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社会教育视野中的早期电化教育发展历程解读

剖析中国早期电化教育，有利于更加清晰地解读我国电化教育早期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同时有利于深刻地理解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呈现出的重教育应用而非技术推广的重要特性。

一、中国近代社会教育运动的兴起及其内涵

原上海大夏大学执教“社会教育史”一科的吴学信教授认为，[2]“有人类，即有社会教育”，“社会教育是与人俱来的”。虽然我国自1912年起正式采用“社会教育”一词，但社会教育的相关实践由来已久。辛亥革命后，我国当时文盲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由于当时正式学校系统并没有提供给年长失学民众补受教育的机会，在此情形下，许多教育人士积极主张在校外另设各种教育机构与相关设施，用各种形式开展社会教育。社会教育家陈礼江认为，[3]“社会教育是学校以外的教育，或者说是正式学制系统以外的非定式的教育，社会教育可以给予一切未受国民基础教育的失学民众以补习基础教育的机会”。陈礼江将社会教育的特征归纳为四个方面：①社会教育教授对象是社会全民；②社会教育的受教育时期为终生；③社会教育的内容是整个生活；④社会教育的实施方式和场所种类多样。

在同一时期，与社会教育类似的名词还有通识教育、民众教育、平民教育、生活教育、补习教育等。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俞庆棠倡导的民众教育、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及梁漱溟的乡村教育，被列为中国近代四大教育思潮。[4]当代学者更倾向于将通俗教育、民众教育、平民教育、生活教育等统称为近代社会教育运动思潮，因为它们都符合社会教育的概念特征。因此，本文将上述不同名称的教育运动统称为近代社会教育运动。在这场长达三十多年的教育运动中，涌现出众多社会教育机构，其中，梁漱溟创办的河北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俞庆棠创办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晏阳初创办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以及江苏省教育厅督办的镇江民众教育馆是中国当时推行社会教育实验的重要机关。[5]史料证明，这些社会教育机关对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产生与发展均起到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而晏阳初、陶行知、俞庆棠、梁漱溟等人虽为社会教育家，但他们对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诞生及发展同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近代社会教育运动的主要时期

及各时期的电化教育实践

按照著名社会教育学者俞庆棠、吴学信的观点，[6][7]中国近代社会教育运动可分为四个不同时期，分别是社会教育的确立时期、发展时期、扩张时期和抗战时期。四个时期的社会教育运动显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同时，各时期的社会教育实践都推动了中国早期电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社会教育的确立时期（1912—1918年）

1. 社会教育的兴起与初步发展

1912年，临时政府成立，由蔡元培任教育部总长。蔡氏拟定教育部官制，特设社会教育司，与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并列，社会教育在行政上得到了确立。同年7月，教育部召开临时会议，提出“教育宜普及，文字宜适用于一般人民，不能专为少数人民计”，并从实践层面积极开展社会教育。[8]这一时期的社会教育重点实施平民识字教育。1913年，北京通俗教育调查会成立，各地相继建有“通俗教育馆”、“通俗教育会”等。到1918年，各地又建成6583所公众补习学校、半日学校、简易识字学塾等社会教育场所，并有多处通俗教育讲习所、巡回宣讲团、博物馆、图书馆等社会教育辅助场所。[9]

2. 基于直观教育的电化教育萌芽期

伴随着近代教育运动的兴起与开展，中国早期电化教育进入萌芽期。在这一时期，幻灯机作为较早的电化教育手段出现在社会教育的各类场所中。早在1915年，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的《通俗教育讲演规则》第七条规定：[10]通俗讲演得酌量情形，置备下列各种辅助品：①理化试验之仪器标本；②幻灯及活动影片，各种教育图画；③风琴、留声机、军乐等。在这一阶段，电影也逐渐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之后，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上海新民（电影）公司纷纷成立。1918年，商务印书馆成立活动影戏部，并指出其拍摄影片是“以裨益社会教育为目的”。[11]现存的史料中，对1912—1918年间的电化教育实践描述不多，但从上面的资料中不难看出，在社会教育的确立时期，幻灯机已经被用于教育实践过程，而且在这一阶段的后期，电影开始受到社会教育人士的重视。

