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现代农业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总结推广张家港“梁丰”、常熟“海明”、太仓“绿润”、昆山“玉叶”、吴江“众诚”等营销模式，一头连接市场，一头连接生产基地、合作社或农户，加快解决生产与市场的对接问题。积极拓展农业外部功能，建成各类生态休闲观光农业场所150多家，年接待游客数量上千万人次，2010年实现直接收入超过17亿元。

（四）农村生态环境不断优化。森林资源总量迅速增长，绿地林地面积达到173.4万亩，陆地森林覆盖率23.7%。太湖、阳澄湖沿线1公里范围森林覆盖率分别为42.6%、20.1%，在全省率先完成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任务。率先启动湿地立法工作，实施湿地生态补偿，恢复环太湖、阳澄湖生态湿地6.5万余亩，建成太湖湿地公园等7个国家级、省级湿地公园。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化肥农药使用强度年均下降5个百分点，生物农药使用上升到41.4%，粮油作物测土配方施肥覆盖率80%，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0%以上。循环农业建设有效开展，推广了“果园养鸡”、“稻田养鸭”、“立体循环生产”等一批种养结合、生态循环模式，建设了一批池塘循环水清洁养殖工程、氮磷流失生态拦截系统，5个县级市已全部通过省“生态农业市”验收评估。

二、苏州现代农业取得的成效

苏州在农业现代化发展中主要取得的成效归为以下方面：

（一）坚持“四生”功能定位，不断强化现代农业基础地位。苏州市实施 “三农”与“三化”互动并进，把现代农业作为一项基础产业、不可替代产业和生命产业，作为苏州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提升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内容。不断强化农业功能定位，坚持多功能拓展，突出生产、生活、生态、生物“四生”并举，在发挥农业食品保障、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等功能的同时，更加彰显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功能，不断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二）坚持“四个百万”产业布局，不断彰显鱼米之乡特色底蕴。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新要求，把农业规划纳入城乡一体化发展总体规划，与镇村布局规划、村庄规划、水系规划等有机衔接，逐步形成城镇建设区、农民集中居住区、工业发展区、农业保护区“四位一体”、既分又合的城乡一体规划格局。落实《农业产业布局规划》，推进优质粮油、特色水产、高效园艺、生态林业“四个百万亩”的空间布局，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形成区域化、规模化、专业化的生产格局。2011年苏州市125.6万亩水稻、单产连续2年创出历史新高，常熟农科所的端木银熙团队培育出了“常优”系列高产优质多抗杂交粳稻新品种，端木银熙被誉为江苏的袁隆平。发展壮大阳澄湖、太湖大闸蟹、“太湖三白”、“长江三鲜”、“水八仙”、香青菜、碧螺春茶叶、枇杷、杨梅、梅山猪、苏太猪、太湖羊、太湖鹅、鹿苑鸡、金星獭兔、双喜乳业等地方资源品牌。苏州林地绿地面积达到183万亩，陆地森林覆盖率达到25.03%，建成国家级、省级湿地公园8个，建成集生态、旅游、教育、文化于一体的休闲观光农业场所200多家，初步构建了一个布局合理、物种多样、水绿相融、景观优美、具有苏州特色的现代生态系统。

（三）坚持“三化”发展模式，不断优化农业资源有效配置。加快“农场化、合作化、园区化”发展。从深化土地股份合作改革入手，突破从“统”到“分”的经营机制，强化“合”的理念，采取入股、入社、入会（协会）等方式，积极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引导农业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截止到2012年6月，苏州市85%的耕地实现了规模经营，建成万亩现代农业园区23个、千亩园区78个，总面积达60万亩，其中昆山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常熟农业科技园等4个园区已成为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张家港、太仓、吴江、吴中等4家农业园区被列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数量、质量均列全省前列。

（四）坚持转变发展方式，不断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

1、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以最严格的措施保障农产品生产安全，积极推广“五个统一”（统一配送、统一标识、统一采购、统一价格、统一服务）的农药集中配送模式，全面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加快构建“市级为骨干、县（市）级为重点、镇（基地）为基础”的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全市“三品”（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数量达到1，600多只，“三品”基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75%，农产品综合检测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2011年底，建成市级农产品检测中心，完成基础设施、仪器设备、人员配备等工作。县（市）级具备5个专业检测机构的基础上，市、县两级年内完成产品质量检测不低于6，000批次，覆盖所有农产品种类。镇（基地）完成84家快速定性检测室建设任务，形成一定的自检能力。

2、推进生物科技发展。加快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着力提升科技为农服务水平。苏州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3.5%，新型农业信息服务覆盖率达到80%。先后引进培育了“常优”系列水稻、苏太猪等一批动植物新品种，发展了富硒功能农业、生物育种、生物农药肥料等一批生物科技农业典型，推广了蔬菜无公害栽培、水产健康养殖、生猪“发酵场”养殖等一批生态循环养殖模式，广泛应用了远程监控、水质监测、生态拦截、疫病监控等一批精准农业技术、智能农业技术。

