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防制衡与国际网络冲突

报告》指出，美国将继续加强面对网络空间威胁的防御能力，并提出了“防御前置”（defend forward）的新理念。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Cyber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ember 20，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8/09/National-Cyber-Strategy.pdf， 访问时间：2018年12月4日。防御前置将大概率导致一些先发制人的行为，但理论上防御前置也可包括一些主动防御活动，例如在目标网络系统中种植木马程序、安插网络暗门或“逻辑炸弹”等积极防御行为。无论是防御前置还是积极防御，都令网络空间安全滋生了不稳定因素。因此，国家间在网络冲突中的攻防态势为研究网络空间安全与大国间的战略稳定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视角。

在既有的国内外研究中，通过探究网络进攻与防御之间谁更占据有利地位来探讨网络冲突频发的观点较为常见。纵观国际网络冲突动态，我们可以发现，相比于政治矛盾与贸易冲突，网络冲突的发起国在成功完成网络入侵之后，目标国既没有轻易选择妥协和让步，也没有做出过激的报复性行为，而是对网络入侵事件淡化处理。源自经典的进攻—防御理论的网络攻防理论成为解释上述现象背后生成逻辑的理论基础。

然而，无论是传统的进攻占优论（Offense Dominance Theory）还是新兴的攻防平衡论（Offense-defense Balance Theory），均未能有效解释网络冲突的目标国面临网络攻击之后的政策选择问题。一方面，网络空间的攻防平衡理论是对网络进攻占优的有力改进，并有效解释了网络冲突维持低烈度态势的过程机理，为国际网络空间的战略稳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网络攻防平衡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即我们无法回避网络空间仍存在攻击的先发优势，网络攻击成功的案例大量存在，并给攻击目标造成了切实的损失。这就自然引出了一系列问题：为什么网络冲突的发起国在成功完成网络攻击之后却难以从根本上实现其战略意图？如何规避网络空间的进攻优势对国际体系战略稳定的负面影响？这些问题成为网络攻防理论的若干短板，也是本文探讨的核心。基于此，本研究将从国际网络冲突处理结果的维度对攻防关系进行重构，提出新的网络攻防关系模型作为分析框架，并通過定量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相应结论。

二、 网络空间的进攻—防御理论及其批判

本文首先将对网络攻防理论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进攻占优论作为网络攻防理论的重要范式之一，存在若干不足。网络攻防平衡理论则进行了部分修正，成为国内外研究的新趋势。本文则试图从已有的理论出发，探究其解释现实问题的局限性，为本研究提出的新框架奠定理论基础。

（一） 网络空间的进攻—防御理论及其基本要义

网络空间的攻防理论可以追溯到传统国际体系中的进攻—防御理论。一些学者曾对传统的进攻—防御理论进行了详细综述与阐释，参见：Tang Shiping， “Offense-defense Theory： Towards a Definitive Understanding，”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3， No.2， 2010， pp.213-260; 王伟光：《攻防平衡理论及其批判》，《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3期，第84—120页。以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追求的终极目标不是权力，而是安全。Kenneth N.Waltz， “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18， No.4， 1988， pp.615-628.由于缺少“利维坦”式的权力来源，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所产生的安全困境John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2， No.2， 1950， pp.157-180;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30， No.2， 1978， pp.167-214; Randall L.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Vol.5， No.3， 1996， pp.90-121; Charles L.Glaser， “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Vol.50，No.1， 1997， pp.171-201.，使国家为追求安全所采取的行动自然会被他国视为威胁。即使国家没有表现出恶意，但国家之间的恐惧与不安全感仍然是普遍存在的。攻防理论正是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困境中孕育出来的。其前提假设是：国家所经历的安全困境的强度可能会有所不同，这取决于军事技术的发展状况和某些情境因素。当军事进攻占上风时，合作就很困难，战争就更有可能发生;当防御占上风时，战争就容易避免，合作便更容易实现。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在防御占优的情况下，战争的风险会增加。参见：James D.Fearon，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War since 1648，” paper delivered to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Chicago，February 21-25， 1995， pp.379-414; Peter Liberman，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9， No.1-2， 1999， pp.59-91。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认为，当进攻比防守有优势时，进攻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佳途径。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设法扩大其规模和影响力，都将难以维护其既有的国家利益。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30， No.2， 1978， pp.167-214.斯蒂芬·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则持相同的观点，认为当征服变得很容易时，战争发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攻防平衡的变化对战争的风险有很大影响。Stephen Van Evera， “Offense， Defense，and the Causes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 No.4， 1998， pp.5-43.攻防理论认为影响攻防平衡的两个变量是：（1）防御性武器和政策是否可以区别于进攻性武器和政策;（2）防御或进攻在准备和结果上是否占据优势。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30， No.2， 1978， pp.167-214. 因此，进攻优先的国家战略成为主权国家维护和争取国家利益的重要选择，而这会成为国家间发生冲突的催化剂。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进攻占优还是攻防平衡，都逐渐成为攻防理论的核心变量，并广泛用于分析国家行为体的国际互动行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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