（二）社会教育的发展时期（1919—1926年）

1. 众多教育家对社会教育发展的推动

新文化运动后，社会教育得到了众多教育家的推动，其中以晏阳初、陶行知等人最有代表性。1920年，在欧洲负责华工教育的晏阳初、傅葆琛回国后即投入到平民教育实践中。他们以湖南省平民教育促进会为基点，在鲁、晋、闽、苏、浙、粤、川、滇、黔等地设立分会，并在全国各地设置多所平民教育学校。1923年8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在北京成立，晏阳初任干事长。晏阳初亲自在长沙、烟台、嘉兴、杭州等地做大规模的识字运动实验。[12]1923—1926年间，陶行知在北京负责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工作，主要从事平民教育工作。在此期间，陶行知与朱经农合编《平民千字课本》，在南京、安庆、南昌、上海、杭州、武汉等地推广平民教育运动。[13]在这一阶段，众多教育人士投身到社会教育实践中，使得社会教育机构逐渐增多，受教育人数也大大增加。

2. 基于幻灯、电影应用的电化教育发展期

在社会教育的发展期，社会教育机构和受教育人数的增加使得社会教育推广人士越来越重视幻灯、电影、广播等电化教育手段的应用，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早期电化教育随之进入发展期。例如，陶行知自20世纪20年代就将千字课制成幻灯片开展平民教育。他提出，在平民教育中所用的工具有两种：“（一）课本；（二）影片（指幻灯片）”。[14]1923年，晏阳初在嘉兴进行平民教育实验时，尝试运用自制彩色幻灯片进行教学。他组织人把识字课本的生字和课文编制成幻灯片在教学中广泛使用，课文中的插图页也受到重视。[15][16]

在这一时期，电影也被应用到社会教育实践中。发表于1925年的《社会教育概说》一书中，关于电影在社会教育中的作用，是这样描述的[17]：“诸如感化院、演戏、电影、音乐会等，是属情、德兼带知的社会教育事业。电影在教育上的利益有很多：①可以供民众愉悦；②可以见得眼所不能见的实景实况；③假若电影的脚本有教育上的价值，又可作狭义的通俗教化；④可以利用它做种种的直观教具；⑤可以利用它保存实景实况，以供历史上的参考；⑥可以利用它辅助演讲会及观览的设施；⑦可以利用它做种种的宣传”。此外，中国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早期电化教育章程及相关法令。例如，临时政府教育部1919年颁布的《全国教育计划书》中，明确提出“幻灯活动影片，于启导社会有最良之功用，其他如图画玩具及通俗教育器械标本等，其需款较巨者，应由国家筹款设立制造所”。1926年，教育部批准“通俗教育研究所”拟的“审核影戏章程”，为社会教育使用电影、幻灯制定明确了规范。[18]

（三）社会教育的扩张时期（1927—1936年）

1. 社会教育规模的空前壮大

1927年，临时政府迁往南京后，为推动社会教育的大范围推广颁布了系列法令，如民众学校办法大纲、国民体育法等。1929年临时政府教育部规定社会教育实施方针[19]：“具备近代都市及乡村生活之常识，家庭经济改善之技能，公民自治之必备资格，保护公共事业及森林园地之习惯，养老恤贫、防灾互助之美德。”在这个时期，重点建设三类社会教育场所：①民众学校；②图书馆、博物馆、阅报社；③公园、电影院、剧场等。到1928年，全国共有各类民众学校6708所，而1934年则增加到38565所。[20]同时，为扩充社会教育的专业师资力量，全国各地高校纷纷设置专科以培养社会教育人才。1928年，江苏省设立民众教育师范讲习所；1935年，河南设立民众师范学院。[21]1931年，中国社会教育会在无锡成立。该机构除了系统研究社会教育理论之外，还与河南省洛阳县政府合办洛阳社会教育实施区；与广东中山大学合办花溪乡村教育实验区；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合办桂林岩洞教育实验区。[22]这一时期，社会教育工作在人才培养、学术机关、实践区域等诸多方面均比之前有明显扩充。

