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四百年前的一座地下音乐宝库

战国初期的古墓和墓主曾侯

一九七八年，湖北省考古队在随县擂鼓墩发掘了一座战国初期的大型古墓。这座大墓是岩坑竖穴木椁墓，坑口面积约二百二十平方米。揭开椁盖板，显露出东、中、西、北四个椁室。主棺在东室，殉葬八人各有彩绘木棺，另有小棺狗骨一具。西室又有十三具木棺的殉葬者。东、西室的殉葬者共二十一人，全都是女性青少年。北室出土的主要是竹简和兵器。中室容积最大，占据了中心位置，除了南面小半排列着各种青铜礼器外，主要是乐器。从这座大墓中的乐器、兵器、礼器上的铭文看，说明墓主人是曾国的一个名字叫“乙”的侯君。在出土的编钟架下层正中部位，悬挂着一件楚王钟。这件楚惠王钟是一件大型的鎛钟，由于保存完好，铭文清楚，说明它是楚王盦章专为曾侯乙的死亡而铸造的鎛钟，时间正在“王五十又六祀”，即公元前的四百三十三年。那么，这座大墓的兴建与曾侯乙的入葬应该是在战国时代的开始阶段，而墓中音乐文物所反映出的音乐文化状况则应该早于这个年代，而属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发展阶段。

大墓的主人曾侯乙是个什么人？很可惜，历史上没有记载。但从出土的乐器之多，配套的合理，全墓几乎以乐器为主等情况看，曾侯乙必定酷爱音乐，甚至有可能他本人就是一个颇有艺术修养并且精通乐律的音乐家。

曾侯乙的陪葬乐器之多，是历次出土的音乐文物所不能与之相比的。乐器全集中在大墓的中室和东室，仿佛是正殿和寝宫的排场。中室几乎成了演奏厅，全套钟、磬架安排了三面，占据了突出的位置。在大墓发掘的开始阶段，这座四墓室大墓的各个竖穴中泡满了水，那时首先能看到的只是高达二·七三米的编钟架的顶端，但当抽水完毕后，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场面。那就是壮观的全套钟、磬架。它们竟安然地悬挂着六十几件编钟（除少数几件坠落），在地下静静地矗立了两千四百年！

中室的乐器除钟、磬以外，还有不同形制的鼓，和配套的竹木丝弦等弹拨、吹奏乐器。主墓穴——东室中，就是一些轻型的以琴瑟为主的乐器了。这座大墓出土的乐器，总数为一百二十余件，除钟、磬外，鼓、瑟、琴、笙、排箫和横吹的竹管乐器共计六种二十七件。

出土的乐器是这样丰富，而且墓室的绝大部分又未经扰乱破坏，乐器的安放位置基本清楚，从这个场面，我们就不难揣摩出一个诸侯国君在宫廷生活中享用音乐的大致情况了。

倖而保存的竹木乐器

最令人感到庆幸的，是曾侯墓中这批竹木乐器保存的完好程度。它们提供出了先秦乐器中一些过去未敢想见的实物。这类竹木乐器竟保存两千多年，真是太难得了。

气柱振动发音的吹管乐器，过去在考古发掘中只见过骨质的、陶土的和个别石雕的哨、埙、笛等物，曾作为先秦和远古的实物而出现过。这一次在曾侯乙大墓中却保存了两件竹制品的箫（排箫），两件横吹的闭管乐器（可能是“箎”）和五件笙（残）。笙不是单纯气柱振动的乐器，它又另有簧片振动配合。从汉字的字源来说，“簧”字从竹，这座大墓在出现了笙的同时，也就出现了竹簧片的已见最早实物。

