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新发和输入性传染病防控工作的实践和思考

摘要：新发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EID）日益增多，对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等构成严重威胁。针对新发和输入性传染病，本市通过加强疾病预防三级网络建设、构建拓展传染病监测体系和搭建多部门联防联控合作机制，建立起敏感高效有力的新发和输入性传染病防控体系。2003年以来，通过有效防控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甲型H1N1流感、人感染H7N9禽流感等新发传染病和有效应对埃博拉出血热、中东呼吸综合征以及寨卡病毒病和黄热病等新发和输入传染病疫情，本市新发和输入传染病监测与应对能力明显提升，防控体系通过实战检验日渐完善。面对本市面临的特大型国际城市传染病防控压力日益增大、全球化背景下新发和输入性传染病防控形势日益严峻、新发和输入性传染病防控技能有待提高和传染病防控人员构成和社会需求不匹配等挑战，本市应加强传染病监测预警技术建设；提高传染病监测敏感性与预警能力；建立新发传染病症候群监测系统；加强人员培训，开展国内外合作交流，切实保障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和市民健康。

2013年2月，在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暴发10周年之际，本市经历了一次新发传染病的实战检验。通过本市完善的疾病防控体系和切实有效的联防工作机制，首发于上海的人感染H7N9禽流感得到了切实有效的控制。本市公共卫生体系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体现的迅速、高效和专业，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内同行的高度评价。

新发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EID）是指近30年在人群中新认识或新发现的能造成地域性或国际性公共卫生问题的传染病。据统计，自1940年以来新发传染病发生率一直持续上升，并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高峰。1940—2004年全球共发现335种新发传染病，其中60.3%由人畜共患病病原造成（71.8%来自野生动物）[1]。此外，由于全球气候变化、人口流动增加及国际贸易、旅游业的发展，新发和复燃的传染病愈演愈烈。传染源跨物种传播和扩散、农业生产规模化以及人类对自然的改造等因素，使得疾病防控、兽医防疫、食品安全和环境等公共卫生问题愈加复杂化，对人类健康、动物健康、环境健康等构成严重威胁[2]。

1 上海市新发和输入传染病防控体系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市域面积6340km2，下设16个区，2015年底常住人口超过2415万，其中非户籍外来人口近1000万。上海男女性别比为98.72：100，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24.50%，死亡率为8.33%.20世纪50年代上海市死因顺位前十位中传染性疾病位居首位，70年代至90年代传染性疾病在本市死因顺位中排名逐渐下降，至21世纪，传染性疾病在本市死因顺位中排名第八，远低于和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2014年，本市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为135.45/10万，较2010年下降20%以上。

1.1加强疾病预防三级网络建设，有效防控新发和输入传染病

市、区两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辅相成、以线带面，共同构成本市新发和输入传染病的三级防控网络，日常开展传染病监测、风险评估、舆情监测、应急准备等工作，及时掌握本地区传染病动态，了解国际国内传染病疫情进展，及时发现本地区新发和输入传染病端倪，随时做好应对新发和输入传染病疫情的准备。当发现本地区新发和输入传染病疫情，根据疫情的严重程度，由三级防控网络进行不同级别的疫情防控响应，24小时待命的传染病防控专业人员将以疫情为命令、第一时间赶赴疫情现场，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了解传染源和传播途径，以期尽早控制传染病疫情，将疾病对社会的影响降到最小。同时，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等院校、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等研究机构、上海市预防医学会等专业委员会以及相关临床组织机构和部分非政府组织保持沟通合作，及时了解研究进展和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丰富本市新发和输入传染病防控网络，扩展本市防控体系的广度和深度。

1.2构建拓展传染病监测体系，依法防控管理新发和输入传染病

法定传染病及其他常见传染病监测系统为新发和输入传染病的预警预测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基础。上海市加强传染病综合监测体系建设，不断提升传染病疫情报告、预警和处置能力。本市建立了涵盖全部法定传染病病种、水痘、军团菌病等监测系统，同时开展病媒生物监测，以及针对幼托、养老、医疗等需特殊关注机构的消毒质量开展监测，覆盖2000余家传染病监测点，形成监测点、区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传染病监测网络，对本市传染病有序规范开展监测工作，为掌握本市传染病流行特征、流行规律及制定防治策略与措施提供了依据。2012年起，本市探索建立以腹泻病综合监测和呼吸道传染病综合监测为代表的综合监测体系，建立能够覆盖大多数病原体的呼吸道感染和感染性腹泻症候群的“症状-疾病诊断-病原体监测和检测”的主动监测网络和体系，促进了本市医疗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传染病实验室检验检测能力的完善和提升，已基本掌握本市肠道传染病和肠道感染性疾病的规律、流行特点、耐药情况及发病趋势。

