千年仍不失当年魅力，依旧发挥着历史名城的余韵，吸引着世界

　　各国游人膜拜在它的脚下。然后参观的是秦兵马俑墓葬坑大厅，导游告诉我们参观此厅“三分在看，七分在听”，的确，初见那些被灰土覆盖的土人时，我有些失望，因为他们缺胳膊少腿，也并没有在杂志课本中看到的那样雄伟，但是在认真听了导游的解说和一个个在书本中看不到的小故事后，那些表情不曾重复的面孔在我眼前生动起来。在导游的带领下，我们依次看了一、二、三号三个坑。一号坑规模最大，共埋葬兵马俑6000余件，凭栏俯视，东端3列步兵俑面向东方，每列68尊，是军阵的前锋；后面接着战车和步兵相间的38路纵队构成军阵主体；俑坑南北两侧和西端各有1列分别面南、面北和面西的横队，是军阵的翼卫和后卫。我们边走边听导游娓娓道来，想着这是2000年前的古代大军阵，他们披坚执锐，军容严整，气势雄伟，势不可挡，然后我感

　　觉历史距离的消失，一种神秘的力量把我带进喊杀震天、战马嘶鸣的古战场。二号坑在一号坑北侧，平面略呈曲尺形，是秦俑坑

　　中的精华，二号坑的发现揭开了古代军阵之谜，它由四个单元组成：第一单元即东边突出部分由持弓驽的跪式和立式驽兵俑组成；第二单元即俑坑南半部由驷马战车组成车兵方阵；第三单元由车、步、骑兵俑混合编制组成长方阵；第四单元即俑坑北半部由众多骑兵组成的长方阵。四个方阵有机组合，由战车、骑兵、驽兵混合编组，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严整有序，无懈可击。好一个2000年前的军阵，这不禁让我想到战国时期的最大战争秦、赵长平之战，秦军就是用这样的军阵密切配合，歼赵军40余万的吧！我们在二号坑还看到了考古发掘现场及遗址顶部木迹和部分陶俑、陶马的出土现状。三号坑在一号坑西北，成凹字形，武士俑按夹道的环卫队形排列，象征古代的军幕，是军阵的指挥系统。它规模最小，与一号坑距25米，东距二号坑约120米。三个坑呈“品”字状排列，它们既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恰好构成了一支强有力的军事集团，忠实的站立在秦始皇陵的东侧，象征着保卫陵园的卫戍大军。

　　三个墓葬坑看完之后我们随导游从大厅出来，开始听她讲始皇帝陵的整个布局。秦始皇陵园占地多达平方公里，由内外城两部分组成，在陵墓的北面还有许多宏伟的地上建筑，如寝殿、厢房、角楼等建筑群。秦陵地宫也有大量珍宝，目前还没有挖掘。地宫周围有许多陪葬坑，已发掘了珍奇异兽坑、马厩坑、兵马俑坑、刑徒墓地等600多座，其中兵马俑坑是秦陵东部最大的一组陪葬坑。

　　一的横穴窑，而且新近调整的半坡遗址出土文物陈列，运用了电子虚拟和幻影成像等现代化声光电的科技手段，动静结合、图文并茂地再现了半坡远古先民创造的灿烂文化。我们在半坡细细观赏，收获颇多。永泰公主墓阴冷、深长的墓道，“珠胎毁月”的墓志铭，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仕女图壁画、雕刻精美的石椁以及天井、雨道、盗洞等，都给我留下了墓室形象的深刻印象。以前我总无法想象出墓的结构与陈设，永泰公主墓的参观不仅使我亲身体验了墓的构造，也感受到了李显对女儿李仙惠的伤感与自责。永泰公主的墓虽然级别很高，但是相比乾陵、阳陵来说，就逊色很多。乾陵是武则天和高宗李治的合墓，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墓前石刻、无字碑和六十一尊王宾像，这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乾陵以山为陵，有四个城门，从朱雀门外向远处高耸的陵墓望去，可见墓前一条司马道相

　　当宽阔，直通北峰。两侧排列有124件雕刻精美、神态生动的石雕，其中有华表、翼马、朱雀各1对，石马5对，戴冠持剑的直阁将军石人10对等。无字碑巍峨厚重，立于碑前我不自禁开始猜碑为何无字，千年来每个人都有和我一样的疑惑，但我觉得不管出于怎样的原因立无字碑，测武则天作为女人这一生都是成功的。排列于内城东西闹楼的61尊石人像虽然大多没有头颅，但从其服饰可以看出都为外国人或少数民族，可见唐代的开放与对外交流的频繁。

　　碑林除了碑刻和石雕外，还有高大的牌坊、古朴的泮池、肃穆的棂星门、庄严的戟门，这些也都显示着昔日壮观、辉煌的孔庙。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原因，我们在碑林只参观了两三个小时，但对于碑林如此多需要仔细品赏的文物来说，短短几个小时只够走马观花式的看一遍，要真正去学习、弄懂，恐怕要在里面呆几年了！

　　在参观完碑林、明城墙后，我们七天的实习也落下了帷幕。此次西安之行，我看到了很多，学到了很多，也思考了很多。西安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经历过繁华昌盛，也体验过艰苦危难，千年后仍巍然屹立。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中国遗存的历史建筑屈指可数，但在西安仍然可以看到保存完整的历史文化建筑，西安也在新时期经筹划经营焕发出了青春的活力，更加显得宏伟壮丽，充满魅力。在西安的许多遗址景点，都有大量的外国友人，不管他们是怀着对中华文明的好奇，还是一种对历史的执着追求，他们的态度都令人钦佩，也使我们惭愧。

　　我在亲密接触了历史、感受了历史之后，才深刻体会到自己所学太过狭窄、浅薄，经过这次实习，我会更加注重自己专业知识的积累与专业能力的培养。考古实习已结束，但我们的历史学习仍在继续，实习也更加激发了我学习历史的兴趣，我会带着实习时的热情更加主动、深入的去学习历史。

篇五：仰韶考古100周年心得体会

　　历史文化系────西安考古实习报告系别：历史文化系班级：历史学1002班姓名：丁元平学号：201001120093西安考古实习报告有语云：“追寻一年历史去深圳，十年历史去上海，百年历史到上海，千年历史去洛阳，三千年历史去北京。上下五千年历史到陕西。”陕西，莽莽三秦大地，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西安，“秦中自古帝王州”，十三朝历史古都；秦始皇兵马俑，震惊寰宇的世界第八大奇迹之一。2013年9月25号，我们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历史文化系本科两个班的学生终于盼来了期待已久的西安考古实习！历时五天的亲身体验，我不仅接触到了最真实的历史，也对所学的知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理解。西安，古称“长安”、“京兆”，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其誉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是中华民族的发祥之地，最早由周文王营建，建成于公元前12世纪，先后有21个王朝和政权建都于此，是13朝古都，中国历史上的四个及其鼎盛的朝代西周、秦、汉、唐均建都西安。是举世闻名的世界四大古都之一，居中国古都之首，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影响力最大的都城，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文化的代表。远古时代，“蓝田猿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新石器“半坡先民”在此建立部落，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文王在建立丰、镐二京，从此揭开了西安千年帝都的辉煌史，有着3100多年的建城史和1200多年的建都史，先后有周、秦、汉、唐等13个王朝在这里建都，有“秦中自古帝王州”的美誉。西安曾经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著名的丝绸之路以西安为起点；“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则展示了这座城市雄浑、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悠久的历史文化人。紧接着就是慈恩寺、大雁塔、小雁塔。我们在感受了陕西在周、秦、汉、唐的盛况后，就去慈恩寺体验玄奘取经后译经、讲经的历程。我还专门等到晚上，一睹夜幕下的西安音乐喷泉、西安电视塔以及华灯闪耀的西安古城墙、钟鼓楼等，在夜色和彩灯的装扮下，西安这座古城越发显得神秘而充满魅力。大雁塔在唐代就是著名的游览胜地，因而留有大量文人雅士的题记，仅明、清朝时期的题名碑就有二百余通。是古城西安的象征。因此,西安市徽中央所绘制的便是这座著名古塔。在大雁塔里面最让人感兴趣的就是一排许愿墙，各种语言和文字的各种祝福体现了人类最淳朴的感情。参观完这些景点之后，已经是晚上，大家进入宾馆匆匆入睡。经过为期七天的亲身体验，我的西安实习之旅落下了帷幕。这次实习我看了很多，想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对于历史系的学生来说，考古实习是必不可少的，这样我们才可以接触到最真实的历史，最重要的是，结合我们所学的知识，达到与现实社会需求的接轨，更好的保存和发扬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以前人们对于文物的保护意识不够强烈，以至于我们国家的许多珍贵的文物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消失，经过在西安的所看所感，深感现在人们的意识在逐渐的加强，西安旅游业的发达，在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自己民族历史的重视已经觉醒。有语云：“追寻一年历史去深圳，十年历史去上海，百年历史到上海，千年历史去洛阳，三千年历史去北京。上下五千年历史到陕西。”陕西，莽莽三秦大地，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西安，“秦中自古帝王州”，十三朝历史古都；秦始皇兵马俑，震惊寰宇的世界第八大奇迹之第二天的第一站是半坡遗址。半坡遗址是黄河流域一处典型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母系氏族聚落遗址，距今5600－6700年之间。该遗址1953年春发现，遗址面积50000平方米。

