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标志物的文化功能与治理效用

摘要：城市标志物作为城市枢纽节点自古以来备受关注。以埃菲尔铁塔为样本的文化治理实践，揭示了城市标志物在社会价值协调、秩序生成、行为规训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借助城市标志物参与社群核心价值建构、促进区域空间与伦理秩序优化、担当社会教化和行为导向介质使命的三维分析框架，导引出当下我国优化城市标志物建设以促进文化善治三个方面的策略：明晰标志物建设的价值面向，优化城市标志物的空间设计与营造，重塑以城市标志物为核心的建筑空间教化体系，从而为城市赋能，为治理敦序。

关键词：城市;标志物;埃菲尔铁塔;文化功能;治理效用

城市标志物，是城市空间的重要部分，是城市体验的重要场所，是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是城市精神的重要载体，对于城市品位提升、城市体验优化、城市形象传播、城市精神塑造等意义重大。在城市标志物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的当代社会，城市标志物既是一种文化载体，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更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文化治理手段。本文以埃菲尔铁塔为例，通过对城市标志物的文化功能及治理效用进行考察，探究城市标志物参与文化治理的一般进向，试图建构分析评判城市标志物文化功能与治理效用的理论框架，并就当下中国都市语境优化城市标志物建设以促进城市文化善治的路径进行了探讨。

一、城市标志物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文化治理功能与效用

从既有文献梳理情况来看，关于城市标志物文化治理功能方面的直接研究几近空白。与这一主题相关的文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化的治理功能效用的研究，为本文考察和分析城市标志物的治理向度提供了理论基础。葛兰西提出“经由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治理①;本尼特认为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与目标，又是治理的工具②;王志弘对文化在城市社会系统中的治理功能进行了重点研究，认为“文化治理概念的根本意蕴，在于视其为文化政治场域，亦即透过再现、象征、表意作用而运作和争论的权力操作、资源分配，以及认识世界与自我认识的制度性机制”王志弘：《台北市文化治理的性质与转变：1967-2002》，《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3年第52期。，并对台湾的文化产业、机构、地景进行了实证分析王志弘等：《文化治理与空间政治》，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版。;吴彦明在批判和借鉴王志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文化之所以能被治理”“治理得以文化人”吴彦明：《治理“文化治理”：福柯、班内特与王志弘》，《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6年第82期。;吴理财等人对公共文化服务系统在文化治理功能效用进行了研究吴理财：《把治理引入公共文化服务》，《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6期。，强调文化治理的本质是“要透过文化和以文化为场域达致治理”吴理财：《文化治理的三张面孔》，《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鄧肯等人以城市博物馆为对象，就博物馆这一特定物对城市市民的文化规训过程进行了研究Duncan C.，Wallach A.，Universal Survey Museum.Art History.1980 Vol 3，4：448-469.。二是从文化视角对城市标志物的研究，启发了本文对于城市标志物的文化定位。林奇[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何晓军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从城市（文化）意象视角，指出标志物对于空间识别和体验的影响;芒福德[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的文化容器说，强调“城市标志物是它那目的性很鲜明的、无比丰富的社会构造”;索尔Carl O. Sauer，Foreword to Historical Geography.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41，31（1）：1-24.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深化了人们对于城市标志物作为文化景观的认知。此外，陈野以浙江农村文化礼堂为样本，研究和阐述了其在重建乡村公共生活空间等六个方面的治理效用陈野：《文化治理功能的浙江样本浅析——以农村文化礼堂为例》，《观察与思考》，2017年第4期。，在一定程度上与研究主题有共通之处。

因而，坚持城市标志物的文化定位，聚焦城市标志物的文化治理向度，从埃菲尔铁塔这一样本出发，探讨城市标志物的文化功能与治理效用，是一个极富新意和价值的研究课题。

二、埃菲尔铁塔成为巴黎标志物的文化叙事

该项目是1889年巴黎世博会的献礼工程，法国雄心勃勃，志在创作一件能够象征当时欧洲工业文明发展成果的巨作，超越30多年前的伦敦万国博览会的“水晶宫”。志在超越一切历史建筑、展示法兰西雄心的标志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必然的文化意义。建筑师居斯塔·埃菲尔的方案从700多件征集作品中脱颖而出，于1887年1月8日中标。

1.社会整合：争议与非议的文化性事件

埃菲尔方案的横空出世，无疑是横亘社会各界的思想事件。在筹委会以及诸多名流、市民的心中，入选方案应是古典风格的，亦即传统手法的集雕像、纪念碑、园林为一体的建筑群;但埃菲尔的设计最好地契合了征集活动的主旨——现代性文化：建筑材料的现代性、建筑技术的现代性、建筑造型的现代性。作为一个举国关注的重大的观念事件，设计入选之日，即非议涌现之时。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知识界、文学家和艺术家针对其造型的风格与突兀，建筑行家、数学家则针对其独特的用材、工程设计表示质疑。反对的声浪从铁塔设计图纸公布之日就未平息，当年2月14日《时代报》刊载的《艺术家抗议书》声称，黑铁塔蔑视了巴黎特色、威胁了法国历史，其野蛮格调破坏了整个巴黎建筑氛围，对于古典巴黎是一场噩梦。在对于铁塔的攻击和对于巴黎纯粹天空的捍卫中，爆发了一场以“反对300米”为名的社会运动，反对者中有大名鼎鼎的莫泊桑、小仲马、古诺德、克尔尼、魏尔伦等。作家笔下的意象是尖刻的：“变了形、未完工的铁桅杆”“可悲的高脚灯台柱”“空壳蜡烛台”等。魏尔伦（Paul Verlaine）宣誓宁愿绕道走也不看它一眼，莫泊桑（Guyde Maupassant）表示铁塔建成之日即其出走巴黎之时。然而，伴随着埃菲尔铁塔落成，1889年巴黎世博会开幕式铁塔上爱迪生最新发明的白炽灯将夜晚的世博园区照得如同白昼，巴黎人争议的主调由非议转变为惊叹。事实上，原定用20年经营权回本的项目未等世博会结束即开始盈利，经济上的成功反证了公众对埃菲尔铁塔所尝试的巴黎新式体验的充分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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