1.3搭建多部门合作机制，提高新发和输入传染病防控工作的效率

本市搭建并逐步完善本市公共卫生工作联席会议平台。强化政府主导作用，加大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经费投入和公共卫生服务的管理力度。强化各专业委员会建设，加强部门间沟通协作，建立快速反应联动机制，做实“联防联控，联处联报”机制，保障公共卫生工作有序、有效开展。通过传染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巩固卫生计生、教育、农业、林业、商业、旅游、食药监和出入境检验检疫等部门之间以及与江苏、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沟通合作机制，完善部门间风险信息共享，协同加强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与应对处置，重点落实对人感染H7N9禽流感、流感等重点传染病防控措施，同时加强防范寨卡病毒病、黄热病、埃博拉出血热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等新发和输入传染病的输入。加强对口岸、学校和重点企业等重点场所的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

2上海市新发和输入传染病防控体系的实战运作

近年来，上海市新发传染病监测与应对能力明显提升，防控体系日渐完善，自2003年SARS疫情后逐步发展，经过2009年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考验，有效应对处置2013年人感染H7N9禽流感、2014年埃博拉出血热、2015年MERS、2016年寨卡病毒病及黄热病等新发和输入性传染病。“十二五”期间，本市共调查处置50余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埃博拉出血热留观病例（均排除）和MERS可疑病例（均排除），有效控制重大突发疫情，未发生疫情暴发流行；顺利完成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4年亚信峰会等多次国际重大会议的公共卫生安全保障任务，建立了及时、高效、敏感的本市新发和输入性传染病防控体系，上海针对新发和输入性传染病的防控实力也逐渐提升完善。

2.1尽早采取措施，有效防制SARS

2003年1—5月，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发生SARS暴发流行。上海共报告确诊病例8例。病例从发病到就诊平均1.5天，就诊到隔离平均1.5天，首诊调查到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平均1.9天。

早在2003年1月，上海已制定了SARS防制的分级预案，建立发热门诊和筛检程序促进四早（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和关口前移[3]，认真落实六个环节：监测、流调、隔离、检疫、治疗、控制院内感染。市、区（县）疾控中心和各监测点医院组成了全市三级非典疫情监测网络，监测点由2003年3月20日的110个扩大到5月1日的505个，实现全覆盖。

上海之所以能有效防控SARS，首先防控网络体系是重要保证。政府领导和指挥，适时调整各项措施，充分发挥上海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联动作用，坚持“条管块包、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属地管理机制，同时也是上海市公共卫生体系早警觉、早准备、早启动、早动员的工作结果。

2.2联防联控，依法科学处置甲型流感

2009年4月中旬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等国相继出现甲型H1N1流感，疫情全球迅速蔓延。 4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将甲型H1Nl流感疫情定义为“具有国际影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界卫生组织在短时间内将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从3级提高到6级，6月11日宣称全球进入流感大流行阶段[4]。

2009年5月2日，上海市委举行常委会，研究并部署本市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全市建立健全了防控组织体系和各部门组成的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各区县、各部门各司其职，防控工作迅速有序展开。坚持“对外堵输入，对内防扩散”的防控策略，根据疫情变化及时调整，从5—6月防输入，到7月减少二代病例，防社区传播，科学防控甲型H1N1流感。

2009年5月25日本市首次发现并报告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截至2010年4月30日，期间共报告确诊病例3600余例，其中约6%为境外输入病例。2009年5月至7月，主要以境外输入病例为主；8月以后，境外输入病例所占的比例明显下降，逐渐以本地病例为主[5]。本市甲型H1N1流感的流行经历了由输入性到本地流行两个阶段，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在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的保障下，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2.3迅速、高效、专业防控人感染禽流感

2013年3月，本市发现全球首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H7N9禽流感病毒以往仅在禽间发现。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拥有超过2400万常住人口，每年消费的家禽数量超过1.3亿羽，上海地处东亚-澳大利亚海滨鸟类迁徙路线的中部，人感染禽流感病毒存在高度风险。流行病学调查显示，2013年上海共报告33例确诊病例中，29例病例发生在上海市关闭活禽交易市场前，其余4例发病于关闭后的第一个潜伏期内。所有确诊病例中绝大多数具有可疑的动物或环境暴露史[6]。