　　从1954年9月到1957年夏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近200名考古工作者，前后发掘5次，延续近4年时间，揭露遗址面积达10000平方米，获得了大量珍贵的科学资料。共发现房屋遗迹45座、圈栏2处、窖穴200多处、陶窑6座、各类墓葬250座（其中成人墓葬174座、幼儿瓮棺73座）以及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约近万件文物。半坡聚落的范围为不规则圆形。居住区在中央，分南北两片，每片有一座供公共活动用的大房屋，还有若干小房子，其间分布着窖穴和牲畜圈栏。居住区有濠沟环绕，沟北是公共墓地，沟东有陶窑场。据研究，此聚落是集聚两个氏族的部落住地。半坡居民的经济生活为农业和渔猎并重。出土斧、锄、铲、刀、磨盘、磨棒等石制农具，镞、矛、网坠、鱼钩等渔猎工具。还发现粟的遗存和蔬菜籽粒，以及家畜和野生动物骨骸。常见陶器有粗砂罐、小口尖底瓶和钵。彩陶十分出色，红地黑彩，花纹简练朴素，绘人面、鱼、鹿、植物枝叶及几何形纹样。从陶器上发现22种刻划符号，有人认为可能是一种原始文字。半坡成人死后埋入公共墓地，常随葬陶器及骨珠等装饰品。发现两座同性合葬墓，分别埋着2个男子和4个女子，一般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的葬俗。死亡儿童埋在居住区，多采用瓮棺葬。一座女孩土坑墓中随葬品精致丰富，有木板葬具，表明当时对女子的爱重。华清池，温泉浴池演绎过一段唐玄宗杨贵妃的美艳爱情，“虎畔石”、“捉蒋亭”又见证“西安事变”。市中心的钟古楼古色古香，楼巍然屹立。古时清早，晨钟洪亮，与对面傍晚击鼓报时的鼓楼遥相呼应，“暮鼓晨钟”构成一大景观。广场上，瓦蓝的天空中白鸽掠过，划过一道道优美的弧线，纤长的风筝一字放飞，摇曳生姿。通往鼓楼的地下通道里，精美的纪念品让人眼花缭乱，款款陶埙，造型精美，制作精良，唇边轻依，漾出的曲调，或古雅深沉如泣如诉般的悲凉，或顽皮幽默式的欢快。在最后一天的行程中，老师安排我们用一天的时间游览参观西线的景点，乾陵、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汉阳陵，这些气势辉煌的墓葬群体现了墓主人当时身份的显赫及生前的华贵生活。乾陵修建于公元684年，经过23年的时间，工程才基本完工。气势雄伟壮观。乾陵位于陕西咸阳市乾县城北6公里的梁山上，陵区仿京师长安城建制。梁山是圆锥形石灰岩山体，共有三峰，北峰最高，海拔1047.9米，乾陵就在北峰之上。梁山南面两峰较低，东西对峙，中间为司马道，故而这两峰取名叫“乳峰”。据史书记载，陵墓原有内外两重城墙，四个城门，还有献殿阙楼等许多宏伟的建筑物。勘探表明：内城总面积240万平方米。城墙四面，南有朱雀门，北有玄武门，东有青龙门，西有白虎门。从乾陵头道门踏上石阶路，计537级台阶，其台阶高差为81．68米。走完台阶即是一条平宽的道路直到“唐高宗陵墓”碑，这条道路便是“司马道”。两旁现有华表1对，翼马、鸵鸟各1对，石马5对，翁仲10对，石碑2道。东为无字碑，西为述圣记碑。有王宾像61尊，石狮1对，周围还有17座陪葬墓。“唐高宗陵墓”墓碑，高2米，是陕西巡府毕源为高宗所立，原碑已毁，现在这块碑是清乾隆年间重建的。此碑右前侧另一块墓碑，是郭沫若题写的“唐高宗李治与则天皇帝之墓”12个大字。另外在南门外有为高宗皇帝和武则天歌功颂德的《述圣记碑》和《无字碑》二通以及参加高宗葬礼的中国少数民族首领和友好国家使臣的石刻像六十一尊。在中国历史上，陵前石刻的数目、种类和安放位置是从乾陵开始才有了固定制度的，一直延袭到清代，历代大同小异。汉阳陵出土的汉俑十分引人注意。他们只有真人的三分之一大小，约60厘米高，赤身裸体且没有双臂。据研究，这些陶俑在刚刚完工时都身着各色美丽的服饰，胳膊为木制，插入陶俑胳膊上的圆孔，以便木胳膊可以灵活转动，但经过千年的风霜之后，衣服与木胳膊都已腐朽，因此只剩下了裸露而残缺的身躯。兵马俑的队伍中有一部分是女子，大多面目清秀，身材匀称，但也有一些颧骨突起，面貌奇异，可能是当时的异民族兵员。比起秦始皇兵马俑的肃穆与刚烈，阳陵汉俑显得平和而从容，正反映了“文景之治”中的安详的社会氛围。

　　西安，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经历过繁华昌盛的年代，曾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接待瀛海来客，聚集着万国衣冠，是举世闻名的大都市。他们也经历过艰苦危难的年代，曾经，严重的自然灾害，残酷的战争浩劫，使人民流离失所，室宇蓬蒿。回顾世界历史，多少显赫一时的古都，由于天灾人祸，曾几何时，就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不过留下一座废墟供人们凭吊，但西安，经历了多少灾难后，百折不挠，巍然屹立。且经过重建，特别新中国建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艰苦努力，筹划经营，古城焕发出了青春，显得更加壮丽伟大，闪耀着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历史光芒。在西安的几天考古实习，自己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改变了自己的思维方式。最让自己震撼的是，外国的友人，不知他们是怀着对中国文明的好奇，还是一种对历史的执着和追寻，他们的态度是如此的令人敬佩，以至于我们中国人也会感觉到丝毫的惭愧。在这种历史际遇之下，我们要好好的发扬广大我们国家的文化遗产，向世界展现我们的姿态。这次西安之行，改变了我对于英语的看法，决定要好好的学习英语，以后可以坦然自若的与外国旅客交谈，显示东方大国人民的好客。实习这曲乐章已经落下帷幕，而我的学习还在继续。我要把这次实习的收获运用到今后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努力改变自己的不足，有目的地培养自己各方面的能力，让自己不断得到提高！篇三：西安考古实习报告西安考古实习报告3月12号早上，我们满怀期许和热情，踏上了去西安的列车。一路上，我们就像孩子一样又玩又闹，长这么大，仿佛第一次感受到了旅行的快乐，但我们是去实习。然而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心情，让我们感到任务沉重，因为我们终于有机会去亲眼见证那些在教科书上精美而又别致的考古实发掘出来的实物。终于经过差不多九个小时的颠簸，晚上七点多我们到了西安。还没下火车的时候，我们就远远的看见了在灯光映照下的西安古城墙，那是明朝修建的，是至今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古城墙遗址，存留至今。我们是坐车去陕师大的，一路上，我们欣赏和讨论着西安的夜景，观察着路旁的行人。我们最一致的感受就是西安的街道比兰州的宽，比兰州的整齐和干净。到陕西师大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收拾完以后，我们就带着对第二天行程的期待进入了梦乡。3月14号早上，我们乘车来到了位于临潼区的传说中的半坡遗址------人类童年时期的生活遗址，距今6000多年，它的标志性图案是人面鱼纹。半坡遗址是仰韶文化最典型的遗存。发掘现场虽然被围了起来，但我们还是得到了身临其境的感觉，亲身感受到了考古在探索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遗址现场包括居住区、墓葬区、制陶区，翁棺葬的器具保留在原地，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还有几具人体遗骨，但都清晰可见，保留了发掘时的样子。在我们祖先的长眠之地，遐想着五六千年之前的事情，猜测着他们的生活，而一切都那么神秘，那些在陶器残片上留下来的刻画符号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是需要继续去探索和发现的谜团。平面呈曲尺形，面积6000平方米，由骑兵、步兵、弩兵和战车混合编组的大型军阵。大致可分为弩兵俑方阵，驷马战车方阵，车步、骑兵兵俑混合长方阵，骑兵兵佣方阵四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共有陶俑陶马1300余件，战车80多辆，并有大量金属兵器只展出了部分，部分还在试挖之中。三号兵马俑坑平面呈凹字形，面积约520平方米，它与一、二号坑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似为统师三军的指挥部，出土68个陶俑和4马1车。三号坑挖掘之后又掩埋。一般认为兵马俑只有三个坑，但讲解员跟我们说还有一个四号坑，而四号坑只是试掘了一部分，结果是空的，就没再挖，据说是因为秦始皇去世得早，没来得及把兵马俑装进去。西安考古实习报告作为一名历史学的学生，众所周知，在我们历史学的授课中，一直都只是理论的学习，没有实践，这就让我们在学习专业知识时，有很强的苍白感和无力感。考古学则是一门实践

