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图像转向：一项跨媒介的视觉文化研究

摘 要：从跨媒介研究的角度出发，通过穿越沈从文的文学、绘画和学术三方面的文化实践，可对沈从文的“转业”之谜提供一种基于图像阐释、文本细读和历史考证的新阐释和新论证。沈从文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比喻成是一次针对“工具重造”的运动，他本人在工具方面的变革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一变革以沈从文在1934年用彩色蜡笔作画为标志，伴随着人生中的婚外恋情、文学创作中的色彩实验、战后政治评论中的审美乌托邦，中间贯穿着一条“图像转向”的红线，并最终导致沈从文晚年向“形象历史学家”的转型。这一“图像转向”和一个堪称“艺术家”的沈从文，将成为理解前期“作家”沈从文和晚期“学人”沈从文的桥梁。而其中透露的内在逻辑历程，存在着超越一时一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纷争的哲学深度和意蕴。

关键词：图像转向；工具重造；色彩实验；学术革命；色彩重现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4）3-0089-31

引言

1934年1月7日，一辆列车正缓缓驶离前门。车上，沈从文挥手告别新婚的妻子，和渐行渐远的古都的雉堞和城楼，踏上了回乡的行程。十三年前，二十岁的沈从文沿着同一路线，历经十九天的颠沛流离，从遥远的湘西边陲初次踏进北平的城门，踏进这座交织着骆驼和尘沙、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的古城，开始了他那伊利亚特式的远征：欲凭藉三寸弱翰，在这座百万人口的文化古都拼得一席之地。在巍峨的前门城楼衬映下，当时的沈从文除了勇气之外一无所有；而现在的他，早已成为了著名的“多产作家”——“名誉，金钱和爱情，全都到了我的身边”①。多年来的第一次返乡，可谓沈从文一次名副其实的衣锦还乡。旅途舟车劳顿，星夜兼程，持续了半个多月。这段艰辛的旅程在沈从文迄今为止的全部创作生涯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旅途不仅直接产生了两部脍炙人口的散文杰作《湘行书简》和《湘行散记》；而且也间接地有所贡献于他的代表作《边城》和《从文自传》②。这些作品星群般涌现，“标志着沈从文创作的完全成熟”③。在阔别家乡十三年之后，这位在社会中“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④大书的作者，终于有能力馈赠给家乡以另外的一部大书——在他的生花妙笔之下，故乡湘西从此摆脱了历史上藉藉无名的状态，凭借其绮丽的风景，和人民平凡的哀乐，转化为一部真正的传奇，一部中国文学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传奇之一。

除此之外，耐人寻味的是，在还乡之旅中，在作家沈从文的行囊中，还带着另外一种“笔”——一套彩色蜡笔。于是，在《湘行书简》中，我们看到了沈从文写作中前所未有的新东西：绘画的实践（图1、图2）⑤。这些仅仅针对张兆和一个观众、事先从未设想过公诸于众、从专业角度而言颇为业余的“画”，同样在沈从文的全部创作生涯中，占据关键的角色。鉴于沈从文屡屡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比喻成是一次针对“工具重造”⑥的运动，我们将在同样的意义下，看待沈本人在工具方面出现的变革；我们认为，这一变革标志着他写作和人生中一个重要阶段的开始，堪称一次“图像的转向”，并最终导致作家沈从文，向晚年作为“形象历史学家”⑦的沈从文的转型。换言之，这一“图像转向”和一个堪称“艺术家”的沈从文，将成为理解前期“作家”沈从文和晚期“学人”沈从文，一座承前启后的桥梁，一个不可或缺的过渡和中间阶段。

一、沈从文四张画的阐释问题：

兼论王德威的“见”与“不见”

尽管“图像转向”的观念不曾出现在时下汗牛充栋的沈从文研究中，但是，2003年，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发表的《沈从文的三次启悟》一文⑧，却是最为接近这一表述之精神内核的少数论著之一。王德威作为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耆学名宿，曾经留下过一系列文学史上堪称经典的沈从文论⑨。但这一篇似乎有所不同。当我于无意中第一次瞥见此文时，曾误以为是一篇货真价实的艺术史论文。我本人虽常年对沈从文保持兴趣，但从未试图诉诸表达；现在的我重新接近沈从文，也有着与文学研究家王德威迥然相异的因缘：一方面，那是因为我在近期的林徽因研究中读到林的一封信，其中谈到了沈的婚外恋，从而引起了我的兴趣；另一方面，则是我目前正在从事的装饰纹样研究，需要我从物质文化史角度，借重于沈氏晚年的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两条线索的交叉处，我遭遇了王德威的沈从文论。需要指出，王文在很多方面都充满了睿见。它试图通过对于沈从文1947～1957年间发生的三个重大视觉事件（涉及版画、照片和速写）的探幽发微，以解答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历史之“谜”——沈从文为何放弃文学创作而转向文物研究；尽管其所提供的具体答案存在着巨大的可议论的空间，尽管论主并未使用“图像转向”的术语，甚至于将“转向”的起始时间亦不当地推迟了将近十四年，但是，其论述却非常接近于道出这种“转向”的实质。另外的一个事实是，据我所知，王德威是致力于从图像角度阐释沈从文中后期作品风格变化的第一人⑩，这一切都在证明了王教授过人的敏锐。再次，恰如“启悟”一文试图以沈从文生平中的三个视觉经验，来切入发生在论主内在心灵的深刻变化，说明他如何“以最奇特的方式见证了一代知识分子在面对历史的风暴的时候的所能为与所不能为”{11}；事实上，王德威本人具体论述的展开，同样贯穿着这种基于一系列个人“启悟”的方法论，如他对于本文论题的发现，莫名其妙地即具有直觉的准确性；如他用一系列穿越文学、音乐、理论的不同文类，兼及两岸三地，令人眼花缭乱地丰富，同时又完完全全属于个人视角的阅读经验，来讨论中国的“抒情传统”，以及与“现代性”关系等如此宏大的主题{12}，经常令我不由自主地抚掌击节、叹为观止。

然而，当这种基于敏锐与善感的素质被不当地夸大，上升为一种统摄一切的方法论时；尤其是，当这种方式论罔顾视觉经验和历史证据的双重制约，满足于徒逞阐释主体之一厢情愿的图像阐释之快时，上述“睿见”必将同时转化为“不见”，从而坠入万劫不复的历史谬误的深渊。在此，王德威关于1957年沈从文三幅绘画作品的具体阐释，为我们严肃地思考应该如何合理地使用图像、应该如何处理图像阐释与历史证据相适应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供分析的极好案例。限于篇幅和主题，以下讨论将仅涉及王德威文中关于沈氏绘画作品和所谓“第三次启悟”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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