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霍乱时期”的神圣选择

你為什么要选择这个职业？这或许是人生答卷中一个最普通的问题，相信每个人的回答都不尽相同。对于我国著名传染病学专家刘约翰来讲，他的回答异常简单：“是霍乱。”而这个“霍乱”的背后，却又包含着五味杂陈的人生故事。

学医心愿起于霍乱

1920年10月18日，一个男孩在浙江省宁波市孝闻街15号呱呱坠地，父亲为儿子取了一个让左邻右舍颇觉诧异的名字——刘约翰。

刘约翰的祖父母都是勤劳持家的人。祖父在孝闻街开了一个小杂货店，外出进货由祖父亲自操劳，店里的日常买卖和盘账则由祖母一手打理。进了货，祖父还要挑着货担，走村串户吆喝着去卖咸菜，早出晚归，赚回几个铜板。一家人历经艰难，辛苦积攒，终于购房四五间，置地七八亩。

刘约翰的父亲刘贤良是独子，自小家里只让他读书识字，寄望将来能成大器，光宗耀祖。宁波靠海，风气并不保守，且新风渐来，校有新学。刘贤良中学毕业后，经亲戚介绍，入读宁波华美医院附属浸会医学校。他跟着老师学习医学知识，问诊查房，进步很快，在十里八乡名声渐起。受浸会学校和外籍老师的影响，刘贤良打破了以字辈取名的传统家规，给儿子起名刘约翰，希望他今后跟自己一样学医，以虔诚之心服务社会。

那时的刘约翰年轻，精力旺盛，几乎天天骑着脚踏车奔波于青浦县的农村，挨镇挨村地跑。他的日常工作，是与每一个血防小组见面，指导工作，沟通和交流情况。具体说，他一要查小组每天的工作记录，特别是病人大便的收集与寄生虫虫卵的化验情况和统计情况；二是要详细了解病人的治疗情况；三是要了解当地血防措施的落实情况。

收大便起初并不顺利，有的农民开始不理解也不愿意配合，特别是看见女同学上门，更是能推就推，能躲就躲。还有小孩子嘻嘻哈哈跟着起哄，叫他们“收屎医生”“验屎医生”。刘约翰和工作组成员耐心地做思想工作，进行科普教育，慢慢消除了一些“老顽固”的顾虑，从收大便到化验于是变得有条不紊，建立了良好的工作规范。

血吸虫病的治疗则具有更大的严峻性和挑战性。当时治疗的药物主要是锑剂。锑剂用于治疗血吸虫病始于1915年，在当时是治疗血吸虫病疗效最好的药品，几乎无可代替。可是它的毒性很大，缺点也比较突出。病人使用锑剂后常常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头晕及打寒战等症状，反应很多，严重者可能致死。孕妇血吸虫病患者使用锑剂后，则容易引发流产或早产。而且经锑剂治愈者仍有一定的复发率。在实际治疗中，锑剂一般采取静脉注射，稍有不慎，药水如漏在皮下，就可能发生红肿、剧痛及溃烂，心脏也难以承受，严重者会导致死亡。

因此，刘约翰带领工作组成员，对病人的年龄和病情等进行全面了解和分析，根据病人个体情况调整药物剂量，仔细观察和记录病人的不同反应。对危重患者还亲自加以特别监护，以尽量减少治疗过程的危险性。

在与血吸虫作战的过程中，查灭钉螺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南方地区的钉螺很多，而钉螺是血吸虫病的惟一中间宿主，它主要在河岸、河道、稻田等低洼潮湿地带生存与繁殖，而且繁殖很快。

苏德隆教授曾在1954年提出人尿消灭粪中血吸虫卵的方法，主要利用粪尿混合发酵时产生的氨来消灭虫卵。他还通过研究，判定最适于钉螺的温度是13℃，最适于钉螺的光线为晨曦和黄昏。他还发现砷酸钙和亚砷酸钙的灭螺作用，等等。这些研究不少都通过刘约翰与血防小组应用到实际中。