　　性很强的学科，他正好弥为我们补了这种不足。而历史学与考古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无可厚非要二者兼注意之。学校为了提高我们的实际操作能力，丰富我们的专业知识，将书本理论与实际考察相结合，我们与2012年4月17日在学校的安排下，踏上了开往世界历史名都，华夏精神故乡-西安的火车，开始我们为期两天的实地考古实习。西安市位于黄河流域中部关中盆地，东经107.40度～109.49度和北纬33.42度～34.45度之间。东以零河和灞源山地为界，与华县、渭南市、商州市、洛南县相接；西以太白山地及青化黄土台塬为界，与眉县、太白县接壤；南至北秦岭主脊，与佛坪县、宁陕县、柞水县分界；北至渭河，东北跨渭河，与咸阳市区、杨凌区和三原、泾阳、兴平、武功、扶风、富平等县（市）相邻。辖境东西长约204公里，南北宽约116公里。面积9983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1066平方公里。西安地区自古有“八水绕长安”之美称。市区东有灞河、浐河，南有潏河、滈河，西有氵皂河、沣河，北有渭河、泾河，此外还有黑河、石川河、涝河、零河等较大河流。其中绝大多数属黄河流域的渭河水系。西安是一个多民族散杂而居的城市。全市共有民族53个，其中少数民族52个，常住人口9.78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15%。西安的小吃也很多，独具特色，一些最久负盛名的小吃有：biángbiang面,关于“biángbiang面”的得名，有着这样一个顺口溜－－“一点飞上天，黄河两道弯，八字大张口，言字往进走，左一扭右一扭，东一长（zhang）西一长，中间加个马大（dai）王。心字底，月字旁，留个钩搭挂麻糖，推个车车逛咸阳。”多少年来就一直听老人言传下来。因为这个字笔画繁多，所有字典都找不到，书面上极少见到，都是一边念顺口溜一边写才能写出这个字。锅盔,又叫锅魁、锅盔馍、干馍，是陕西关中地区城乡居民喜食的传统风味面食小吃。省外人编成的顺口溜“陕西十大怪”中，有一怪为“烙馍像锅盖”，指的就是锅盔，锅盔形似锅盖，边薄中厚，表面有轮辐状花纹，硬实筋韧，酥香可口，是馈赠亲友的佳品。另外还有牛羊肉泡馍、凉皮、肉夹馍牛羊肉泡馍也是西安市著名小吃，美味真的可以说是多不胜数啊。西安深深的吸引着我，让我怀着十二分的激动心情去，亲眼见证我所了解的那些精美而又别致的考古发掘出来的实物，亲口品尝我所知道的那些精美而又美味的西安美食，亲身体验我所向往的那个古老而又蕴藏着无尽历史的西安这座历史古城。18日的早上7点钟我们到了西安，下了火车，我们就看见了西安古城墙，进入市区的时候，导游告诉我们，西安古城墙是明朝修建的，是至今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古城墙遗址。进入西安市区，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绿色，整片的绿色覆盖着西安宽广、整齐、干净的街道。秦始皇兵马俑多用陶冶烧制的方法制成，先用陶模做出初胎，再覆盖一层细泥进行加工刻划加彩，有的先烧后接，有的先接再烧。其实当年的兵马俑各个都有鲜艳和谐的彩绘。我们发掘过程中发现有的陶俑刚出土时局部还保留着鲜艳的颜色，但是出土后由于被氧气氧化，颜色不到十秒钟瞬间消尽，化作白灰。现在能看到的只是残留的彩绘痕迹。兵马俑的车兵、步兵、骑兵列成各种阵势。整体风格浑厚、健壮、洗练。如果仔细观察，脸型、发型、体态、神韵均有差异：陶马有的双耳竖立，有的张嘴嘶鸣，有的闭嘴静立。所有这些秦始皇兵马俑都富有感染人的艺术魅力。让我印象最深刻，让我最震撼的是有“青铜之冠”之称的两乘大型铜车马。1980年冬，在秦始皇陵西侧20米处7.8米深的地下出土了两乘大型铜车马。出土时破碎为1555块，经修复，完整如初。车通长3.17米，高1.06米，相当于真车马的一半。总重量为1241公斤，由大小3462个零部件组装而成。其中青铜制件1742个，黄金制件737个，白银制件983个。其形体之大，堪称“青铜之冠”。其设计制作也与现代工程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铜车为单辕双轮车，辕长2.46米，轮径为0.59米，车舆分前后，平面呈凸字形，凸突部分是驭手所坐之处。铜御者高0.51米，重52公斤。其神态恭敬中又有一丝得意，充分表现出一个高级奴仆的心理。车室的后面有门，左、右与正前辟有三个窗户。导游告诉我们，现在大家所说的“走后门”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当然，那是并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

　　那层反面的意思了。正前窗板为镂空的菱形花纹，窗板可以开启，便于主人与御手互通信息。两侧窗可以前后推拉，窗板亦是镂空菱形纹，从室内可以观察到车外的情况，但外面的人难以看清车内。蓬盖面积达2.3平方米，将御水也罩在下面。蓬用铜骨架、铜条支撑，上覆以绢帛。4匹马的高度为0.91到0.93米，长度为1.1到.15米。4匹马的重量也不相同，分别为177公斤、180.7公斤、183公斤和212.97公斤。四马神态各异。中间的两匹马昂首正视前方，两侧的马略侧视，张大鼻如喘息状。耸立于马头之上的物体是车撑，用于支撑车辕，这样在长途休息时可减轻马的压力。铜车马在制作上运用了铸造、焊接、镶嵌、粘接以及子母扣、纽环扣、锥度配合、销钉连接等各种工艺。钻孔的最小直径为1毫米，饰件多处用如发丝的铜丝，窗板的铜片仅厚至0.12枣0.2厘米，车辆头的内孔滚圆，就象车床加工的一般。铜车马的许多零件都与现代使用的相似，如车门、前窗用的活动铰页，其形状与今日门窗上使用的活页非常相似；系马肚子、马颈的套环采用了策扣连接，策扣与今日人们用的腰皮带上的策扣完全相同。秦陵出土的铜车马共有两乘。前乘为护卫武士所居，此图为后乘。据考证，这仅是秦始皇车队中的属车，属于后妃一类人的乘车。史书记载，秦始皇出游时这样的车乘有81驾，其盛况观此铜车马可想而知，而他本人乘坐的车马就当更为豪华气派了。历史专业西安考古实习报告2011年4月，我们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三个班的学生终于盼来了期待已久的西安考古实习！历时七天的亲身体验，我不仅接触到了最真实的历史，也对所学的知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理解。西安也给我很大震撼，它是西北最繁华的城市，历时千年仍不失当年魅力，依旧发挥着历史名城的余韵，吸引着世界各国游人膜拜在它的脚下。然后参观的是秦兵马俑墓葬坑大厅，导游告诉我们参观此厅“三分在看，七分在听”，的确，初见那些被灰土覆盖的土人时，我有些失望，因为他们缺胳膊少腿，也并没有在杂志课本中看到的那样雄伟，但是在认真听了导游的解说和一个个在书本中看不到的小故事后，那些表情不曾重复的面孔在我眼前生动起来。在导游的带领下，我们依次看了一、二、三号三个坑。一号坑规模最大，共埋葬兵马俑6000余件，凭栏俯视，东端3列步兵俑面向东方，每列68尊，是军阵的前锋；后面接着战车和步兵相间的38路纵队构成军阵主体；俑坑南北两侧和西端各有1列分别面南、面北和面西的横队，是军阵的翼卫和后卫。我们边走边听导游娓娓道来，想着这是2000年前的古代大军阵，他们披坚执锐，军容严整，气势雄伟，势不可挡，然后我感觉历史距离的消失，一种神秘的力量把我带进喊杀震天、战马嘶鸣的古战场。二号坑在一号坑北侧，平面略呈曲尺形，是秦俑坑中的精华，二号坑的发现揭开了古代军阵之谜，它由四个单元组成：第一单元即东边突出部分由持弓驽的跪式和立式驽兵俑组成；第二单元即俑坑南半部由驷马战车组成车兵方阵；第三单元由车、步、骑兵俑混合编制组成长方阵；第四单元即俑坑北半部由众多骑兵组成的长方阵。四个方阵有机组合，由战车、骑兵、驽兵混合编组，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严整有序，无懈可击。好一个2000年前的军阵，这不禁让我想到战国时期的最大战争-----秦、赵长平之战，秦军就是用这样的军阵密切配合，歼赵军40余万的吧！我们在二号坑还看到了考古发掘现场及遗址顶部木迹和部分陶俑、陶马的出土现状。三号坑在一号坑西北，成凹字形，武士俑按夹道的环卫队形排列，象征古代的军幕，是军阵的指挥系统。它规模最小，与一号坑距25米，东距二号坑约120米。三个坑呈“品”字状排列，它们既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恰好构成了一支强有力的军事集团，忠实的站立在秦始皇陵的东侧，象征着保卫陵园的卫戍大军。三个墓葬坑看完之后我们随导游从大厅出来，开始听她讲始皇帝陵的整个布局。秦始皇陵园占地多达56.25平方公里，由内外城两部分组成，在陵墓的北面还有许多宏伟的地上建