2. 基于广播、电影应用的电化教育推广期

伴随着社会教育规模的扩大，中国早期电化教育进入推广期。无线电广播、电影被积极地应用到社会教育的实践过程，“现在国内各地的社会教育、民众教育场所，差不多都注意着电化教育的工作”，[23]电化教育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发展。例如，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自1929年起，就开始使用幻灯片、电影开展社会教育活动，并在学院开设了幻术、影片之放映及管理、摄影之冲洗、无线电收发等电化教育课程。1932年，该院又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教育广播电台——无锡民众教育广播电台；1930年起河北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开始进行无线电广播的教育实验，“以扩充无线电为工具，广播四大教育之内容精神，及农民日常生活上之必需之知识与消息”；[24]镇江民众教育馆从1933年至1935年间，共讲映教育影片达272种，受教育人数高达50多万人。[25]

在电化教育专业机构方面，1932年以“研究利用电影，辅助电影教育事业发展”为宗旨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1936年，播音教育委员会、电影教育委员会成立。在这一时期，电化教育的相关法令也得到完善，如检查影片规则、电影检查法、民众教育馆利用教育播音须知等。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我国出现了专门培养电化教育人才的机构，如1936年教育部设置无线电收音指导员训练班；同年，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招收了30名电影与电播专修科的学生。[26]

（四）社会教育的抗战时期（1937—1945年）

1. 社会教育重心转向抗战教育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开始，社会教育的重点也“依据时代与环境之需要以转变”。[27]随着抗日救国运动的深入发展，抗战思潮逐渐兴起，国难教育、战时教育等抗战教育思潮席卷了整个教育界。[28]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教育开始担负起抗战教育宣传的任务。在抗战期间，“对于人民知识水平之提高，生产建设实力之培养，民族道德之发扬，实为抗敌制胜重要条件。”[29]这一时期社会教育的重心，除了继续对失学民众进行肃清文盲的补习教育外，对民众进行抗战教育宣传成为同样重要的内容。

2. 抗战期间的电化教育

抗战期间，作为社会教育重要利器的教育播音与教育电影也将工作重心转向了抗战，中国早期电化教育进入抗战期。抗战期间电化教育的实施目标为[30]：①发扬民族意识；②增进生活常识；③灌输科学知识；④授予生产技能；⑤协助学校教学。在播音教育方面，临时政府教育部规定，为推动社会教育在艰难条件下继续进行，播音教育实施抗战播音教育；而在电影教育方面，因其有助于抗战之宣传而得到加紧推进。例如，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民众教育广播电台每天除了定时向民众播放文化和农技方面的知识外，还播放抗日救亡的相关内容。上海广播无线电台规定，抗战期间该台实行教育播音，所播内容偏重于国难期间的特种教育，如民众英雄故事等。[31]抗战期间，早期电化教育在行政机构、人才培养、应用范围等方面均得到明显的发展。在行政机构方面，1940年，原电影与播音教育委员会合并为电化教育委员会，社会教育司设第三科，掌管电化教育事宜。各省市也将原来的播音服务处扩大为电化教育服务处；在人才培养方面，抗战期间共办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五次，电影艺术人员训练班一次，与金陵大学合办电化教育专修科六届。1941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增设电化教育专修科，1944年则成立了国立电化教育专修学校；在电化教育的应用范围方面，1944年颁布的电化教育实施要点规定“电化教育之实施，分为社会电化教育与学校电化教育二部分。各省市电化教育区各设电化教育巡回工作队，分别在指定区域内，巡回实施电影、播音及幻灯教育”。[32]在这个时期电化教育虽然处境艰难，但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赵光涛在其所著的《电化教育概论》一书中指出，[33]“（我国）电化教育虽发动在战前，却成长在抗战期间，在重庆日处敌机疯狂轰炸之下，金陵大学的电专科，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电专科，均在继续发展，培养出不少的人才，在教育部则成立电化教育委员会，同时教育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也宣告成立，这还是创举”。