3、推进农业机械化发展。大力推进各类新型适用农机具，切实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基本改变了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弯腰曲背几千年”传统农耕方式，彻底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2011年苏州市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达80%多，在江苏省排列第一位，其中主要农作物生产机械化水平达92%，机耕水平达100%。快速推进秸秆机械化还田，全市水稻秸秆机械化还田率达到72.6%、三麦机械化还田率82.4%，不仅有效降低了农作物秸秆的露天焚烧，改善了生态环境，而且极大地推进了农作物秸秆的综合利用。

4、推进高效设施农业发展。全市高标准农田占比达到55%以上，亩均效益达到2，000元以上的高效农业比重超过137万亩，建成设施农（渔）业达到31.65万亩。

（五）坚持“接二连三”，不断推动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逐步对农业的产业链进行延伸，截至2011年底，目前建成国家级、省、市级龙头企业143家，2011年苏州规模以上农业企业销售额达到850多亿元，农产品年出口量超过4亿美元。大力推进“菜篮子”工程建设，发展产销对接、现代营销体系，积极推进“农超对接、农社（区）对接、直供专销、物流配送、展示展销”等营销方式，确定20个城区优质农产品直供基地，在市区建立直供网店40多家，形成和推广了张家港“梁丰”、常熟“海明”、太仓“绿润”、昆山“玉叶”、吴江“众诚”等模式，全市农产品现代流通业态销售率达到75%以上。

（六）坚持完善政策机制，不断增强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近年来，苏州市委、市政府相继制定了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建立农业保险和担保、强化公共财政支农、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促进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力地增强了现代农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一是强化投入政策。市级财政每年安排4，000万元用于现代农业园区建设、4，000万元用于农村绿化资金，引进各类民营资本、外资近50亿元；二是强化补贴政策。在落实国家粮食直补、农资增支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惠农政策的基础上，先后出台市级稻麦良种购种补贴（市、县两级财政每亩水稻补10元，小麦补15～20元）、稻谷收购价外补贴、土地流转补贴等支农支持。在全国率先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对规模水稻田、生态公益林、水源地和重要生态湿地各级财政给予补偿（水稻万亩连片的补400元/亩/年、千亩连片的补200元/亩/年），建立永久性保护百万亩水稻政策；三是强化金融政策创新。率先启动农业保险、农业担保机制。截至2012年6月，苏州市累计承保风险达到103亿元、担保贷款96亿元，建立农村小额贷款公司69家、累计发放贷款280亿元。

三、当前苏州农业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

（一）苏州农村劳动力不断向二三产业转移，农业从业人数不断下降。苏州作为长三角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工业化进程速度领先于全国，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速度也更为快速。根据苏州统计局《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苏州1978年度就业人口为301.15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口为61.02万人，农村就业人口为240.13万人，到2011年末，苏州就业人口达到571.45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口为386.68万人，农村就业人口为184.77万人。1998～2011年，在高速增长的就业人口中，苏州城镇就业人口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农村就业人口所占比重则不断下降。1998～2010年，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不断下降，由1978年的62.33%下降到2010年的5.02%。（图1、图2、图3）

（二）耕地面积持续减少。1949年末，苏州耕地面积为41.274万公顷，到2010年末下降为22.524万公顷，下降了45.43%。其中，市区耕地面积由1949年末的8.973万公顷，下降到2010年末的4.76万公顷，下降了46.95%；常熟耕地面积由1949年末的7.943万公顷，下降到2010年末的5.552万公顷，下降了30.1%；张家港耕地面积由1949年末的5.435万公顷，下降到2010年末的3.415万公顷，下降了37.17%；昆山耕地面积由1949年末的6.509万公顷，下降到2010年末的1.817万公顷，下降了72.1%；吴江耕地面积由1949年末的7.299万公顷，下降到2010年末的3.678万公顷，下降了49.61%；太仓耕地面积由1949年末的5.115万公顷，下降到2010年末的3.302万公顷，下降了35.44%。从年均降幅来看，苏州耕地面积平均每年减少0.307万公顷。（图4）

通过以上数据对比发现，苏州整体耕地面积下降明显，其中昆山耕地面积下降比例最高，这和其城市化程度是密不可分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工业用地的逐渐增加，使得农业用地面积下降。苏州整体的耕地面积逐年下降，如果单位耕地的劳动生产率无法提高，势必会影响苏州的现代农业发展，其他行业发展也将受到影响。因此，苏州现代农业发展应当把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放在首要位置。