　　筑，如寝殿、厢房、角楼等建筑群。秦陵地宫也有大量珍宝，目前还没有挖掘。地宫周围有许多陪葬坑，已发掘了珍奇异兽坑、马厩坑、兵马俑坑、刑徒墓地等600多座，其中兵马俑坑是秦陵东部最大的一组陪葬坑。一的横穴窑，而且新近调整的半坡遗址出土文物陈列，运用了电子虚拟和幻影成像等现代化声光电的科技手段，动静结合、图文并茂地再现了半坡远古先民创造的灿烂文化。我们在半坡细细观赏，收获颇多。永泰公主墓阴冷、深长的墓道，“珠胎毁月”的墓志铭，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仕女图壁画、雕刻精美的石椁以及天井、雨道、盗洞等，都给我留下了墓室形象的深刻印象。以前我总无法想象出墓的结构与陈设，永泰公主墓的参观不仅使我亲身体验了墓的构造，也感受到了李显对女儿李仙惠的伤感与自责。永泰公主的墓虽然级别很高，但是相比乾陵、阳陵来说，就逊色很多。乾陵是武则天和高宗李治的合墓，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墓前石刻、无字碑和六十一尊王宾像，这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乾陵以山为陵，有四个城门，从朱雀门外向远处高耸的陵墓望去，可见墓前一条司马道相当宽阔，直通北峰。两侧排列有124件雕刻精美、神态生动的石雕，其中有华表、翼马、朱雀各1对，石马5对，戴冠持剑的直阁将军石人10对等。无字碑巍峨厚重，立于碑前我不自禁开始猜碑为何无字，千年来每个人都有和我一样的疑惑，但我觉得不管出于怎样的原因立无字碑，测武则天作为女人这一生都是成功的。排列于内城东西闹楼的61尊石人像虽然大多没有头颅，但从其服饰可以看出都为外国人或少数民族，可见唐代的开放与对外交流的频繁。碑林除了碑刻和石雕外，还有高大的牌坊、古朴的泮池、肃穆的棂星门、庄严的戟门，这些也都显示着昔日壮观、辉煌的孔庙。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原因，我们在碑林只参观了两三个小时，但对于碑林如此多需要仔细品赏的文物来说，短短几个小时只够走马观花式的看一遍，要真正去学习、弄懂，恐怕要在里面呆几年了！在参观完碑林、明城墙后，我们七天的实习也落下了帷幕。此次西安之行，我看到了很多，学到了很多，也思考了很多。西安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经历过繁华昌盛，也体验过艰苦危难，千年后仍巍然屹立。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中国遗存的历史建筑屈指可数，但在西安仍然可以看到保存完整的历史文化建筑，西安也在新时期经筹划经营焕发出了青春的活力，更加显得宏伟壮丽，充满魅力。在西安的许多遗址景点，都有大量的外国友人，不管他们是怀着对中华文明的好奇，还是一种对历史的执着追求，他们的态度都令人钦佩，也使我们惭愧。我在亲密接触了历史、感受了历史之后，才深刻体会到自己所学太过狭窄、浅薄，经过这次实习，我会更加注重自己专业知识的积累与专业能力的培养。考古实习已结束，但我们的历史学习仍在继续，实习也更加激发了我学习历史的兴趣，我会带着实习时的热情更加主动、深入的去学习历史。

篇六：仰韶考古100周年心得体会

　　与会领导和专家学者对此次考古实习取得圆满成功表示祝贺认为此次实习目标明确计划周密操作规范管理有序训练完整提取信息量大在积极推进考古实习的规范化科学化系统化方面采取了一些新的举措有了一些新的突破是我校本科教学迎评创优工作的一个亮点和闪光点

　　考古心得体会

　　【篇一：考古学专业实习总结范文】

　　《浙江大学优秀实习总结汇编》考古学岗位工作实习期总结转眼之间，两个月的实习期即将结束，回顾这两个月的实习工作，感触很深，收获颇丰。这两个月，在领导和同事们的悉心关怀和指导下，通过我自身的不懈努力，我学到了人生难得的工作经验和社会见识。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总结考古学岗位工作实习这段时间自己体会和心得：一、努力学习，理论结合实践，不断提高自身工作能力。在考古学岗位工作的实习过程中，我始终把学习作为获得新知识、掌握方法、提高能力、解决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和方法，切实做到用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思想上积极进取，积极的把自己现有的知识用于社会实践中，在实践中也才能检验知识的有用性。在这两个月的实习工作中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们在学校学到了很多的理论知识，但很少用于社会实践中，这样理论和实践就大大的脱节了，以至于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找不到方向，无法学以致用。同时，在工作中不断的学习也是弥补自己的不足的有效方式。信息时代，瞬息万变，社会在变化，人也在变化，所以你一天不学习，你就会落伍。通过这两个月的实习，并结合考古学岗位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学习的考古学岗位工作各项政策制度、管理制度和工作条例，使工作中的困难有了最有力地解决武器。通过这些工作条例的学习使我进一步加深了对各项工作的理解，可以求真务实的开展各项工作。二、围绕工作，突出重点，尽心尽力履行职责。在考古学岗位工作中我都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去对待每项工作。虽然开始由于经验不足和认识不够，觉得在考古学岗位工作中找不到事情做，不能得到锻炼的目的，但我迅速从自身出发寻找原因，和同事交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以至于迅速的转变自己的角色和工作定位。为使自己尽快熟悉工作，进入角色，我一方面抓紧时间查看相关资料，熟悉自己的工作职责，另一方面我虚心向领导、同事请教使自己对考古学岗位工作的情况有了一个比较系统、全面的认知和了解。根据考古学岗位工作的实际情况，结合自身的优势，把握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尽

　　心尽力完成考古学岗位工作的任务。两个月的实习工作，我经常得到了同事的好评和领导的赞许。三、转变角色，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从大学校门跨入到考古学岗位工作岗位，一开始我难以适应角色的转变，不能发现问题，从而解决问题，认为没有多少事情可以做，我就有一点失望，开始的热情有点消退，完全找不到方向。但我还是尽量保持当初的那份热情，想干有用的事的态度，不断的做好一些杂事，同时也勇于协助同事做好各项工作，慢慢的就找到了自己的角色，明白自己该干什么，这就是一个热情的问题，只要我保持极大的热情，相信自己一定会得到认可，没有不会做，没有做不好，只有你愿不愿意做。转变自己的角色，从一位学生到一位工作人员的转变，不仅仅是角色的变化，更是思想观念的转变。四、发扬团队精神，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协同其他同事。在工作间能得到领导的充分信任，并在按时完成上级分配给我的各项工作的同时，还能积极主动地协助其他同事处理一些内务工作。个人的能力只有融入团队，才能实现最大的价值。实习期的工作，让我充分认识到团队精神的重要性。团队的精髓是共同进步。没有共同进步，相互合作，团队如同一盘散沙。相互合作，团队就会齐心协力，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集体。很多人经常把团队和工作团体混为一谈，其实两者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优秀的工作团体与团队一样，具有能够一起分享信息、观点和创意，共同决策以帮助每个成员能够更好地工作，同时强化个人工作标准的特点。但工作团体主要是把工作目标分解到个人，其本质上是注重个人目标和责任，工作团体目标只是个人目标的简单总和，工作团体的成员不会为超出自己义务范围的结果负责，也不会尝试那种因为多名成员共同工作而带来的增值效应。五、存在的问题。几个月来，我虽然努力做了一些工作，但距离领导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如理论水平、工作能力上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对考古学岗位工作岗位还不够熟悉等等，这些问题，我决心实习报告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努力加以改进和解决，使自己更好地做好本职工作。针对实习期工作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在以后的工作中我打算做好以下几点