疫情发生后，市政府及时组织开展风险评估，适时启动流感大流行Ⅲ级响应，按照预案科学、有序开展各项防控工作。同时，迅速建立市级流感联防联控工作领导机制，成立H7N9禽流感防控专家组，加强监测，及时发现、报告和救治病例。做好病例救治等，在应对H7N9禽流感疫情的过程中，贯彻“防治结合，预防为主”的原则，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同时做到信息公开、及时、透明[6]。

面对2014年埃博拉出血热、2015年MERS以及2016年寨卡病毒病和黄热病疫情等新发和输入性传染病疫情，本市均迅速作出应对，及时制定各种防控方案，开展针对疫区归国/来华人员的健康监测工作，控制新发和输入性传染病的发生。针对新发和输入性传染病的监测，明确监测网络、重点监测部门和重点监测对象对监测的开展至关重要，以MERS监测为例，本市已有的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网络、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监测网络为其监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明确将发热门诊、儿科门诊和重症监护室作为重点监测部门，对有流行病学史的可疑病例和聚集性病例作为重点监测对象，为本市对MERS病例的及时发现及时控制提供了有效的监测。本市还建立了不明原因传染病流行病学调查的核心技术路线和处置原则，有效提高了对少见、罕见及新发传染病病原体的发现和监测能力。

3经验和体会

回顾SARS以来相关的传染病疫情防控经历，本市之所以能有效应对相关新发和输入性传染病疫情，首先是政府高度重视，尤其是各级政府有力、有序、有效的领导和指挥，适时调整各项措施，形成上面一根针、下面千条线的统一行动，是开展各项防控工作的重要保证。其次是建立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疾病防控不是卫生一个部门的事情，需要农业、工商、林业、新闻等各部门的配合，一整套切实有效的联防工作机制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和2013年人感染H7N9禽流感防控中取得成效。通过联防联控机制将原本分散的各个政府职能部门有机结合形成合力，采取综合性的防控措施在新发和输入性传染病防控中显得尤为重要。第三是注重人才培养，进一步提升公共卫生应急能力。通过建设上海市传染病学、流行病学和卫生微生物学等重点学科，构筑传染病防控的人才高地，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成立“现场流行病学上海中心”，培养了本土化的高级流行病学的核心骨干。加强与国内外合作交流，选派优秀人才前往国内外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专业机构进修学习；鼓励与国内外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专业机构合作开展传染病相关科学研究，促进与提高本市传染病预防控制学术与技术水平，适应本市传染病尤其是新发传染病的监测与防控工作需求。通过能力提升加强内涵建设，有效应对本市公共卫生挑战，保障本市公共卫生安全能力可持续发展。

抗击SARS的实践启示，要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关系到人民健康、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任重而道远。2003年SARS之后，上海市政府未雨绸缪，加强了上海市公共卫生基础建设，先后实施了多轮《上海市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公共卫生体系得到全面加强，市、区两级政府在前两轮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中，6年共计投入资金近70亿元。经过近年的建设，以疾病预防控制、应急救治、卫生监督为核心的公共卫生体系主体框架基本形成，从根本上提高了上海市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体系。

4挑战和展望

4.1挑战

4.1.1特大型国际城市的传染病防控压力 上海是国际化程度较高且人口高度密集的特大型城市，随着推进“四个中心”建设、长三角地区区域联动发展和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上海与国内外的人流、物流和贸易往来更加频繁，公共卫生管理难度大，给病媒生物性传染病突破地域限制快速传播和蔓延提供了条件。上海面临着防范重点传染病和新发或再发传染病的压力。近年来，重大的医院感染事件进入高发期，多重耐药菌株不断出现，人口老龄化日益加深，对上海进一步完善传染病防控体系，健全新发再发传染病和输入性传染病的快速识别、防范和应急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4.1.2全球化背景下新发和输入性传染病的防控形势严峻 随着全球一体化及生态环境改变，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进一步加速了传染病的传播和新发传染病的扩散。全球新发和输入性虫媒传染病疫情数逐年增加，疾病负担不断攀升，我国输入性虫媒传染病的病例数在2015年已明显高于2014年。今后相当长的阶段，对传染病和新发传染病监测预警和现场应急处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凸显快速掌握新发传染病传播模式和特征、影响因素和危险因素，并开展现场流行病学处置和效果评价重要性。