在我们初次见到大墓中这些没有脱水的竹木乐器时，多么希望能侥幸地测定它们所能反映出的两千多年前的音响情况啊！结果就在未脱水的情况下，这两件竹排箫当中有一件居然多数箫管还可以吹奏发音。这是一个多么可喜的收获。因为我们原先预想过，清代宫廷中那种按律编管的体制并不符合演奏中的实际，恐怕只是复古主义的伪造赝品。但是，过去没有排箫的实物出土，曾侯箫在音乐文物中是首次发现，在此之前是没有办法进行对证的。现在知道，古排箫和东欧现在仍然活跃在舞台上的排箫有基本相同的编管体制，它们都是按音阶编列的。

在见到曾侯乙大墓中的那些弦乐器的时候，也令人惊叹不已。在甲骨文中就有木上张丝的“樂”字（它的本义应当是乐器，后来才引申为乐舞的“乐”字），《诗经》中也有“琴瑟友之”的诗句，可是在现在谁见过春秋战国之际的弦乐器呢？过去在考古发现中见过的战国楚瑟，不但年代晚于这座大墓，而且腔体也已破碎。这座大墓出土的十二件二十五弦瑟，却大多完整而且油漆彩绘也都极为精工。

墓中还有十弦和五弦的乐器各一件。十弦乐器的形制很有特点，和它形制类同的琴属乐器，即使下推到汉代以后的文物，也是稀有的发现。至于那件五弦乐器，制作精巧，彩绘繁缛华丽，更是前所未有的首次发现。它有几分象“筑”，但也不乏“舜之五弦”的可能，也许竟是一件用来调钟定律的工具？

这些先秦竹木乐器的出土，对于乐器史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它们不是明器，而是两千四百余年以前即已存在的实物。它们的出现，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历史上难以摸清的难题，也给我们提供了有关同种属乐器的发展过程的线索。笙管透底不同今制，却有助于研究现代仍流传于西南少数民族中的葫芦笙与芦笙。横吹的闭管乐器有助于研究笛、箎类乐器的发展过程。十弦和五弦乐器有助于研究琴、筑类乐器的发展过程。总之，这批乐器的出土都以先前未知的情况给乐器史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同时也为先秦乐器制作的工艺水平和乐器音响学的发展水平提供了生动的实例。

“琴瑟友之，钟鼓乐之”

《诗经》里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话，如果主墓室中放的是琴瑟之乐，那么，相当于正殿的中墓室中那壮观的钟磬场面应该是钟鼓之乐了。巨大的编钟架，由六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分层托举着彩绘精美的方木横梁，沿着中室的南面和西椁墙矗立着。中室的北墙放置着一面双层青铜磬架。由于磬身多为石灰石磨制（只有少数是玉石或青石），浸渍日久，大多溶蚀朽坏，但仍然能够识辨出三十二件编磬是按照宫调关系分列四组，由低音至高音沿东——西方向排列的。钟、磬的悬挂装置都具有多种配件，构造精巧、灵活。磬架的架座铸成龙头鸟颈，兽身有翅的造型，钟架横梁的每端都有透雕蟠螭纹的青铜套，承重部位的关键底座是三个雕花的圆形铜座。托举横梁的青铜武士紧腰窄袖，仪容秀美，一派楚文化的风格。不用听钟、磬的金石之音，只先观赏一下这些精美装饰，就已经是很好的艺术享受了。

单纯从古代典籍中寻找先秦音乐的演奏情况，很难有一个形象而生动的了解。文献上记载的乐器名目之多，使人眼花缭乱，弄不清日常用的究竟是哪几种。曾侯乙墓的乐器至少是提供了一种类型的乐队情况。一百二十几件乐器中，并没有那种在典礼场合用以起乐、止乐的“柷”和“敔”，而且这些乐器和放置在中室东墙下的酒器形成了一种配合关系，看来这很可能是宫廷讌享之乐的一种情况。有意思的是，这座大墓里还同时出现了一件木雕工艺品——鸳鸯壶。壶的两面侧翼上都各有一幅漆绘的乐舞图案，一面是编钟、编磬的演奏情况，另一面是建鼓的演奏情况，除了乐器的演奏，还有舞蹈的形象。这些乐舞图案，仿佛使人见到了两千多年前曾侯乙宫廷中那种钟鼓齐鸣，佩剑武士翩翩起舞的宴饮场面。