　　【篇二：考古实习总结】

　　考古实习总结

　　为了丰富广大研究生同学的业余生活，为同学们提供一个锻炼身体的机会和场所，同时也是为了发扬我们的国球精神，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研究生会文体部于12月3日在校体育馆举办了冬季乒乓球比赛。xx年9月19日至12月30日，由22名考古专业03级本科生和9名04级考古学硕士研究生组成的四川大学考古实习队，由考古系白彬和于孟洲带队，前往成都金沙遗址蓝光工地，进行了为期103天的田野考古发掘实习。1月6日下午，金沙遗址考古实习汇报会在四川大学博物馆新馆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四川大学教务处处长马继刚、副处长廖沐川，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霍巍、副书记鲍成志，考古系主任李永宪，考古系资深教授张勋燎、宋治民等60余人出席了汇报会。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区西北部的西二环路与西三环路之间，遗址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30deg;41prime;，东经104deg;。该遗址发现于xx年，面积约５平方公里，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第一个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也是继广汉三星堆之后四川省最重要的考古发现，现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5年来，为配合基本建设，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金沙遗址20多个地点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发掘面积已超过１５万平方米，发现大型建筑基址、祭祀活动区、一般居住区、大型墓地等，出土珍贵文物上万件，其中太阳神鸟金饰已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初步研究表明，这里是继三星堆之后，古蜀先民在成都平原建立的又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约当公元前1200前850年）古蜀王国都邑之所在。此次四川大学考古发掘实习所在的蓝光工地，位于金沙遗址中部摸底河南岸一级台地上，面积约25000平方米，与金沙遗址黄河地点仅一墙之隔，为金沙墓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川大实习发掘区位于蓝光工地的东南部，共布设5times;5㎡探方55个，10times;10㎡探方12个。实习队队长白彬副教授从实习的基本情况，教学大纲内容的执行情况，业务考核标准的执行情况，考古工地、文物库房及学生、民工的管理情况，学生的思想素质教育情况，发掘的主要收获等六个方面总结和汇报了此次考古发掘实习的情况。他指出，3个多月的田野考古实习，不仅锻炼了实习队伍，圆满完成了考古教学任务，而且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三轮探方共完成发掘面积2575㎡，清理灰坑354个、灰沟70条、墓葬66座、窑4座、房址2座、井1口；遗址堆积可分商周、秦汉、唐宋、明清四个大的时段，这为深入认识金沙遗址面貌提供了坚实的地层学证据，尤其是唐宋时期地层的辨析和确认，在成都地区乃至整个

　　四川地区都是不多见的；发现和复原了近百件完整器物，为金沙遗址的细致分期，并探讨金沙遗址的发展、变迁提供了更为翔实的资料；灰坑、灰沟、墓葬、窑、房址等一大批遗迹的发现和清理，为研究金沙遗址蓝光工地的性质及金沙遗址的功能分区提供了新的资料；采集和浮选、筛选出较多的炭样和植物、动物标本，有助于金沙遗址古环境的复原研究；对采集人骨标本的13c测定，可以反映金沙遗址居民的食谱，有助于了解成都平原古代先民的经济生活状况。参加实习的本科生代表胡松鹤、谢莉亚，研究生代表杨佩玲先后发言，各自汇报了在发掘实习中的收获和心得体会。与会领导和专家学者对此次考古实习取得圆满成功表示祝贺，认为此次实习目标明确、计划周密、操作规范、管理有序、训练完整、提取信息量大，在积极推进考古实习的规范化、科学化、系统化方面，采取了一些新的举措，有了一些新的突破，是我校本科教学迎评创优工作的一个亮点和闪光点。希望考古系师生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密切川大与相关科研院所的合作，共同推动西南地区考古事业的发展。四川大学考古实习队是9月19日抵达金沙遗址蓝光工地的。9月20日－11月30日为野外发掘阶段，实习学生先后完成实习方、考核方、基建方三轮探方的发掘。11月26-27日，四川大学和成都博物院联合对实习学生进行现场考核。12月1日－29日为室内整理阶段，完成陶瓷片和小件标本的清洗，陶瓷器的拼对、粘接和修复，陶、瓷片的标号（写字），陶质、陶色、纹饰和瓷器之胎、

　　【篇三：中学生考古夏令营心得感想】

　　中学生考古夏令营心得感想今天下午，我们去了第一个与考古关系不是特别大的景点--杭州西湖及雷峰塔，感触颇多。说说关于杭州西湖的问题。这次游览西湖的经历，远没有宣传中、印象中的西湖美好。个人认为，西湖正是国内旅游景点与文化遗产过度商业化，所带来的弊病的集中体现。下面以西湖为例试着分析一下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一，过度开发带来愈趋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杭州西湖近年来的水质富营养化情况不容乐观，甚至“杭州之肾”--西溪湿地的环境也受到了影响。而各地的旅游景点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此问题。二，游客的游览幸福感与兴致大受影响。一方面，人口密度剧增间接改变了气候与环境，致使游客体验舒适感下降（尽管有时这种下降由于个人无法对比气候环境的变化而显得隐秘）。以西湖为例，

　　摩肩接踵的人群使得湖泊水体的减缓升温速度功能受损。漫步苏堤时，我们个个汗流浃背衣襟全湿。另一方面，人群过密及沿途的林林种种的商铺，饭馆等辅助设施令游客难以体味一个人游赏的闲情逸致。原先文学作品中西湖游览时的浪漫情趣早已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行人躲闪着观光车的无奈、忍受着此起彼伏的噪音的心酸、注视着价高质劣千篇一律商品遮挡了湖光山色的忧郁??三，破坏了风景名胜的文化内在价值，对于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不利。如今许多风景名胜的古代传统特色荡然无存，势必影响游客对文化的理解，而这种受商业化干扰而使旧有文化气氛消失殆尽的现象，怎能便于传承原先更有价值的文化内涵呢？四，商业化过程中不注重保护与管理，使得景区产生诸如厕所脏乱差、商品价格虚高等问题，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国际形象，也影响了国际客源的涌入。如此一来，不仅间接阻碍旅游业发展，深层上说更使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口碑形象暗暗下降。诸多问题的根源，都是商业化过程中旅游人士目光短视，未将经济利益与长远文化效益结合。解决方法个人认为有二：加强、完善相关法制法制建设，尤其是惩罚措施要严厉;加强对文化传承保护的教育宣传工作。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有待大家讨论。

篇七：仰韶考古100周年心得体会

　　仰韶文化在山西

　　作者：王媛来源：《科学导报》2021年第81期

　　一路向北溯源

　　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对山西而言，仰韶文化考古从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开始，95年间一路向北，不断探寻文化起源。

　　11月20日上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文博二级研究员薛新明在太原市博物馆讲述了山西仰韶文化的考古历程。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1926年于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的遗存属于仰韶中期，这里是中国学者最早主持田野考古工作的起点。仰韶遗存的发现、研究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发展具有一样长的历史，因此梳理近百年的山西仰韶时期研究理念变革与取得的成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仰韶时期的遗址几乎遍布山西全省，累计发现达716处，经正式发掘的地点近50处。薛新明将山西省仰韶时期考古探索划分为三大阶段，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各阶段时代背景、主要工作、学术成果和面临的问题，并总结了仰韶考古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几大课题。

　　薛新明认为，从山西地区仰韶时期的研究来看，以1949年和1990年为界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从1926年李济等发现并发掘夏县西阴村遗址开始，一直持续到1949年，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山西省还未建立自己的考古机构，工作由省外的学术机构和专业学者

　　完成。这是中国考古学的拓荒时期，无论是田野资料的收集还是学者们提出的认知，对后来的学科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这期间山西先后发现了几处仰韶时期的遺址，尤其是对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以确凿的资料更新了中外学者对中国史前史的认识，是当时研究中国史前文化的主要内容。虽然当时整个中国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极少，也缺乏检测和分析的技术手段及可供对比的资料，但无论李济执笔撰写的田野考古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还是梁思永写成的英文单行本《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全都根据当时有限的资料对相关学术课题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分析专业，言之有据。

　　梁思永文章的附录中收录了西阴村出土陶片的化学成分含量，这应该是中国考古界最早采用科技手段分析陶器成分的实例，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田野考古方法方面，李济在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中尝试使用了2米见方的探方法，留下了关键柱（土尖），并且已经关注到地层堆积中土质土色的变化，迈出了通往“考古地层学”十分重要的一步;遗存分类方面，李济和梁思永对西阴村发现的遗存都进行了分类，并且与其他地点的器物进行了对比，他们是最早探索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学者。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虽然前30年和后10年情况有一些区别，但工作方式基本一致，收集田野资料、建立文化序列为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目标，物质文化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

　　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山西从事仰韶时期田野考古工作的主要力量是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芮城东庄村、西王村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和晋南地区的大规模田野调查，他们都是主导者和主要参与者。

