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与国际关系的调整

摘要：国际关系变动的必然性，从哲学角度看，来源于事物运动的绝对性、特殊性和事物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性；从实践角度看，来源于世界各国经济政治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性。影响国际关系变动的因素，有一般因素即生产力、经济制度、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等，也有具体因素即国际分工、世界市场、国际贸易、国际信贷、国际货币体系、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分析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给国际关系带来的影响，针对未来一个时期国际关系大体具有的全球化加速进行、多极化迅速发展，东西双方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争峰，南北差距相对缩小但绝对差距拉大，美国霸权地位开始动摇但还将进一步维持下去，欧盟与美国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妥协等诸多特点，揭示“一超主导、多极发展”的国际关系走向和格局。提出观察和分析国际关系既要有敏感性，又要有前瞻性和预见性。

关键词：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国际关系变动；国际关系走势和格局；国际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金砖五国

中图分类号：F831；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2-0013-11

一、国际关系变动的必然性

国际关系变动的必然性首先来源于事物运动的绝对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1]“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2]“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同样不可想象的。”[3]事物的运动是普遍的、绝对的、永恒的和必然的。人类社会是物质世界的高度发展阶段。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作为阶级的国家，由于其内部和外部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各个国家的内部关系以及由各个国家构成的国家间的关系，即国际关系，也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也是普遍的、绝对的、永恒的和必然的。国际关系变动的必然性，来源于事物运动的绝对性。国际关系变动的必然性，来源于事物运动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运动是在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事物的存在形式。时间计量着事物运动的量的规定性，即事物运动的程度、速度和强度。空间孕育着事物运动的质的规定性，即事物运动的质量、广度和深度。然而，世界上的事物又是千差万别的，这些千差万别的事物的运动，也各自具有自己的特点。各种具体的事物运动的特殊性，决定了各个事物运动时间和空间的差别性。各种具体事物运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别，也即事物运动程度、速度、强度和运动质量、广度、深度的变化，导致事物运动形式、运动状态、运动的性质和特点的变化，并最终导致各种具体事物在物质世界普遍联系、变化发展的大系统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它们互相关系的变化。作为人类世界总体中的各个国家，由于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差别，世界各国的变化发展均有自己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这些不同的特点，造成了各国变化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别，从而造成了各国变化发展程度、速度、强度和质量、广度、深度上的差别，造成了各国在发展模式、发展状态、发展阶段和发展特点上的差别，从而导致各国在国际经济、政治大系统中地位、作用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变化。各国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变动的必然性，来源于事物运动的特殊性，即来源于各国变化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特殊性。

国际关系变动的必然性，还来源于事物不平衡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世界上的事物都是波浪式曲折发展的。事物波浪式曲折发展，是事物发展中平衡和不平衡的对立统一。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任何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都是沿着平衡—不平衡—平衡的轨迹曲折前进的。从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总体来看，不平衡发展规律发挥作用的源泉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从矛盾双方力量的对比来看，不平衡发展规律作用的源泉在于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长河中，矛盾双方既互相对立、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总有一个双方力量此消彼长的过程。矛盾双方力量此消彼长的过程，就是矛盾双方力量对比、主次地位发生变化的过程，就是矛盾双方力量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的过程，也就是不平衡发展规律发生作用的过程。事物运动、变化、发展及其相互关系变化的必然性，来源于不平衡规律作用的必然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的许多地方论证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不平衡性。在论证商品经济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时，论证了价值规律关于商品的价格与价值相一致的内容和要求在价格与价值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依存又在供求关系影响下相互偏离，沿着平衡—不平衡—平衡的道路和轨迹实现的过程[4]。在分析工场手工业的内部分工与社会内部分工之间的关系时论证了不同生产领域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5]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一章分析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时，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平衡—不平衡—平衡的一个个再生产周期中波浪式发展的过程。[6]他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篇分析一般利润率即平均利润率形成原因及其过程时，论证了平均利润率的形成本身就是由平衡—不平衡—平衡波浪式发展的过程。[7]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则详细论证了自然界发展的不平衡性。[8]同时，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还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一切文明民族由土地公有制到土地私有制再到更高级、更为发达的公有制即“公共占有形式”的平衡—不平衡—平衡的波浪式发展及其必然趋势的过程。[9]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引起的国际关系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10]斯大林在1926年11月1日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即《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中，对列宁提出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规律”以及由此导致的国际关系的变化作了进一步分析和说明。[11]在这次报告的结论中，斯大林还把列宁论述这个规律的出发点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根据再次提出，并从实践的角度作了进一步的论证。[12]毛泽东是一位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大师，在他的许多著述中，生动地描绘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不平衡性。[13]在晚年，他更是依据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创立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从而为我国制定团结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集中反对苏美两霸的外交方针奠定了理论基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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