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明文人生活美学中的“尚奇”趣味

摘要：“尚奇”审美趣味在晚明文人日常生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它是其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合力的美学显现，更从晚明的一种生活样态升华为时代美学精神。具体表现为“厌常喜怪，喜新尚异”的时尚追求，“新之有方，异之有道，不失情理之正”的品位推崇，以及“一榱一桷，必令出自己裁”的审美个性。晚明的“尚奇”美学精神突破了儒家的“温柔敦厚”之美，而立足于个体感性生命与日常生活，是对自身力量的全面开发，具有浓郁的现代气息，体现了审美的进步。然而，这种趣味还未得到充分发扬和开拓，就被随着改朝换代而来的假古典主义所湮没和扼制。

关键词：晚明；生活美学；尚奇；品位；个性

中图分类号：B8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2−0170−07

晚明时期，“尚奇”成为一种时代风尚。晚明文人所尚之“奇”从根本上来说，是压抑已久的个体感性生命力的爆发与释放，它与自然人性论思想的兴起密不可分。表现在文人的日常生活中，“奇”的特点有三：一是世俗性，表现为对“时尚”和新奇事物的追逐；二是抗争性，表现为奇人、奇事、奇言、奇行，以狂放不羁的生活方式来标举不俗，挑战儒家传统的伦理模式；三是独创性，标新立异，突出个人风格，宣扬主体的自我价值。“尚奇”的审美趣味在晚明文人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晚明之“奇”对中国古典“尚奇”美学精神既有传承，又与传统有着根本的不同。

一、晚明“尚奇”趣味的思想根源

“奇”的审美趣味何以在晚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本文认为必须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加以讨论。

首先，“奇”源于一种“不平之气”，这种“不平之气”与晚明政治密切相关。明代施之于士的政治暴虐是出了名的，赵园以“戾气”来概括明代尤其是明末的时代氛围，“躁竞”、“气矜”、“气激”则是士人处此时代的普遍姿态。[1]（3−20）晚明文人所受迫害最深，薪俸最薄。万历“争国本”事件之后，万历帝开始了长期的怠政，从万历二十五年之后，竟然有二十年没有上朝。官位空缺长期不补，在职的官吏得不到正常的升迁，贪污腐败现象愈加严重，政府机构长期处于瘫痪状态。上下交争、党派之争趋于尖锐化。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政更是对士人施以暴政，特务机构林立，到处充满“杀气”。“廷杖”、“厂卫”、“诏狱”对士人肉体和精神是极大的耻辱。“上下交争，构成了明代政治文化的特有景观。”[1]（7）正德、嘉靖朝诸臣的群起而争，人主对群臣的大批杖杀、逮捕，足称古代中国政治史上的奇特一幕。这种暴虐发展到极端，扭曲了晚明文人的心态，他们以自虐来抗争。明代士人好谈患难，《明儒学案》屡见明代士人以廷杖诏狱为修炼的记述，赵园认为，暴虐“非但培养了士人的坚忍，而且培养了他们对残酷的欣赏态度，助成了他们极端的道德主义，鼓励了他们以‘酷’（包括自虐）为道德的自我完成——畸形政治下的病态激情”。[1]（9）徐渭以斧劈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2]（716），李贽夺刀割喉等等，他们以受虐甚至自杀为痛苦的发泄，这其中不仅是隐忍，更是心性的“残”与“畸”。然而，这个对文人及生命蔑视的时代却愈加激发了他们对理想人生的向往，从而将文人导向对生命价值本身的追寻。徐如瀚为徐文长作序：“顾其肮脏之气，无所发舒，而益奇于文。”[3]（1003）袁宏道说徐文长“病奇于人，人奇于诗”[2]（717），为奇人作传作序实则是为己立心，“奇”源于晚明文人对封建末世社会和政治的群体性感受。

其次，“尚奇”与晚明社会的审美风尚息息相 关。“奇”作为一种审美趣味有其自身发展的独立 性。晚明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无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生产规模和生产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商品交换与流通日益频繁，商品经济达到空前的繁荣，形成了大小不等的商业中心区，尤其在经济发达的江浙一带，出现了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市镇。随之而起的，是不断壮大的市民阶层，他们的消费与生活对市场的需求和依赖也越来越大。正德以来，明代社会生活和风尚发生了激剧的变化，奢靡成风，“今则服舍违式，婚宴无节，白屋之家，侈僭无忌，是以用度日益华靡，物力日益耗蠹”。[4]（卷七）文人是最为敏感的群体，身处这样一个五光十色的时代，文人的思想和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注重现世的享乐，追新逐奇，审美趣味趋于世俗。“奇”的趣味反映在文学、绘画、戏剧、园林、服饰、器具等诸多领域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同时文人又强烈地拒斥“俗”，标榜“奇”，追求“癖”，不断通过“言”与“行”来引领“时尚”潮流，宣扬富有底蕴的真新奇。晚明时期，外来文化的影响也成为“尚奇”的重要外因。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不仅带来了西方文艺的思想与精神，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人们从未见过的奇器、奇书，西方当时的科技成果、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文学艺术等等都极大地刺激了晚明人的好奇心。文人与传教士颇为频繁的交往令他们的思想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而如地球仪、望远镜、卧钟、玻璃器具等等新奇器物的出现，则令他们大开眼界，更加尚“奇”、好 “奇”。

笔者认为，促成晚明文人尚“奇”的审美趣味，更为内在的因素则是中晚明心学与自然人性解放思潮的兴起。通过王阳明“心即理”，李贽“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童心说”，公安派“性灵说”等等人文思潮，文人重新思索自我价值，炽热追求真诚、深情与性灵，忠实于内在自我对事物最直觉最真实的感受。尤其是李贽的“童心说”，尊崇“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5]（卷九），强调要保持如童子一样的纯真和本 心，尖锐批判假道学之伪，肯定人的私心、私欲，认为童心未泯者方能创作出好作品。在李贽思想的影响下，晚明多狂狷之士，力斥乡愿作风，他们在行为举止上追求个性，文学艺术上推崇独创，生活方式上标新立异，标榜与众不同的风格，逐步发展为“奇”的审美风尚。晚明人所认同的“奇”源自自然本真之童心，好奇即是求真，是对自身感性力量的开发与认知，代表了一种鲜活的感性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奇”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它是原创力和生命力的代称。世人所目为奇异者，不过是展现赤裸裸的自我而已。只不过文人的情趣长期以来被上千年的封建伦理思想所遮蔽住了。回归到人性与道德最原初的枉然状态，回归到人类生活最基本的吃饭穿衣等层面，正是明代心学及其后学所隐隐指出的一条道路。笔者认为，晚明“尚奇”趣味的审美意义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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