　　当时，重点发掘的地点是为了配合三门峡水库建设，调查的主要目标是寻找夏王朝时期的遗存。田野考古的范式围绕着探求物质文化面貌的思路开展，发现了大量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存，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一些符合实际的认识，引领着仰韶文化研究的方向。受主要目标的限制，田野工作开展的不平衡，吕梁山区、山西中北部地区和晋东南地区的考古成果较少，文化发展线索比较模糊，而且社会生活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人问津。

　　本阶段前30年最大的进步是坚持以地层学与类型学为代表的理论体系，构建起了以晋豫交界地区为中心的仰韶时期文化序列和谱系，在主要特征、类型划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认识了各个考古学文化的特色，文化分期相对清晰，树立了文化断代的编年标尺，研究水平居全国前列，是其他地区对比研究的参照。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以聚落考古和多学科合作为主要特色的考古学理论逐渐形成中国特色，日益完善的新认识与理念开始贯彻到实际工作中，考古发现和综合研究都有新的进展。

　　1990年至1991年，临汾盆地东部的翼城北撖遗址发掘中，一线的科研人员开始运用聚落考古的工作模式，揭示出这个遗址仰韶时期不同阶段的聚落分布状况。与此同时，在太岳山西麓、浍河上游进行了小规模的区域调查，发现了迄今山西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枣园文化”，填补了区域与时代上的空白。

　　2016年，临汾桃园遗址揭露了一处庙底沟文化的聚落，了解了当时不同形制的房址、窖穴、陶窑及池塘等基础设施，发现了完整的庙底沟文化陶器群，反映了仰韶最发达、最繁盛时期的文化面貌。

　　2019～2021年，夏县师村遗址揭露了一个仰韶早期聚落，出土的几件石雕蚕蛹暗示当时已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这是继1926年在西阴村出土半个蚕茧壳以后的又一个重要发现;位于盐湖旁边的这个遗址应该能为研究人类生活与重要自然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提供支撑。

　　“临汾高堆、襄汾小王村、浮山南西河、绛县周家庄、夏县辕村、芮城桃花涧、稷山郭家枣园等遗址均取得新的信息。此外，吕梁山脉仰韶时期的工作有了突破，晋东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也处于摸底阶段。”薛新明说，“通过在各地开展的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仰韶时期的发展线索逐渐清晰起来。大小规模不等的聚落、建立大型公共建筑、墓葬缺少随葬品构成了山西仰韶时期社会复杂化过程的显著特点，与同一时期其他主要史前文化相比，具有朴素务实的特色，这一理念对后世的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国家的产生、发展有重要影响。”

　　在演讲的最后，薛新明希望年轻一代的考古工作者能够继承优秀传统，勇于开拓创新，全面提升山西仰韶时期的研究水平，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为重建有血有肉的中国史前史贡献山西力量。

篇八：仰韶考古100周年心得体会

　　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心得体会范文一

　　仰韶村坐落在三门峡市渑池县。1921年10月，仰韶村遗址的第一次正式考古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也证实了中国史前时期存在着非常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重要发现被命名为“仰韶文化”。

　　这100年来通过考古学研究，证明了东亚人的起源，证明了我们文明的起源，证明了我们的国家是在我们的文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综合了我们中华这片大地上不同区域的文明，最后诞生了国家。

　　100年来,通过对仰韶村遗址、庙底沟遗址及西坡遗址等仰韶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人们对先民的生产、生活和文化活动有了一定的认识，从中领略到了中国史前文明的灿烂与辉煌，也了解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从何而来，感受到了中华文明诞生的第一缕曙光。

　　通过考古学的这样一些实证，能够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历史，认识到我们的过程，认识到我们的特色，更认识到我们对世界文明的巨大的贡献。我想这就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一个很重要的这种物质基础和理论基础。

　　从历史上来汲取我们这样一个发展的这种经验、规律，通过考古学也寻找到了这些经验和规律。这也为我们今后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走中华民族自己的路，走自己未来发展的路，我认为考古学在这里边能够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科学的考古发掘，深刻改变了国人对祖先和历史的认知，也向世界系统、完整地揭示了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走过百年历程，今天考古愈发吸引社会各界尤其是年轻人的目光，每有重大发现，即成网络热点，不断激发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

　　仰韶村遗址的发现，将中国史前社会发展史从文献记载的夏商时期，向前推了至少2000年，成为研究中国早期文明化进程的承上启下的重要支点。

　　经过百年来的不断探索，仰韶文化的面貌逐渐清晰。作为中国分布范围最广的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涉及10个省区，延续时间长达两千余年。有学者认为，仰韶文化在黄河流域持续稳定发展，并强力向四方施加文化影响，为后来统一文明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根基，形成了“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

　　发现和构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这是中国考古人的根本任务。感受、阐释和宣传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既是中国考古人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荣幸。

　　体系愈发健全、专业队伍不断壮大、工作规模不断扩大，一系列重大考古成果得以揭示。同时，曾经的冷门学科正在“热”起来，成为“显学”，“自带流量”不断引发公众关注：良渚申遗、三星堆上新等话题频上热搜，“考古盲盒”等文创产品供不应求，众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成为网红打卡地……无声的历史文化遗存，正以生动鲜活的方式与公众跨时空对话。

　　百年考古取得的丰硕成果，夯实了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石。细观中华文明走过的路程，自然而然就有了文化自知、文化自豪、文化自信。

　　历史和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之所系、脉之所维。正是考古，在为我们寻回那关乎历史遗产与文明根脉的一块块“拼图”。

　　面向未来，中国考古人会继续发扬‘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学术传统，以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为己任，推动我国从‘考古大国’向‘考古强国’迈进。

篇九：仰韶考古100周年心得体会

　　【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心得体

　　会三】

　　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心得体会10月17日，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召开。

　　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1921年仰韶村遗址考古发掘并命名中国第一支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为开端，我国现代考古学已经走过百年历程。中国考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考古发现取得丰硕成果。

　　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也走过百年历程。中国现代考古学经历了起步期、初步发展期、快速发展期、蓬勃发展期。

　　从1921年诞生开始，中国现代考古学开始了起步期。自1950年起，陕西半坡、河南殷墟、北京明定陵等一大批考古发掘项目陆续实施，新中国的考古学进入了初步发展期。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全国各地开展了大量的考古

　　发掘，涌现出辽宁牛河梁、安徽凌家滩、浙江良渚古城、山西陶寺古城、河南偃师商城、新疆小河墓地、四川三星堆、陕西阳陵和法门寺地宫等一大批重要考古发现。中国现代考古学进入快速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初期之后，新的方法和理论得到具体的运用。其中最明显的进步，是各种科技手段被应用到中国考古学的调查、发掘和室内研究中，中国考古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倾向。在此期间，受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影响，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剧增，专业队伍也有了很大增长，出版物则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中国考古学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

　　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现代考古学进入蓬勃发展期。党和政府将考古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无论在考古投入、考古项目数量，还是考古技术、考古人才培养等方面，都有显著增长。同时，中国考古学与国外的联系日益加强。

　　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

　　考古学的大量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史学系统，基本上建构了史前史，重构了先秦史，在中华民族起源、中国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城市起源和各种文化现象的起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早期发展史、夏商周断代工程等学术问题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考古学为中国博物馆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为考古遗址类博

　　物馆的建设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考古学成果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体系，包括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综合性遗产、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文化景观遗产、线路遗产、文献遗产等的体系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考古学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并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方法体系。这既包括科学的技术体系、研究理论体系和学科人才教育培养体系，也包括符合国情的遗产管理法律法规体系。综合利用多学科和技术手段进行考古研究，已经成为行业普遍共识和学科发展内在动力。在考古发掘和遗产管理等方面，相关的法律法规日益完善。中国考古学在发现与研究、实证中华古代文明和对人类历史贡献以及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三星堆考古发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一系列考古成果及时向社会发布，一些考古发掘过程适当向公众公开。中国考古学和公众的互动，普及了科学考古知识，激发了人们对考古和历史的兴趣，增强了文化自信。

　　要通过深入学习历史，加强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播，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长时段观察历史的尺度，这是对中国的贡献，也是对世界的贡献，是对过往历史研究的贡献，也是对未来发展的贡献。考古学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面对

　　未来”的探路者。中国考古学丈量中华五千年文明所走过的路，探索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增强文化自信。

篇十：仰韶考古100周年心得体会

　　百年考古，“重写”了一部怎样的中国史（上）

　　2021年4月，在《推理与发现：考古纪事本末》的新书发布沙龙上，一位读者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不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都？

　　《推理与发现：考古纪事本末》一书是二里头考古队第三任队长许宏回顾自己20年考古田野经历，向读者展示其亲历的考古发现及思考的考古普及读本。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偃师，相传这里是孕育了华夏文明的中原腹地。自发现之日起，对其“姓夏还是姓商”就争论不休。

