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中国文学史的评估问题

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中国文化教育和社科研究行业的高速发展，随着“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和文学史观念、范式的探讨不断被深化(1（）大陆地区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出版，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以内地出版的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例，即完整的现代文学断代史,从1951年到2007年，我共检索到119部。（2） 其中，改革开放之前的20年，出版了10部，平均每两年1部。改革开放之后的29年，出版了109部，平均每年3到4部。这个统计也许并不完全。但仅从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个个案就可以见出，20世纪80年代以后，内地文学史著作的新增数量骤然扩大。如果加上其他文学史著作如中国文学史、断代文学史、分体文学史、区域文学史、区域断代文学史、地域文学史以及各种专题文学史和外国文学史，文学史著作增长的速度的确有些令人感到意外。

北京大学中文系和苏州大学文学院曾于2004年联合举办了“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1904－2004国际研讨会”。面对文学学科内的这一现象，一些会议报道称，我国已出版1600余部中国文学史，佳作寥寥，并且每年还在以十余部的规模产出，其中，有不少文学史的内容大同小异。这一讯息在媒体上引起了广泛的负面评价，之后经常有文章对“中国文学史出版泛滥”的问题表示出担忧。如《1600余部中国文学史——佳作寥寥》（朱自奋，《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11月12日）、《1600部文学史背后的忧思》（牛文怡，《新京报》2004年12月15日）、《中国文学史:与其高产不如优生》（杨泽文，《天津日报》2005年3月15日）等。在不经意间，“1600余部中国文学史”这个数字也进入学者的叙述，凝固成为一个多少带有价值判断意味的符号。（3）

实际上，中国已经出版了“1600余部中国文学史”这样的判断，含混随意，并不是在对各种文学史进行分类界定之后获得的精确统计结果，与实际情况并不吻合。

该数字可能源于《台湾出版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一书附录的统计数据：从1880年到1994年（含部分1995年），新加坡、韩国、日本、欧洲、美国、苏联、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总数达1606种。（4）依据这个统计，如果把海外的出版物排除在外的话，中国出版的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的数量，并不像报道所说的那样多。如果限定在通史（包括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断代史）的范围内，中国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的数量就更少。比如，厚达2618页的《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一书出版于2004年。该书把文学专史界定为“中国文学史”范畴下带有“专门史”性质的著作。这样，通史和大部分断代史两种类型的文学史就不在该书正文之内，而是以“附目”形式把它附在书后。从1882年9月日本东京文学社出版的《支那古文学略史》（末松谦澄著）到2001年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文学》（王万森主编），该书“附目”在世界范围内仅得通史类中国文学史条目798项。而且，其中还列入了三卷本文论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王晓明主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1997）。（5）当然，在以后三四年间，内地又陆续出版了一批通史、断代史，但把它们都加在一起，到2004年，通史性著作在数量上也远达不到1600部。

如果把各类文学史都统计在内的话，那就大大超出1600部这个数字了。

文学史样式种类繁多。就中国文学史的体式和覆盖范围而言，可分为通史、简史、断代史、分体史、专题史、思想史、批评史、流派史、运动史、少数民族史、地域史、区域史等等许多，有着广阔的和深入的描述和阐释空间。《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共搜罗到海内外2000年以前（包括部分2000年以后）出版的专史2087部，分别编入“正目”以及附录中的“存目”和“外目”。对于列入“正目”的710部书，从基本情况、著者介绍、内容介绍和简要评价这四个方面都一一详加著录，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这是该书的主体。该书编者未见到的专史有250部之多，均把它们列入“存目”不做介绍。带有“思潮”、“思想”、“理论”、“批评”、“学术”、“年表”、“史料”字样的著作，以及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四大体裁的分体通史，由于数量众多，编者仅把其中的断代史部分列入“正目”，其余1127条均列入“外目”，聊备查考。这样，加上“附目”中的798部通史，该书共记录了2885部文学史。到2004年，这个数字同样也会有所扩大。

《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把专史划分为作者文学史、读者文学史、主题文学史、体法文学史、民族文学史、地域文学史、比较文学史七类。这种分类法的合理性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而作为一部工具书的最大缺憾是，该书列入“存目”的250部专史大多数并不是可遇不可求的罕见书，可编者却一并将其归入“存目”不加介绍，显得有些仓促和急躁。有接近四分之一的专史仅留下一个目录，在省却了查找的麻烦的同时，也影响了《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一书学术价值的完整性，因为这250部专史只有简单的出版记录，没有提要和章节细目。此外，该书每个类别的专史都有一些重要遗漏。比如，以内地各省市、地区的区域文学史著作为例，在该书覆盖的时段内，在“正目”和“存目”中都没有出现的有《内蒙古当代文学概观》（托娅、彩娜，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湖北当代文学概观》（熊忠武主编,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贵州明清文学史》（王燕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陕西文艺十年：1978—1988》（权海帆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等。尽管如此，《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正如董乃斌所云：“首先，它虽还不能说是毫无缺漏，但却是百年来文学专史第一次有意识的汇总，既可供统览，又可供检索，编者抱着切于实用的宗旨制定编写体例，使它成为一部很有用的工具书；其次，对于文学史研究工作者，特别是正在寻找题目撰写博硕士论文的学术后进们来说，这部书可以提供许多思路和启发。书中所收的各种文学史，学术质量高低不等，但他们的优点与不足、经验与教训对我们都是有用的。特别是我们可以受到启发：原来文学史还有如此多种多样的写法，原来从作者和读者的角度，从思潮、社团、文体、主题、风格、接受、比较等等角度，都可以编写出文学史来。”（《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序）