综上，在近代社会教育开展的各个阶段，早期电化教育作为一种便捷、有效的教育手段均受到很大程度的重视和推广。中国早期电化教育在服务于社会教育实践的过程中自身得到发展和完善。近代社会教育运动背景下中国早期电化教育发展的四个阶段见表1。

不难发现，中国早期电化教育产生并发展于近代社会教育运动中，这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当时我国物质、经济条件极为有限，而社会教育面临着普及面广、受教育人数众多等实际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播音、教育电影等电化教育手段很自然地受到重视和推广。舒新城在《电化教育讲话》中指出，[34]“现在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运用最快的方法增进一般人民生活上的基本知识和生产技能。而中国文盲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要从文字上去教育他们，不知何时能有成就。所以主张利用无线电广播从耳朵方面，很快地灌输他们知识。”宗亮东在其所著《教育电影概论》一书中明确指出，[35]“社会教育的最大效能在普及的广泛，在施教者和受教者两方面都要希望节省时间、经济而收效大，要简而易举，随时随地地都能做。教育电影是具备这个条件的，社会教育必然要利用这种工具”。陈友兰也提到，[36]“电影是社会教育工作中最轻便简易的教学工具”。在推动社会教育实践的过程中，电化教育自身也得到迅速发展。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早期电化教育实现了四个阶段的跨越式发展：第一个阶段是以幻灯机初步应用为特征的电化教育事业萌芽期；第二个阶段是电影、广播、幻灯等电化教育手段的推广应用期，这一时期出现了电化教育章程与法规；第三个阶段是电化教育的推广期，无论是在机构设置还是在人才培养方面均得到扩充；第四个阶段是电化教育的抗战期，在这一时期，早期电化教育在人才培养、组织机构以及专业建设等方面得到继续完善。

三、近代社会教育运动对中国

早期电化教育事业的推动

近代社会教育运动对电化教育的实践活动、人才培养、机构设置、相关著作等诸多方面的发展都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1. 对电化教育实践的推动

近代社会教育运动的教育对象是“社会全民”，[37]因而受教育对象的广泛性与当时教育资源的极其有限性之间形成了明显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受众面广而又不受时空局限的无线电广播、电影等电化教育手段受到重视和推广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社会教育的重要实施机构——民众教育馆、民众教育院校在开展社会教育的过程中，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实践。例如，陈友兰在其所著的《电影教育论》中提到，[38]“在推行电影教育（方面），最优成绩可观者，莫如江苏。……而该省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尤为努力。……该馆最突出之点，就是电影教学法之优良，为每一影片，皆编有教学观感，以收教学功效，又能利用唱片、幻灯、扩声机以补电影之不足。”

2. 对电化教育人才培养的推动

为了提高电化教育手段的教学效果，社会教育相关机构在1936年前后开始考虑培养专门的电化教育人才。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电化教育作为一个学科专业的诞生。发表于1936年的《我国今后社会教育趋势及其改善》一文，[39]明确提出了今后的方向之一为“训练电影、播音教育人员”。文中提到“关于学校式之民众教育固已令各省市尽量扩充，而非学校式比较流行最普遍之电影与播音教育，极能深入民间，光大流传，故本年度组织电影与播音两种教育委员会，并有两会组合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以养成各省市教育机关无线电收音技术人员，及教育电影放映人员，为各省市实施电化教育之用，亦即本年度以电化教育，为辅助社会教育推行之新工具也。”我国第一个电化教育专修科诞生于以从事社会教育为特色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这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该院在工厂和农村实施社会教育的过程中，发现民众对教育电影的内容、编导手法及放映方法不很接受，院长俞庆棠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培养专门的电影制作人才。[40]出版于1932年10月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一览》[41]的课程表中，民众教育系和农事教育系的公共选修科中均含有1学分的“幻术”（即幻灯片技术）课程；必修科目课程表中，则有“影片之放映及管理”、“摄影之冲洗”、“无线电之收发”及“无线电机之制造与装设”等电化教育技能类课程。为了培养专门的教育电影与广播人才，1936年，该院成立中国第一个电影与广播专修科，当年即招生30人。此外，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也于1935年成立电影教育研究会，“以事专门培养电影教育人才”。[42]