　　对夏的执着追寻，交织着中国人对中国历史的追问、对华夏民族身份的确认、对国家自信的重建、对考古学科的期许等等，堪称中国考古学复杂使命的缩影。100年前，一位瑞典人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的大门，西方现代考古学就此传入中国。“中国史前文化的系统论不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套用，而是根据扎实的考古材料所建立起来的文化历史。”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张光直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中如此写道。

　　100年里，考古学让人们用另一种方式了解过去，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脉络逐渐清晰。不过，这门学科带来的疑问，或许比答案更多。

　　第一次考古高潮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与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带队，在河南仰韶村挖出了大量石器和彩绘陶片。这些出土文物，被确认为远古文化的遗存。因此，仰韶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安特生热爱冒险，去过南极和北极，他本是北洋政府从中立国瑞典聘请的地质顾问，来帮中国寻找矿藏。刚来两年，袁世凯去世，地质调查没了经费。这却给了他一个机会去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收集和研究古生物化石，并申请到了仰韶遗址的考古发掘许可。这趟由个人爱好与特殊身份催生的出行，却是个了不起的开始：1921年10月27日，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西方现代考古学，进入了中国。仰韶文化也被称为彩陶文化，其范围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关中豫西晋南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持续时间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但是当时安特生对仰韶文化的解读，让很多中国人感到沮丧——他认为仰韶文化是从西方传入的。因为仰韶文化的典型器物彩陶，在中国从未见过，在中亚却大量出土。19世纪起，一些西方人就做出这样的论断：中国文明是源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这种说法流传到国内，甚至写进了清末民初的历史课本。这次官方考古的初体验，非但没能唤回民族自信，反而又一次刺激到了中国人，也引发

　　了中国考古发现的第一次高潮1926年初的农历小年夜，留美归国的人类学博士李济顶着寒风，带队前往山西夏县西

　　阴村。他希望找到更多证据，阐明彩陶的来源和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这是中国人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梁启超给儿子梁思永写信谈到这次行动，针对当年安特生判断的仰韶文化来自西方的论断，梁启超说这些中国学者“想翻这个案”。1929年春天，从西阴村等地考古归来的李济，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正式接任殷墟发掘负责人，从此他的名字与安阳不可分割。

　　这时期，中国考古界收获非常大，包括对周口店遗址的大规模发掘，中瑞学者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了大量汉代大小城堡，还有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等。

　　殷墟遗址位于河南安阳西北郊区，跨洹河两岸。对殷墟持续至1937年的15次挖掘，出土了著名的“大龟四版”“七块龟版”、后母戊鼎以及藏有1.7万片有字甲骨的YH127甲骨坑等。这些古老而新鲜的材料，与历史文献合拢，使得商代成为确信无疑的信史。

　　殷墟发掘和甲骨文研究，开创了中国人认识历史的一种崭新方法：用地下材料印证文献记载，并补充古史的缺失，亦即“证经补史”。在此之前，历史研究只能依靠古文献和有限的青铜铭文、石刻碑文等材料。国际学界也因为殷墟的发掘对中国考古产生了兴趣，美国学者评价，殷墟堪与特洛伊遗址的发掘相媲美，两者都把传说变成了现实。

　　殷墟是星星之火，中国第一代最重要的考古专家几乎都是从这里走出的。除了李济和董作宾，还有第一位受过西方考古学训练的梁思永，以及石璋如、尹达、王湘、高去寻等。这群当时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称兄道弟，在李、董、梁三位先生之下，戏称“十兄弟”。

　　有个26岁的实习生参与了第十三次发掘，见证一具完整的女性骸骨出土时，他正站在坑边，产生了诗意的联想：“她的爱人洒着眼泪，将泥土遮没了痕迹，哪里知道数千年后有人来翻掘呢？”他叫夏鼐，新中国成立后，他领导了考古事业长达30余年之久。殷墟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其所出土的卜辞中关于商王室的资料，对历史文献中关于商朝的记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即与《史记》中对商王朝的综述基本一致。为此，研究古代史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深受鼓舞，迫切地希望用同样的方法，还原印证历史文献尤其是《史记》中关于夏朝的记载。

　　寻找夏朝1948年内战局势渐明。11月，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决议选一批文物运往台湾，李济、董作宾受命参与押运，从此离开了大陆。梁思永、夏鼐等人留在大陆。当年的殷墟考古“十兄弟”中两人早逝，四人赴台，四人留下，大多数人再也没有重逢。次年，留在大陆的人组建了中科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属社科院)，夏鼐是继郑振铎与尹达之后的第三任所长。50年代，郑振铎、梁思永、夏鼐等人敏锐预感到，大建设将让文物遭殃，考古所先后向西安西周丰镐、汉长安城、隋唐长安城、洛阳东周王城、汉魏洛阳城、隋唐洛阳城等古代都城遗址派出考古队，配合基本建设，这就是抢救考古。这一时期最大的成果是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发现者是中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徐旭生。徐旭生是留法归来的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30年代前后出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主任一职。北平研究院是一个与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齐名、同样是大家云集的地区性

　　综合国立研究机构，其下设的史学研究会考古组与李济主持的史语所考古组类似。30年代，徐旭生率队前往陕西关中地区调查周秦遗址，在宝鸡至长安地段发现包括宝鸡斗鸡台遗址在内的7处遗址。

　　郑州商城遗址、登封县玉村遗址的考古发现，从地层关系上判断出这种文化的年代晚于龙山文化，又早于商代。这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寻找夏朝的动议再次燃起。

　　1959年夏天，已经71岁的徐旭生，坐火车前往豫西，去寻找夏代都城的遗迹“夏墟”。这位白胡子老人待人和蔼，不愿给人添麻烦，总是随身带着铺盖卷，借当地政府、学校的空房下榻。一路行程很紧，一个多月调查了十多处遗址，常常一天步行十余里，雨天光脚蹚泥，靠红薯馍充饥。

　　顺着文献记载找遗址，是最有效的办法。出发前，徐旭生梳理了文献里关于夏的七八十处地名，凭着自己深厚的古史底子，在地图上画了两个圈：河南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

　　这次先去洛阳。1959年5月中旬的一天，洛阳偃师忽然下起大雨，道路泥泞。这一天徐旭生到了二里头村调查，兴致很高，坚持冒雨调查完毕，直到天黑。这是对二里头遗址的首次考古调查。当时徐旭生认为二里头属于商代早期，不过，后来学者的研究将二里头与夏朝直接挂上了钩。殷墟是商代晚期都城，考古学家希望证实更早的信史，目光自然投向商代早期，以及传说中的夏代。据东周《竹书纪年》记载，从“成汤居亳”到“盘庚迁殷”，商代历经七座都城，殷墟是最后一座。令人遗憾的是，二里头并没有文字出土，无法直接定位年代，需要依靠其他无言的物证。事实上，直到今天，人们再没有发现比甲骨文(“殷墟文字”)更早的中国文字系统。“文字是可遇不可求的。”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文字如果写在简帛木牍等易于腐朽的载体上，即使存在，也留不下来。二里头遗址出世，让考古学家离夏朝从未如此接近。夏朝是文献记载里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如果将一个具有广泛辐射力的王权国家定义为“中国”，夏朝就是作为国家的中国诞生之起点。寻找夏朝，从情感上延续了晚清以来重修国史的爱国热情，也是考古学界自殷墟之后理所当然的下一个目标。王国维曾乐观地判断：“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抢救考古还在延续，从国家级考古队到省级考古队，甚至是县级考古队都出动了。定陵是新中国第一座经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虽然夏鼐极力反对挖掘，但还是不得不亲自主持挖掘工作。从1956年开始，挖掘工作持续了两年，出土了大量珍贵的丝织品、玉器、金器等文物。然而，由于技术水平落后，无数奇珍异宝无法保存，发掘的丝织品变硬腐化，三口金丝楠木精制而成的巨大红漆棺椁以及万历帝后的尸骨也在“文革”前后被毁坏。

　　痛定思痛的郑振铎和夏鼐上书国务院，请求立即停止再批准发掘帝王陵墓的申请，周恩来批准了这一申请。不主动发掘帝王陵从此成为考古界的一个定规。

　　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以路易斯·宾福德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年轻考古学者崛起，强调以人类学视角研究考古，重要的是解释文化变迁的过程，被称为“过程考古学”或“新考古学”学派。当时，中国考古人对这些还一无所知，他们忙碌在层出不穷的新发现中，甚至来不及做出解释。

