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之问

2005年7月2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看望因病住院的钱学森。

94岁高龄的钱学森，说话虽然略显含糊，但思维依然非常清晰。他坦诚地对温家宝说：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钱学森提出的这个“很大的问题”，后来被国人称为“钱学森之问”。

2010年5月4日，钱学森逝世后不久，温家宝总理在北京大学与大学生座谈，在谈到“钱学森之问”时，温家宝真诚地说：

钱学森之间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钱学森先生对我讲过两点意见，我觉得对同学们会有用，一是要让学生去想去做那些前人没有想过和做过的事情，没有创新，就不会成为杰出人才；二是学文科的要懂一些理工知识，学理工的要学一点文史知识。

大学改革要为学生创造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环境。大学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来办。教育家办教育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大学还应该逐步改变行政化，按照教育规律办学。大学应该以教学为中心，使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学生作为学校的主体在教育改革中处于重要地位。

温家宝与学生座谈时的讲话，经新华社发布消息后，在更广泛的范围里引起了大家的思考。

“钱学森之问”是钱学森晚年思考最多的问题之一。他在给堂妹钱学敏的信里曾这样写道：“我想我现在就是脑子还管用，我是为我的脑子活着。对21世纪的教育我又有些想法……”

2005年3月，钱学森因病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治疗期间，依然保持每天看报的习惯。那时，《参考消息》连续两天介绍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这是钱学森在美国的母校。文章勾起了钱学森对往事的回忆：在这所世界顶级的大学里，有着非常民主而又活跃的学术风气，鼓励创新，倡导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培养了许许多多大师级的科学人才。钱学森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3月29日，他对陪伴身边的儿子钱永刚说，你把涂元季秘书叫来，我有话说。

涂元季到后，记下了钱学森如下的话：

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有具备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这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

我是上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有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有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项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是我感受最深的。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学生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儿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钱学森的这段话，比较刺人，但忠言逆耳，钱学森确实指出了我国现代教育的不足。当然，我国的学校教育，主要承担着大众化教育的使命。钱学森提出的是在进行大众化教育的同时，不应该忘记英才教育；在传授学生知识的同时，不要忘记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

4个月之后，钱学森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国家总理，提出了“钱学森之问”。

2007年8月3日，温家宝总理再次去看望钱学森。见到温总理，钱学森再次提及杰出人才的培养问题。

温家宝说：“你讲的话我都记住了”，并告诉钱学森：

……您这次讲得比上次叉要深一些。我们要超过发达国家，就要在科学和艺术的结合上下功夫；就要重视教学的综合性，培养复合型人才和领军人物。只要坚持下去，一年看不出效果，几年后总会有效果。

其实，对培养杰出人才，钱学森在领导国防科技工作时期就非常重视。王永志回忆说：

钱老关心人才培养是一贯的。1955年回国后，他在很多场合表示个人力量是有限的，主要是培养更多的年轻人才，我在他领导下工作感同身受。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提出：“我们不但要造就科技将才。更要培养科技帅才。”他老人家指的将才是科技骨干，而帅才则是在前沿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虽然现在人才辈出，但钱老感觉到我们在国际上出类拔萃的人才还不是很多。

一位华裔教授曾和钱学森探讨教育问题。教授说，在中国，你们所谓的好孩子，在我们美国是最笨的孩子。你们的孩子，爸爸、妈妈就问“你们考得如何”。而美国的爸爸、妈妈问孩子，总是说，你在班里有没有提出什么冒尖的问题，也就是鼓励创造性思维。

对此，钱学森很有同感。他说，现在的学生对知识没有兴趣，老师教到什么程度，学生就学到什么程度，这样的教育是不行的。教材不是主要的，主要是老师。他举自己为例，在美国读大学时，研究应用力学，电就是说，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数学系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这些应用数学家。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各贴海报办讲座，结果是两种讲座都受大家欢迎。

钱学森于是就问：今天的大学能做到这样吗?大家见面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年

轻人与老师的观点不一样，就非常难办了，老师甚至会不让学生毕业。

熟悉钱学森的人都知道，钱学森在提出问题的同时，往往对如何解决问题，已经有了深刻的思考和独特的见解。

早在1991年6月18日，钱学森卸任第三届中国科协主席不久，就给新当选的第四届中国科协主席、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的著名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写信，谈了他对培养科技帅才和进行现代高等教育改革的想法。在信中，他首先对100多年来的世界理工教育作了高度概括。他写道：

回顾一百多年来科技高等教育的历史，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开始了正式的工程师教育体制，即培育有科学基础的工程师，大学四年是头两年学数理化，后两年学工程技术；典型的是美国MIT(即麻省理工学院——作者注)的学制。这是理工分院设专业的。直到本世纪30年代这套学制是公认的。也很成功。