当对乐器的测音工作初步判明这套曾侯钟的音阶序列时，我们不禁惊呆了！这套曾侯钟的总音域跨五个八度，基调是现代的C大调；由于中心音域十二律齐全，可以在旋宫转调的情况下，演奏七声音阶的乐曲。曾侯钟终于使我们听到了两千多年前的乐器音响。

“季札观乐”的故事和春秋战国之际的音乐文化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着吴国的公子季札到鲁国聘问，并在鲁国欣赏了各国乐舞的故事。据说，这些音乐原先是收集、保存在周王那里的，后来鲁国又从周王那里得到了它们。这些音乐除了周乐以外，还包含了卫、齐、秦、晋、陈各诸侯国以及其它一些地区的音乐。难道当时它们真的只能通过周王的收集才能流传到鲁国吗？从这次出土的曾侯乙钟的铭文看，春秋时代已经和西周时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季札观乐”就是春秋时代的事情，可见那时各个诸侯国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已经是相当的频繁了。

曾侯钟的铭文在六十四件甬钟、纽钟上一共刻有两千八百多字，它们说的是春秋战国之际，楚、齐、晋、周、申……等地和曾国本地各种律名、阶名、变化音名之间的对照情况。这套战国开始不久就入土的编钟，反映出这之前的一段时间在曾国的宫廷里就已经演奏各国的音乐了。由于各国律名系统和各种术语的不同，不进行种种比较就很难演奏别国的乐曲。这就是产生这一套钟铭的必要性之所在。

曾侯钟铭文不仅反映出了春秋战国之际各地音乐文化交流的实际，透露出那个光辉历史时代中群星丽天、百家争鸣的宏伟局面，而且还反映出了思想领域中一种突破旧传统的倾向。编钟从西周以来都被统治阶级看作一种重大的礼器，不过是兼有乐器的属性而已。因此，历来的钟铭在内容上讲的不过是家族和本人的功勋、赏赐以及传之子孙万代……等等老一套的东西。曾侯钟却有些“离经叛道”，对那些属于“礼”的范围却只字不提，讲的全是乐律学问题。这不仅可以看出曾侯乙的为人，而且反映出某种突破旧传统的思想倾向已经影响到了宫廷，隐隐约约地看出那个时代中正酝酿着一种新的思潮。

至于春秋战国之际我国的音乐文化状况已经发展到什么样的规模和水平？从乐器制作到乐律学理论都有了哪些先进的成就？这许许多多的问题，可以在曾侯乙大墓的乐器研究中寻得解答的途径。所以曾侯墓确实可以当之无愧地称做是一座地下音乐宝库，是中国音乐史的一次重大发现。其中最能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我国音乐文化高度水平的，应以曾侯钟的乐律铭文为其代表。这些铭文和编钟实物、实际音响的配合，证明了我国音乐文化中的旋宫转调问题不止是确凿有据的理论，而且也是音乐实践的卓越成果。铭文中所使用的乐律学术语，在科学概念上也表现出相当精密的程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术语约有三分之二未见于过去已知的传统乐律学著作，这些新材料的出现对于传统乐律史的研究将会起到重大作用，它既有助于我们拨开历代乐律志中所存在的种种迷雾，也将有助于我们弄清商、周以来所不明的乐律情况。曾侯钟的乐律铭文，在乐律史上具有着重要的地位。

现在，中国人民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进行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斗争。曾侯乙大墓这座埋藏了两千多年的地下音乐宝库在这个时候出现，作为文史工作者，不能不为之激动。我们已经用这套先秦古钟试奏了采用和声、对位和转调技术来编配的乐曲（从古曲《楚商》到革命年代产生的《东方红》）。古钟发出了时代的新声。中华民族的祖先曾经对世界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难道我们不应该更加勇气百倍，刻苦努力，从往昔的创造中取得激励，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迈开新的步伐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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