　　漫长的争论回到文章开头提到新书发布沙龙。作为二里头考古队第三任队长的许宏，如此回答现场读者的提问：“二里头极有可能是夏，最有可能是夏，但在发现文字证据之前，如果有哪个专家说能给出定论，那这个人一定靠不住。”这是一场漫长的争论。1978年春天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预示着“科学的春天”到来。而此前河南登封的冬季，考古界已经涌动着自由论辩的气息。1977年11月18日至22日，河南登封告成遗址举行了一次现场会，主题定为夏文化。大会上来了个“搅局者”。会开到第四天，临近结束，北京大学教授邹衡拿起了话筒，作了长达6小时的发言，核心观点是：“二里头文化不能从中割开，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会下，考古所的先生们窃窃私语，打算组织反攻。邹衡的“搅局”，事关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夏都、是哪个时代的夏都的问题。此前20年，主流意见认为二里头遗址在200多年里兼有夏商两个时代，前期为夏代晚期都城，后期为商代早期都城。这个推论有时间与空间的双重证据：时间上，二里头早期的器物比商代更早；空间上，史书记载偃师附近有个商代早期的都城“西亳”。现在邹衡提出了另一个观点。后续几十年关于夏文化的大规模论战由此点燃。考古学家俞伟超曾说，在中国没有另外一项考古学研究，曾经在那么长的时间内牵动着那么多人的心，一次又一次地引发出新的理论概念的思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在《追迹三代》中记述了这段故事，正是他给了邹衡“搅局者”这个名头。邹衡当时是少数派，不过，他很快得到了考古发现的支持。1983年，二里头遗址5公里之外，另一座商代城址“偃师商城”出土，与“西亳”位置吻合。那么二里头遗址晚期就不是“西亳”了，整个二里头可能都是夏代。“最大的争论基本平息了，普遍认为二里头是夏，偃师是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认为，“(二里头)除了没有文字，其他一系列证据链都吻合，不能把这些全都无视。”“夏找到了。”这迎合了以考古“证经补史”的心理。大概1980年代后期开始，“夏”在官方话语中正式登堂入室。二里头遗址考古队前队长许宏所在的社科院考古所“商周考古研究室”，不知不觉中改名为“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他后来问了很多人，都不清楚具体是什么时候改的，“有一年从院子里搬到楼上，木牌换成铁牌子，可能在那时候就换了。”邹衡的意见也并非牢不可破。至今关于夏商王朝分界，仍有多种提法。邹衡观点的挑战者之一，正是许宏。他认为二里头现在不是“姓夏还是姓商”的问题，只要没有发掘出文字材料，它就既不能说是夏也不能说是商。他称自己为另一个“搅局者”。

　　相差36岁的两位“搅局者”属于两代人。邹衡的老师是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郭宝钧，曾参与过殷墟发掘。邹衡与许宏的老师徐苹芳是同代人，是新中国培养的最早的一批考古学家。

　　两代“搅局者”曾多次相遇。2004年，二里头遗址公布一系列新发现，之后不久的一次会上，拄着拐杖的邹衡遇到许宏。许宏将那次会议命名为“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邹衡跟他说，会办得很好，美中不足的是，名字要是改成“夏文化学术研讨会”就更好了。

　　二里头每一任考古队长都干了不多不少20年。“第一任老队长的观点，从跟随徐旭生改成跟邹衡一致，第二任队长认为主体是商。到了我，第三代，却不知道是不是夏了。”许宏对《中国新闻周刊》笑道，“有人说是‘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但我作为考古队长的价值，就是提供更详实的材料，而不是明确观点。”

　　看似是考古人之间的“代沟”，但分歧在同一代学者之间也会浮现，反映的是对考古学使命的不同见解：考古依然要“证经补史”，执着于与文献记载“合龙”，还是突破文献的文字世界，用客观的考古发现重建一部更具人类学色彩的宏观历史。

篇十一：仰韶考古100周年心得体会

　　作者：本刊编辑部

　　来源：《华声文萃》2021年第12期

　　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1921年10月，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史书中，中国历史的开端是三皇五帝、尧舜禹汤，而经过考古人的发掘与研究，我们在地层中逐步找到了中华文明最初的模样，找到了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二里头夏代后期都城遗址、马王堆汉墓、秦始皇兵马俑、四川三星堆古蜀国都邑遗址等一大批重要考古发现展现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而这，也就是寻找古老中国的意义所在。

　　由此，本刊特选择黄河流域的陕西石峁遗址、山西陶寺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长江流域的湖北石家河遗址、浙江良渚遗址共五个历史遺址的考古成果以飨读者。这五个考古项目多为近年来中国考古的重大发现，它们时间上相近，距今约四五千年前，是中华文明进入国家形态的关键阶段，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核心区域，被学术界认定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见证。一个个考古遗址的背后，既有中华文明的辉煌与智慧，也有中国考古工作者的付出与坚守，这正是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宝贵的物质与精神财富。

　　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祖先留给我们举世无双的考古学、历史学遗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与民族文化自信的科学支撑，也是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篇十二：仰韶考古100周年心得体会

　　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考古有哪些重要意义?对大众生活有哪些启示?如何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值此历史节点，人民网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教授贺云翱，回顾考古成就，展望未来方向。

　　百年成果丰硕提升文化自信1921年，河南三门峡市仰韶村遗址的挖掘，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大幕。走过百年历程，殷墟、二里头、良渚、周口店、三星堆一处处珍贵遗址的发现，让中华文明的灿烂画卷在世人面前徐徐展开。

　　百年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贺云翱表示，考古学的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史学系统，为博物馆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为文化遗产体系建构、文旅事业融合、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结合、国家软实力和国家文明形象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在王巍看来，丰富的考古资料回答了我来自哪里的重要问题。仰韶村遗址将距今7000年至5000年的史前文明展现在世人面前，周口店遗址提供了古人类生活在中国的罕见历史证据这些源源不断的考古发现一起勾勒出中华大地上人类活动的历史脉络。

　　考古发现的资料，还展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此外，我们还能看到中华大地至少在六七千年前就存在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比如龙的形象、以玉为贵为美观念的出现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因。王巍说。

　　王巍强调，如果没有考古学，就无法追根溯源。中国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文明，在各个时代、各个方面对世界文明都作出了有力贡献。考古学的发展，可以说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文化自信。

　　走入大众视野丰富精神生活从最初的一把小小洛阳铲，到现在三星堆遗址的玻璃考古舱，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充分助力考古发掘，同时更好完成文物保护工作。在王巍看来，科技考古就像是给考古学家戴上了望远镜和显微镜，有利于更多地提取遗址信息，更好地还原历史场景。这也是中国考古百年来的一个显著成就和亮点。因为考古是研究过去人们的生活，所以有关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各类技术都有不同的发挥空间，几

　　乎所有自然科学的学科都能在考古中有用武之地。除了科技助力，考古也不再是曾经的冷门学科，而是自带流量、

　　屡屡出圈。近年来，《国家宝藏》等综艺节目广受好评、三星堆考古直播频上热搜、考古盲盒等文创产品圈粉无数这些创新形式，不仅让考古成功走入了大众视野，也激发了人们对考古的兴趣和热情。

　　考古火起来、活起来，是一个可喜的局面。王巍认为，中国考古研究的是我们祖先创造留下的文化遗产，其中很多都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这是中国考古学最大的特点之一。让民众能够了解到每一个发明创造背后的辉煌文化，以及对世界的贡献，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贺云翱表示，让考古活起来并走入大众视野，大力推动公共考古发展是必要方式。公共考古就是要让普通大众对考古产生兴趣，让考古成果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转化为社会知识，从而惠及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可以把公共考古纳入科普事业，与中小学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结合起来，开展考古研学、考古夏令营、小小考古家等活动。还可以依托数字化等新兴技术，向公众生动展示考古知识。贺云翱建议。

　　发扬优良传统展现多彩文明文化兴，国运兴。目前，中国正从考古大国向考古强国迈进。王

　　巍介绍，近些年，中国考古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我国已有30多支考古队前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考古项目，考古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实现井喷式增长，这对于提升我国考古学的国际影响力，增强各国之间文化交流都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如何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王巍认为，考古工作者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田野考古为基础，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做好遗址发掘、资料整理和研究展示，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坚持为人民做考古的理念。同时保持国际视野，积极学习、借鉴其他国家考古的先进方法。

　　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和研究工作中，首先要展现出源远流长的中国，研究各类文化因素是何时、何地深深植入到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文化体系中去的。此外，还要展现出文化多样的中国传承创新的中国开放包容的中国保护发展的中国。贺云翱说。

　　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就读考古专业，考古人的队伍正在不断壮大，考古精神薪火相传。

　　考古本身是一个充满趣味、值得期待、饱含希望的学科，每天都会有新发现。一个不经意间的发掘，就有可能改写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希望更多的年轻学子可以投身其中。王巍说。

　　贺云翱表示，考古学的遗迹、环境乃至真知灼见保存和书写在广阔的大地上，而不是收藏于斗室中。考古学的实证性材料隐藏在历史长河中，有时一个关键的材料需要多年等待才能出现，这些都需要考古工作者持之以恒地奔走于田野、求索于文献、交流于同道，数十年如一日。

　　贺云翱期待，未来的考古工作者能够继续秉承知行合一、重在田野、持之以恒、甘于奉献的精神，做好中华文明的阐释者，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呈现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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