回到本文的题旨，仅仅一部《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就可以证明，无论从哪个层面对截止到2004年的中国文学史作分类统计，都不会得出1600部这个数字。由此而引发的深入思考是，如何看待已经出版的众多文学史著作。

《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编纂者最值得注意的学术观点，是给予专史极高的评价：几乎每一部专史都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专史学”必将“成为一个更具潜力和前景的新的学术领域”。（6）如上所示，各类专史为数众多。编者的这一估价也从专史的角度说明，中国文学史并非“佳作寥寥”，并非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

中国文学史的出现和逐步成熟，是与20世纪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兴起和普及化同步的。如果从研究和教学两个方面作粗略的区分，中国内地的中国文学史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属学术专著，重心在探索未知领域，偏向知识体系的构建或拓展。这类侧重学术探讨的专题文学史著作的发行量一般不大，多数需要有出版资助的支持。一类属教材，主要根据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不同教学要求介绍文学通史基本知识。比如，文学专业与非文学专业，综合类大学与专科类大学，大学本科与专科，电大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所使用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会有所不同。不同层次的教材又都应当具有基本的公认度和稳定性。这样，出现大同小异或仅仅是繁简之别的情况，便是正常的了。与侧重学术探讨的专题文学史著作不同，教材主要是由市场调节的，有足够的销量才可能出版。有条件的各类院校的教师一般会努力将自己的文学史讲义印刷成书。这样做，既方便教师的教学工作，也完遂其著书立说的愿望。特别是在人口众多的中国，教材是一种使用量很大的消费品，每年有大量的新生入学，需要不断重新印刷，这也为文学史教材及时吸收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定期更新内容创造了机会。教材的种数多一些无可厚非。对教材的最低要求应该是：没有明显的失误和差错就可以了。而要求教材在材料、观点乃至观念、范式方面都有所创新，那可能是多数教材很难达到的高标准。需要指出的是，教材和探索类文学史专著之间的区别在许多情况下只具有相对的意义。那些填补空白的文学史教材，或者在观念、框架、方法乃至材料上有所突破的教材类文学史著作，无疑也属于研究探索类专著。

我的结论是，3000部以上的各类中国文学史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客观存在。在已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教材类文学史占据了相当的份额。对于这类文学史，不宜作过多的苛求。

目前文学史研究界讨论较多的是中国文学通史以及中国文学断代史、分体史著作，对于越来越多的其他各类专史的注意不够。专史大多属侧重学术探讨的文学史著作，无疑是提升通史、“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基础环节，应当引起文学史家足够的重视。杨义提出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命题，旨在“从整体性上考察中华民族文学的总体特征和它几千年间的生命过程，强化和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而要实现这一宏大目标，需要“把这幅地图的每个时段、每个部分、每个层面都进行胸有全局又步步务实的重绘”（7）。而“这幅地图的每个时段、每个部分、每个层面”的绘制，恰恰是专史的任务。

世纪流转。像其他人类文明的结晶物的命运一样，大多数文学史死了，深藏在图书馆的保存本库里，成为只有个别专家才能够或者才肯光顾的珍本。也有少数文学史在市面上流通的时间较为长久一些。无论是精到还是平庸，社会环境、观念思潮、学术制度、研究积累等制约因素都在这些文学史的内容、观念、范式等层面上留下深深的印记。现在的或未来的文学史是从它们那里走出来的。文学史流变本身就提供了一个认识文学、认识文学与社会、认识文学与学术关联的维度。批评过去的文学史水平低下不是最终目的。对文学史编纂的历史作学术梳理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并且已经出版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论著。但这还只是开端，还需要系统深化。这也是成就更完善的文学史的田野调查工作之一，不能省略。

注释：

（1）仅专论文学史构建问题的著作就出版了一批，如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王锺陵的《文学史新方法论 》（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陶东风的《文学史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林继中的《文学史新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钱理群的《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朱德发的《主体思维与文学史观》（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7），陈平原的《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9），魏崇新、王同坤的《观念的演进： 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西苑出版社, 2000），戴燕的《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洪子诚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三联书店, 2002），董乃斌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陈国球的《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李杨的《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等。

（2）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出版种数按年度排比大致如下：1951年1部，1952年1部，1955年2部，1956年1部，1957年1部，1959年2部，1960年1部，1961年1部，1979年4部，1980年1部，1981年1部，1983年1部，1984年6部，1985年3部，1986年8部，1987年6部，1988年12部，1989年12部，1990年5部，1991年4部，1992年3部，1993年2部，1994年2部，1995年1部，1996年5部，1997年3部，1998年7部，1999年2部，2000年1部，2001年1部，2002年1部，2003年3部，2004年5部，2005年3部，2006年4部，2007年3部。

（3）杨义在演讲时说：“从1904年中国人写第一部文学史，京师大学堂，就是现在北京大学，有一个年轻教师叫林传甲，用半年时间率先写出一部《中国文学史》,到现在己经是整整100年了。这100年中，中国人写的文学史有1600部。当然这些文学史有诸多开创之功、坚实工作、精彩之论，对我们形成文学学科体系，为我们传授知识和培养人才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这100年的文学史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参见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1期。另见陈思和的《漫谈文学史理论的探索和创新——〈20世纪中国文学史理论创新丛书〉导言》（《文艺争鸣》2007年第9期）等文。

（4）见黄文吉主编:《台湾出版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版。

（5）见陈飞主编：《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河南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1~2106页。

（6）陈飞：《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后记》，同上。

（7）杨义：《当代中国文学地图新页——〈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简评》，《今日民族》2006年第3期。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推荐访问:现有 评估 中国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