由于农民生病导致农村劳动力紧缺，血防小组成员还要参加当地灭螺的具体工作，如河岸清淤、河渠整治、挖土翻晒等。马映雪说，冬天，女生也参加挖河泥在太阳下翻晒，一人要挑60来斤土到河坡上。而且，这种方法灭螺还不是一蹴而就，几乎年年都挖都晒。

刘约翰与血防小组成员还动员农民们改变日常生活习惯，不直接饮用河里或者田里的水，不乱排乱倒大便，不在河边洗刷马桶等等。这些传统的生活习惯哪怕做一点点改变也非常困难，有的人改了又悄悄再犯（因为各种条件所限）。刘约翰等人与农村的基层组织及血防人员密切联系，一步一步地推进，一项一项地落实，对查灭钉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59年3月，已是副教授的刘约翰随钱惪教授等从上海医学院调到了重庆医学院，同时他们也把寄生虫防治以及血防工作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带到了四川省和重庆市（其时重庆属于四川省），并且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开辟血吸虫治疗新纪元

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血防工作一直是重要的主题。刘约翰的足迹，也深深地留在了四川的广汉、眉山、夹江、绵竹、大竹、安县等地。

1970年，张才全刚分配到重医附一院，就与刘约翰一起到眉山县太和区搞血防工作。四川的农民住房散居的多，搞血防必须走村串户。他记得，那时农村有很多狗，见了生人就绕前绕后地狂吠，作扑咬之状。年轻人拿着木棍走在前面，吆喝狗，刘约翰怕狗，也拿起木棍比划，紧跟着队伍。不过，一旦到了农家院子，哪怕左右有狗，他也毫不在乎，只顾盘问病人情况，观察变化，盯着病人把药喝下。

农村的院落四周都有树有竹，天黑时，什么也看不清。有一次大家摸黑回住地，刘约翰看不清路掉进了粪坑，等爬出来时全身都是粪水，狼狈极了。别看刘约翰学术精湛，生活能力就逊色多了。农村人洗衣服，多在田边和水井旁，刘约翰也拎着衣服去洗，在水里荡几荡、抖几抖，根本洗不干净。有时女同学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笑着主动帮老师洗。不过，只要搞科研，他就像换了一个人。

张才全说，“文革”期间，刘约翰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曾经“被改名”为刘跃——造反派当着喊他“流尿”（谐音）。那时，医学院的专家教授到农村去，一方面是血防工作确实离不了，另一方面是让他们去参加劳动，进行思想改造。不过刘约翰只要到了农村，从不懈怠，总是一面治疗一面搞科研。刘约翰等老一辈医疗工作者做事科学严谨、认真投入的精神，对张才全影响很大。曾经，张才全在水针麻醉的实验中自愿当实验对象，让医生用水针打自己的穴位。原来准备用井水，后来改用蒸馏水，打在皮下非常疼痛。他说，和刘约翰一样，这就是医生的奉献精神。

陈雅棠（曾任重庆市人大副主任），是中国高考恢复后刘约翰教授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1979年）与第一个博士研究生（1982年），他曾经在1980年代前期跟老师上山下乡搞血防。何谓上山？他介绍说，四川省内江以西的农村地区曾经血吸虫病流行，成都平原和山区都有。血吸虫的疫区有河网型、湖沼型和山丘型，流行的模式有所不同，而四川省的安县属于山丘型。

安县于1956年就发现钉螺和血吸虫病患者，是四川省血吸虫病重流行区之一。安县海拔高，交通不便，农民居住分散。在那里搞血防，艰难困苦可想而知，甚至要冒生命危险。20世纪80年代，刘约翰已60多岁了，仍然坚持在一线。

通常，一个村，如果出现一个病人或者几例病人，那么一个村的几百人都要做检查，一个不漏。检查，必须做到“三送三检”，即每人每天要送一次大便，连送3天，连检3天。农村缺劳动力，农民怕耽搁上工，还有生活习惯、生活顾忌等，有的人包括病人也不够配合，因此血防人员常常堵在农民家里收大便。晚上，没有电灯，刘约翰等医生经常打着手电筒在显微镜下查毛蚴或数毛蚴。