从时代的变迁与发展来看，苏州农业面临的这两个问题也是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它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中国开始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吸收外资和引进技术，发展对外贸易。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推动宏观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就必须保证包括资本、先进技术、土地和劳动力在内的所有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缺乏资金和先进的技术，但是却拥有丰富的廉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因此那时候的中国对于资金、先进技术的渴求远远超过对劳动力的需求程度。为吸引外商和港澳台的投资，通过“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等形式，中国经济形成了外向型经济的特点。这种经济对劳动力的质量要求不高，但是需求量却很大。作为城市的劳动力资源来说，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那时，中国的农村蕴藏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可是由于严格实行的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农村劳动力资源基本被限制在农村从事农业相关的活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为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本来只许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开始陆续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自发地向城市的二三产业转移。根据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经验来看，产业结构的演变有其内在逻辑演进规律。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第一产业的比重将下降，第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上升，并且第三产业比重将超过第二产业。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企业使用生产效率更高的技术来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并表现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技术替代劳动，人力资本替代物质资本，从而引导劳动力也随之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再由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进行再配置，这就是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定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每年都在以平均10%的增长速度高速增长，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加，人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对各种商品和劳务的需求结构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整个社会的产出结构必然会随之调整。而产出结构的调整，只有通过投入要素在各产业部门间的再配置来实现。劳动力在产业间重新配置的同时，闲置的耕地也被加速集中，投入到产出效率和效益更高的二三产业中去，一大批的工业开发区在原来的耕地上崛起，这被称之为城市化进程。因此，中国的农业出现了劳动力数量和耕地面积双降的局面，由于苏州位于长三角，属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工业化进程很快，现代化程度较高，因此农业所面临的这个问题更典型、更明显。

（三）与发达国家相比总体存在较大差距

一是农业生产者的主体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有待提高。苏州由于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镇二三产业转移就业，导致务农劳动力素质呈现结构性下降，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务农劳动力比重不足15%，持专业证书的农业劳动力仅占5.54%。再加上大部分年龄偏大、文化较低、观念老化，接受新事物、新技术、新知识的能力不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单位劳动力的农业生产效率，也制约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二是农业经营以散户为主，规模产业化经营比例还需提高。现代农业是以一体化的经营方式来进行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在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紧密衔接，产加销、农工贸环环相扣，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农产品供应链运作管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农产品的商品化、农村服务的社会化全部纳入经营一体化轨道之中。农业一体化的运营对于抵御农业经营市场风险、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提升产品或农业品牌都具有重要作用，而截至2010年，苏州农民参与合作社的比重只有34.01%，即使一些小有名气的碧螺春茶叶、阳澄湖大闸蟹、白沙枇杷等农产品也仍以农民自我销售为主，散户经营使得农产品流通效率下降，附加值较低，对于品牌的提升也造成一定影响。

三是农业科技转化率不高，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有待完善。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贡献率一般在70%以上，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70%以上，而苏州还没有达到这个平均数值，2010年还不到63%，农业科技转化率需要提高。同时，农业科技服务人员的学历和专业能力还需要大力提高，一些发达地区的农业科技服务人员以博士、硕士等学历的为主，而且工作直接面向田间，而苏州的农业科技服务人员水平偏低，农业服务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健全，这些都影响苏州现代农业的进程。

四是农产品自给率不断下降，农业产出率还需大力提高。2010年底，按户籍人口计算人均不足0.5亩，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用地更低，人口、资源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同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土地开发强度以及人口工业密度较大，生态环境容量越来越小，农业农村的生态环境压力不断加大，保护和改善生态的任务十分艰巨。苏州城市化水平较高，人增地减的趋势不可避免，农产品自给率水平不断下降。目前，苏州市口粮自给水平在在三分之一左右，生猪自给水平不足四分之一，叶菜类蔬菜自给水平三分之二左右。同时，市场业态尚处于初级阶段，信息、物流建设相对滞后，农产品还主要依靠市场自主流通，来源不稳，价格波动大，保供应、稳物价的压力越来越大。苏州对于农业产出率的提升需求非常迫切。

五是优质种植资源开发力度不大，地方产品品牌影响力有待提升。目前，苏州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新技术不多，地方特色农产品的优势发挥还不够。发展现代农业还缺乏领军人才，科技型、创新型市场主体不强，目前苏州还没有一家农业类上市公司。农业基础设施还不平衡，农田设施比较陈旧，高标准农田仅占52.43%。农机装备水平还有待提高，农作物施肥、蔬菜等园艺作物机械化水平有待加快提升。只有农业实现规模化、技术化，才能提升产品品牌。

六是政府对于农业资助力度有限，科技创新的财政支持有待增加。农业的科技研发、科技创新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和公共性，而且周期长、见效慢，这使得许多农业经营者都不大愿意进行农业科技创新。以色列的农业科技创新政府投入占90%以上比例，而在我国，这个比例还比较低，苏州对于农业的财政支持增值率仅比其他项目增长率高1.4%，这个力度很难满足农业科技创新的要求，从而影响农业自主技术的建设。

主要参考文献：

[1]苏州市统计局.2011苏州统计年鉴[Z].2012.

[2]苏州农业委员会.苏州“十二五”现代农业发展规划[R].2011.

[3]苏州市农业委员会.苏州市农业委员会基本情况及现代农业工作汇报[R].2012.6.

[4]中共苏州市委.市政府关于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实施意见[Z].2011.12.

[5]孙瑞玲.现代农业建设的路径与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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