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普的“好莱坞时代”

主任约翰·林奇所要表达的，简单说就是科学传播首先要吸引人。

一直以来科学的传播主体来自于知识分子阶层，传播内容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并且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不过对不起，科学传播的主要对象是普通公众，公众更加认同的是大众文化，因为它们轻松快乐，愉悦身心，这种认同感往往使得内敛的科技精英文化更加孤立。

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是由美国探索通信公司（Discovery Communications）于1985年创立的。他以播放流行科学、崭新科技和历史考古的纪录片吸引大众。以高超的拍摄技术让观众注视到那些平时无法捕捉到精致画面。Discovery 已然成为“最佳纪实娱乐”的代名词。节目更多地运用了实验的表现方法而不仅仅是语言上的论述。比如被誉为“最佳电视科普节目”的《流言终结者》。

两位固定主持人，亚当·萨维奇当过动画师、平面设计师、室内设计师、布景设计师以及电子动画或电脑化机器人专业人员，而杰米·海纳曼此前担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潜水员与船长，为了在特效行业中竞逐一席之地，他开设自己的工作室M5 Industries，周旋在玩具原型与机器人专业之间。他们在一开始就承认自己不是科学家，但他们利用自身的专业和技巧，针对各种广为流传的谣言和都市传奇进行实验。

希腊科学家和学者阿基米德是否仅用镜子和反射的太阳光就点燃了入侵的罗马舰队？为了测试这则流言，亚当和杰米定做了500面镜子，买来一艘救生艇，改装成古罗马船的样子。由麻省理工学院的人来做500名士兵。他们无论用“铜”镜，还是现代镜，都无法使船着火。最后，流言被终结。他们甚至请到了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他们的实验过程作见证。

也许你不可想象，为了揭示真相，流言终结者们把许多东西炸毁、打爆或扔到水里，其中不乏汽车这样的大物件，但他们最初的想法就是寓教于乐——把科学和娱乐结合起来。

Discovery还善于在普通人群中寻找典型性人物，以此作为核心成立制作团队，讲述他的故事。荒野求生的“男主角”贝尔·格里尔斯已然成为了不少青少年心目中的英雄。

贝尔是空手道黑带高手，曾在英国特种部队-特种空勤队服役三年 ，他在无人协助的情况下，领导队伍乘坐硬底橡皮艇，横越结冰的北大西洋，他还是英国最年轻登顶珠峰并成功返回的人。

就是这样一个人带领着摄制组跟他一起上天入海，哪里可能有危险，哪里就会有贝尔教你求生方法。悬念、刺激还有美感，经过包装的科学以一种大众能接受并喜爱的方式呈现，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亚当、杰米还是贝尔，都有可能受伤，狼狈不堪，贝尔甚至为了偷得蜂蜜被蜂箱里的小蜜蜂蛰了脸部，差点出现过敏性休克。

然而，亚当曾经说过，“我的尊严和好看的节目，它们永远无法并存。”作为纪实娱乐的传播者，他的选择显然是取决于观众的。

看了《2012》后更加关注气候和环保

Discovery本质上是基于事实的科学呈现，只是借用了一些娱乐化的表现方式作为包装。事实上，真正的娱乐化是超越现实的艺术创造，观众从艺术创造中感受到科学。因此，西方科普娱乐化表现最为彻底的就是电影和剧集。

美国心理学家和教育家杰罗姆·布鲁纳认为，人类有两个基本的认知模式，一个是叙事模式，另一个是逻辑——科学模式。叙事模式指的就是从具体故事的陈述中获得认知，而逻辑——科学模式则需要从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探求普遍真理。

没有人能拒绝故事的魅力，尤其是当你把生涩的科学道理融入在拥有丰富的情节和复杂的人物关系的电影和剧集之中时。

除了《生活大爆炸》，《犯罪心理》、《别对我撒谎》、《怪医豪斯》等等涉及心理、医学的美剧不胜枚举，而《生活大爆炸》的走红更在于它是第一部讲述科学天才们日常生活的喜剧，科学家不再被描述得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相反他们存在各种各样的缺点。心理学上认为，不完美的人更能让对方产生亲热感和认同感。

而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教授李大光眼中，以《阿凡达》为代表的美国科幻电影，以震撼的科学想象力和高超的艺术表现技巧，已经把科普娱乐化带入了“好莱坞时代”。

国人议论《阿凡达》最多的恐怕是其震撼的3D效果，而忽略其内容。采矿公司派遣的战机最终败给了潘多拉星球的爱情、种族、信仰和文化，这恰恰揭示了科学不是万能的。

从《后天》到《2012》，灾难片也必然与科学息息相关，而它们也正是在警示人们滥用现代科学技术实际是有害的。 欧美的科幻电影一般是以警惕科学滥用带来的危害作为前提的，尽管情节中的科学元素多有病诟，但却把科学的两面性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这才是科学精神的精髓。

李大光认为，娱乐化的目的其实只是为了引起受众关注，因此，只要在故事中隐藏一点点科学道理足矣，关键在于带去对科学的一点思考。此前，大众恐怕从没像观看了《2012》以后那样关注气候，关注灾害，关注环保，显然“好莱坞”做到了。

“天桥杂耍”是娱乐化的必经之路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科普娱乐化并没有成型，这是因为娱乐圈与科学界“老死不相往来”而中国又没有西方国家的可架起这两个群体的桥梁。

早在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科学与娱乐交流”机构成立之前，美国公众科学理解委员会、英国公众科学理解委员会这样的科学家团体都可以起到联系和沟通这两个群体的作用。

李大光指出，更为重要的是，一直以来中国主流媒体发出的舆论总是在一味地强调科学的完美，但实践证明，水利工程破坏生态，食品添加剂危害健康，垃圾焚烧污染环境等，已经越来越凸现科学的两面性。这种倾向不会给艺术带来想象和创作的空间，艺术家和科学界无法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把科学的多样性展现出来。

“因此，中国的科普娱乐化处在一个相对低端的水平。”他直言，电影和剧集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仅有的一些科普电视栏目中，曾一度受到赞誉的《走进科学》已经被调侃为“走进伪科学”，因为其为了达到取悦于中国的科学素养水平较低的群体，刻意设置悬念，最后给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往往是脱离科学的。这样的栏目既不是真科学，也不是彻底的娱乐，处境极为尴尬。

此时，民间科普似乎有了星星之火，线上线下，不但有兼具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文字作品，还组织看片，办讲座、沙龙、嘉年华。但在李大光看来，这些科学传播还无法依靠主流的科普传播媒介，其传播效果一定程度上受到地域的限制。他把当前中国科普娱乐化的现状形容为是“天桥杂耍时代”，也是一个必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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