3. 对电化教育行政机构的催生

早期电化教育相关事业是由社会教育行政机构负责的，甚至许多早期的电化教育相关机构本身就是社会教育下属机构。例如，1927年河南省教育厅下设社会教育推广部，推广部下设宣传、体育、游艺三股，负责购置广播器材及幻灯放映设备。[43]晏阳初领导的华西平民教育实验区研究部下设编辑出版组及电化教育委员会，负责实验区及乡村建设学院所需的电教教材制作和放映，如影音施教、拍摄照片、制作教育静片。[44]临时政府教育部相关文件也印证了早期电化教育行政机构与社会教育行政机构的隶属关系。如颁布于1936年8月的《各省市实施电影教育办法》中第二条规定，[45]“为普遍实施电影教育期间，各省市教育厅应于主管社会教育之科股指定职员一人，办理电影教育行政事宜，得兼办播音教育事宜。”即使到了1940年，电化教育相关事业仍由社会教育司第三科负责。[46]

4. 对电化教育专业著作、刊物及教育影片的推动

近代社会教育运动还促进了电化教育著作、刊物、教育电影作品的制作与繁荣。例如，镇江民众教育馆，在一年内的工作如下：[47]（1）镇江苏报编行《教育电影》半月刊，已出24期；（2）编印《电影教育实施法》，长约十万余言；（3）编印《电影教学指导丛刊》十余种；（4）该馆《民教通讯》出版《电影教育》专写一种；（5）试编教育电影剧本《可爱的手》与《良母》二种，二十四年五月五日又出版一本《教育电影研究集》共二零二面。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育与民众》杂志还曾刊出电化教育专号。[48]国立社会教育学院1942年出版《电教通讯》。[49]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实施社会教育实践过程中，自行编导摄制了多部民众教育方面的珍贵影片，如《除旧布新》、《防空常识》、《乡国风光》及《五十六年痛史》等。[50]

四、结束语

俞庆棠在回顾我国近代社会教育历史时曾感慨到，[51]历史是流变着的，一件新的事实之发生，绝不是偶然，而是在旧的环境里孕育生长。同样，一件新的事实发生后，它的内部更孕育着一种尚未表现出来的新形态。本文认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产生、发展于近代社会教育运动实践中并不是偶然，而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历史必然性。在当时经济、物质条件极为有限的情况下，社会教育人士必然会积极寻求和发展电化教育手段以实现社会教育的目标。而早期电化教育在服务于社会教育运动的过程中自身也得到发展和完善。中国早期电化教育被用来作为推动社会教育运动的“穷技术”。这里的“穷技术”是指相对简便经济的教育手段。“在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我国）虽然穷，总要想穷的办法。几十年来凡是研究教育普及的人，可以说都是在那里研究‘穷办法’，都是向着‘简便经济’进行的教育制度。教育电影即是被公认为最有效率的教育工具”。[52]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物质水平的提高，广播、电视、计算机网络等各种媒体技术被应用到各类教育过程中。而进入21世纪以来，教育技术更是作为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制高点与突破口。教育技术由原来的“穷技术”向引领教育变革制高点转变的背后，体现了我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和技术革新的速度。但在同时，当今教育技术在作为教育变革重要手段的同时，或许更应该从曾经的“穷技术”身份中汲取一些历史的经验，以更好地定位自己的历史使命。对于教育技术研究与工作人员而言，与其在追逐新媒体技术的过程中迷失，不如冷静下来反思一下电化教育的历史起点，重新审视其教育服务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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