4.1.3新发和输入性传染病防控技能有待提高

本市新发和输入性传染病虽然在监测与防控能力上取得了明显提高，有效处置了人感染H7N9禽流感和黄热病并有效应对了埃博拉出血热和MERS。但是现有的应对全球性新发传染病监测、识别及应急控制能力仍不能满足本市社会经济建设、市民身体健康等需求。针对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发病特征及防控形势，结合本市属国际化大都市、交通便捷、人口流动频繁等特点，仍需不断完善新发传染病监测系统，提高疾病防控专业人员对新发传染病的快速识别、防范和应急控制能力和技术水平，做到及时发现新发传染病并迅速有效地控制。

4.1.4传染病防控人员构成和社会需求不匹配 目前，疾控机构传染病防控专业技术人员年龄结构较为合理，但人才队伍梯队仍有不足，表现为中青年高层次专业人员较少，专家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和领军型人才尤其缺乏。同时，专业技术人员现场应急处置能力仍有待提高，新进人员缺乏入职后的规范化培训，造成其专业技能水平与公共卫生工作的实际需求不相适应。应加强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开展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大力培养发展专家型、复合型和领军型人才，满足本市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需求。

4.2展望

为应对未来新发和输入性传染病疫情，本市应继续完善传染病监测、预警和疫情报告管理系统，提升对新发和输入性传染病的识别和调查处置能力、病媒生物防制和消毒防护专业队伍的疾病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切实保障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和市民健康。

4.2.1加强传染病监测预警技术建设 继续完善和开发传染病早期预警技术与方法，开展传染病疫情预警效果评价，利用基于电子病历的传染病疫情直推模式，开展传染病疫情等相关信息的综合利用，提升传染病监测预警技术水平。

4.2.2提高传染病监测敏感性与预警能力 科学设置病媒生物监测网络，建立病媒生物种类快速识别技术和方法，开展重要病媒生物及其携带病原体监测，开展其他病媒生物监测、控制和评价技术，提高防控能力。开展病媒生物本底调查，不断发现新物种和新记录，建立重要病媒生物本底资料库。

4.2.3建立新发传染病症候群监测系统，提高对新发传染病的预警、应急应对能力 逐步建立针对新发和输入性传染病症候群监测系统，推进人-宿主动物-媒介综合监测，包括新发传染病人感染状况监测，宿主动物病原学监测，媒介生物监测等。研究开发新发传染病预警、快速检测技术和监测分析工具，形成针对新发传染病的综合监测和预警体系。完善优化新发传染病应急处置的流程，开展新发传染病信息库、专家库、案例库、处置流程库等技术储备，对新发和输入传染病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制定新发传染病、病媒生物性传染病、新发寄生虫疾病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和处置流程，构建快速有效的调查和处置技术体系。

4.2.4加强人员培训，开展国内外合作交流 加强与国内外合作交流，继续选派优秀人才前往国内外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专业机构进修学习，提高本市传染病预防控制学术与技术水平，适应本市传染病尤其新发传染病的监测与防控工作需求。继续加强对市、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条线人员传染病预防控制技能与技术的培训，提高新发和输入性传染病的监测预警、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与处置技能与工作水平。

参考文献

1. JONES KE， PATEL NG， LEVY MA， et al. Global trends in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J]. Nature， 2008，451（7181）：990-993.

2. 黄嘉炜，郭小芹，陆家海，等. 中东呼吸综合征流行现状与防控新理念[J]. 转化医学杂志，2015，4（5）：261-265.

3. 俞顺章，穆丽娜.上海市控制SARS和禽流感的体会：2004年SARS与禽流感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上海，2004.

4. Chan M. World now at the start of 2009 influenza pandemic[EB/OL].（2009-06-11）[2016-08-05].http：//WWW.who.int/mediacentre/news/statements/2009/h1n1_pandemic_phase6_20090611/en/index.html.

5. 陈健，蔡华，袁政安，等. 2009年上海市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的特征分析[J].复旦学报（医学版），2011，38（2）：121-125.

6. 陈健， 毛盛华， 胡家瑜， 等. 人感染H7N9禽流感流行特征与防控策略[J].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2013，34（6）：585-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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