但到了30年代以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新技术需要更高的基础科学知识，进行新技术开发的科技人员要有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两方面的工作能力。由此出现了美国CIT(即加州理工学院——作者注)的学制，理工结合，重点培养博士生。现在这个体制也已在全世界推广，在我国也纷纷设置“理工大学”。

之后，钱学森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实际，在信中提出：

为了迎接21世纪社会主义中国建设的需要，我想有必要考虑在MIT的时代及CIT的时代之后，再创造一个高等教育的新时代：培养科学技术帅才的时代。不但理工要结合，要理工加社会科学。

1999年7月10日，中央音乐学院隆重举行“艺术与科学——纪念蒋英教授执教40周年教学研讨会”。

钱学森亲自写了一个书面发言，让女儿在会上宣读。信中说：

我和蒋英结婚已52年了，这真是不平静的52年!在美国那段时间的风风雨雨不说，单就新中国的成立、抗美援朝、国内建设几个五年计划、中国研制“两弹一星”的成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等而言，在中国共产党和三代领导人的领导之下，新中国的面貌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人感叹奋发!而在这段时间里，蒋英和我则在完全不同的领域工作：蒋英在声乐表演及教学领域耕耘，而我则在火箭、卫星的研制发射方面工作——她在艺术，我在科技。但我在这里特别要向同志们说明：蒋英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和启示，这实际上是文艺对科学思维的启示和开拓!在我对一件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这就是艺术对科技的促进作用。至于反过来，科技对艺术的促进作用，那是明显的———如电影、电视等。

总之，在纪念蒋英教授执教40周年之际，我钱学森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文艺与科技的相互作用。

钱学森认为，艺术与科学一样，来源于现实生活，反映客观世界，积极影响人们的思维与认识，又反作用于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

钱学森说：“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最后目标是对其整体及内涵(包括质与量)都充分理解。”科学与艺术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学问，其目标是统一的。科学与艺术是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以不同手法去探索世界的奥秘，揭示事物的真理。

他借鉴老哲学家熊十力把人的智慧分为“性智”和“量智”的观点，加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和发挥。

钱学森认为，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美学以及各种文艺活动属于“性智”，自然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等科学部门属于“量智”。“性智”和“量智”之间又相互促进、密不可分。“量智”侧重在科学技术方面，是研究事物从局部到整体、从量变到质变所获得的知识，并掌握其“度”；“陛智”侧重在文化艺术方面，主要是从整体的、形象的感受上，从事物的“质”上人手，去认识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所获得的成果和知识。钱学森十分重视“性智”的培养，他强调说：“大科学家尤其要有‘性智’。”

1995年11月，钱学森在给南京大学中文系一位青年博士后的信中，对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思维过程，作了具体而精彩的分析。他说：

从思维科学的角度看，科学工作总是从一个猜想开始的，然后才是科学论证。换言之，科学工作是源于形象思维，终于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是源于艺术，所以科学工作是先艺术，后才是科学。相反，艺术工作必须对事物有个科学的认识，然后才是艺术创作。在过去，人们总是只看到后一半，所以把科学与艺术分了家，而其实是分不了家的。科学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科学。

由此出发，钱学森经常说：科学家应该学点艺术，艺术家也应该学点科学。钱学森与蒋英堪称是这方面的典范佳侣。

1989年《教育研究》第7期上，刊载过钱学森撰写的一篇题为《要为2l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设计我们的教育事业》的文章。钱学森在文章一开头就写道：

1984年我写过一篇关于教育的文字，认为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认真总结我国教育事业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并参考现代教育科学的理论，找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办教育的道路。但我在那时仅仅看到本世纪末，只提出了一个轮廓的图案。虽说那也是为了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可又没有具体指出哪些才是21世纪我国教育所需要的。

为了寻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办教育的道路，钱学森费尽心智，通过对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不断深化，在晚年的时候，系统地提出了“大成智慧学”这一崭新的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

大成智慧学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为指导，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人一机结合、以人为主的方式，集古今中外有关经验、知识、智慧之大成，科学而创造性地去解决各种复杂问题。钱学森把它英译为：Theory of meta-synthetic wisdomutilizing iriformation networkstructured with marxist theory。

钱学森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不单是研究一个个事物、一个个现象，而且是研究这些事物、现象发展变化的过程，研究这些事物、现象相互之间的关系。今天，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一个很严密的、综合起来的体系，这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改造客观世界，就必须运用人类通过实践认识客观世界所积累的知识。用钱学森的话说，就是“必集大成，才能得智慧”。