陈雅棠说，让他尤其感动的是，从1950年搞血防到1980年代中后期，老一辈医疗工作者一做就是30多年，而且他听说刘约翰对有的血吸虫病人的随访工作也坚持了30多年。

不断的积累，不断的探索，使重医附一院血防团队在新药合成上取得了重大突破。1964年4月，重医附一院传染病教研室开展新药筛选工作，最终发现“血防846”（六氯对二甲苯）对动物血吸虫有显著疗效。这一发现，被业内评价为“是血吸虫病治疗史上划时代的创举，跳出了半个世纪沿用锑剂的框框，开辟了血吸虫治疗史上的新纪元”。

值得称道的是，继“血防846”之后，刘约翰团队又进行了“7505”与“7720”药物的临床及实验研究，并取得成功。1988年，刘约翰团队的学术成果《左旋吡喹酮的化学合成、药理与治疗日本血吸虫病的研究》，获得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一个好的医生永远在现场”

“发现苗头，走在前头”——这是刘约翰在传染病和寄生虫预防和治疗中的重要观念。他也经常对年轻医生强调“科研与现场结合”，认为传染病及寄生虫的发现与救治决不能离开“现场”。所以，每当发现疫情，刘约翰总是及时出现。

曾经，重慶610厂发生过一次影响较大的肺吸虫疫情。该厂前身之一是重庆裕丰纱厂，抗战时内迁到沙坪坝区土塆。后来因为国防保密需要改成重庆610厂，其中包括重棉一厂、重棉二厂、重庆印染厂和重庆红岩纺织配件厂，规模大，人数多。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有一年，该厂突然出现不少工人患病的情况。病人普遍症状表现为发热、咳嗽、盗汗、乏力及食欲减退等，有的人咳嗽痰带血丝，病情严重者，痰的颜色为铁锈色或褐色。

重庆610厂医务室把病人当普通的感冒发烧来治疗，无论怎么用药，病症仍然反复，甚至可以说无济于事。工人与附近家属区人心惶惶，厂里只得求救于重医附一院。

刘约翰等医护人员紧急赶赴重庆610厂，对工人进行救治。通过种种医疗手段，特别是通过化验，发现患病工人身上都有同样的寄生虫，最后确认为肺吸虫。于是对每一个工人询问病史，到过哪里，吃过什么，喝过什么，终于搞清楚了寄生虫的来源。原来工人们曾经到潼南县（今潼南区）参加集体劳动，口渴之后喝了溪沟的水而感染了肺吸虫。问题找到后，对症下药，病人得到医治。

刘约翰等医生在重庆肝吸虫的发现与确认上也有很大贡献。有一年，刘约翰应邀到重庆外科医院会诊，对象是重庆钢铁公司的一名年轻工人，平常身体很棒，没有病症。这次发病，出现高烧、黄疸，经过两个星期治疗，高烧退去，黄疸不减，而且有加深现象。经检查，病人大便里有点白色，发现血液中白血球较高，等等。后来，这位病人转到重医附一院传染科进行治疗。刘约翰提醒医生，一定要注意在大便里寻找寄生虫，经过反复化验，最后找到了肝吸虫。

这是重医附一院发现和收治的第一例肝吸虫病人，属急性爆发性感染。经过反复询问得知，原来这个年轻人有一个怪癖，喜欢生吞小鱼，一次七八条，吞的时候，张开大嘴，将鱼头朝下，尾朝上一气吞下。这就是他得肝吸虫的原因。找到病源之后，刘约翰及时带领大家进行流行病调查，地点包括重钢地区附近的溪流和堰塘，还追踪到了万盛地区。刘约翰讲，搞传染病治疗和研究的人，一旦发现病源，必须追踪不舍，以避免大的疫情出现。

刘约翰到了晚年，将工作重点转入包虫病的治疗与研究。他曾经到甘孜州的石渠县治疗包虫病，也曾两赴新疆畜牧区，进行动物与环境比较的相关性考察。“一个好的医生永远在现场”，这句话正是刘约翰从医一生的真实写照。

2013年8月13日，刘约翰去世，享年93岁。

编辑/韩西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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