在此基础上，钱学森提出了“大成智慧教育”的设想。

大成智慧的核心是科学技术与哲学的结合。钱学森说：我宣传的大成智慧学，“就在于微观与宏观、整体(形象)思维与细部组装向整体(逻辑)思维合用；既不只谈哲学，也不只谈科学；而是把哲学和科学技术统一结合起来。哲学要指导科学，哲学也来自科学技术的提炼”。

钱学森认为，21世纪培养出来

的大学硕士，应该是具有大成智慧的硕士，具体表现为：(1)熟悉科学技术的体系，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2)理、工、文、艺结合，有智慧；(3)熟悉信息网络，善于用电子计算机处理知识。

钱学森说：“这样的人是全才。我们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全才伟人，走到19世纪中叶的理、工、文、艺分家的专家教育，再走到20世纪40年代的理、工结合加文、艺的教育体制，再走到今天的理、工、文(理、工加社科)结合的萌芽。21世纪，我们又回到像西方文艺复兴的全才了，但有一个不同：21世纪的全才并不否定专家。只是他，这位全才，大约只需一个星期的学习和锻炼就可从一个专业转入另一个不同的专业。这是全与专的辩证统一。”

钱学森说的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处于欧洲14至16世纪。这个时期的文艺复兴，同时也是科学的伟大复兴。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既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又是全才。例如，达芬奇不仅是伟大的艺术家，也是杰出的科学家；布鲁诺不仅是勇于追求真理的科学家，又是思想深邃的哲学家。

钱学森对这一时期非常推崇。他提出的大成智慧教育，就是想培养出21世纪所需要的既是专家、又具有大成智慧的全才。钱学森充满激情地向往说：这是“新一次的‘文艺复兴’啊”!

因此，钱学森希望用大成智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在思维结构中应该具备三个层次。

一是知识层：它是由各种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经验、感受(包括现代科学技术的体系结构及体系中已纳入和尚未纳入体系的知识与经验)等要索构成的，是思维结构中最重要的基础层次。

二是情感层：它是由人们的价值观念、需要意识、精神、品德、意志、意向、情趣等等因素构成的，是思维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动力与调控层次。

三是智慧层：它是以知识层和情感层的整体综合为基础的，是由唯物辩证的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以及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观、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系统观、人一机结台的大成智慧工程等基本要素相互促进、相互交融，有机地建构在一起的，是思维结构中最深刻、最复杂、最富于哲理的层次。

总之，钱学森的大成智慧教育思想，是希望通过多种教育方式，培养青年人具有大智、大德的思维结构和内涵，为青年人的创新精神提供一个广阔而科学的天地。

同时，钱学森也强调，教育工作不可能立竿见影和速见成效。在制定教育方针时，一定要向前看，像邓小平要求的那样：“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对大成智慧学的研究与探索，是钱学森晚年心中的一件大事，也是钱学森晚年的一个重大科学贡献。

晚年期间，钱学森还提出了与大成智慧学相关联的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

钱学森认为：“思维科学就是人的思维科学，翻译成英语叫noeticscience。”“noetic”原意多指理性的、智力的或思维的活动。钱学森提出的“noetic science”，是作为一门研究人的思维规律的科学，着重揭示人脑通过思维活动，怎样加工处理从客观世界和人类知识宝库中获得的各种信息，从而得到正确的认识和知识，并能进行创造性的思维。钱学森提出，在当代，思维科学应着重研究“cyberspace”，探索并阐明在有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信息空间里，人的思维活动如何与计算机和互联网提供的信息相配合、相促进，找出新创意、新决策。也就是说，思维科学应着重探索并揭示，在人一机结合、以人为主加工信息的智能系统和信息空间里，人们应该掌握怎样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发展规律，才能更好、更快地集智慧之大成，提高智能，获得大成智慧，有所发现，有所创新。

与思维科学密切相关的还有人体科学，但这两者之间又有区别。思维是大脑的一种功能，思维也是大脑运动过程的产物。所以，思维与大脑不可分割。但思维科学并不是研究大脑的生理活动的，这部分内容属于人体科学研究的对象。因此，钱学森又提出了人体科学。人体科学是从脑科学、精神学、心理生理学、人一机功效学、医疗卫生、人体与生态环境等多种角度，研究人体的结构与功能态如何承受客观世界的影响和作用，侧重探索和阐释人体与人脑如何能够及时、正确地获得各种信息。研究人体科学的目的在于揭示人体这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奥秘，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充分发挥人体潜在的体能和智能。钱学森认为，人类远没有认识自己。　认识科学、认识社会、认识自己，这应该是钱学森晚年给后人提出的伟大求索吧。

(本文内容摘编自即将由人民出版社推出的钱学森唯一官方传记《钱学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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