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教育的起源及先期发展探略

【摘 要】 中国的大学教育源远流长。它历经了人类社会100多万年漫长发展的教育活动积累，在原始社会的末期，随着教育的产生、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要了解中国大学的起源与发展，就不得不去探讨教育产生、学校出现的起源与发展史。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大学教育的起源、条件，并对初期发展做了深入探索，使我们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国大学教育的发展历程，从而以更加自觉的态度开拓中国大学教育的崭新篇章。

【关键词】 中国 大学教育 起源 先期发展

1 教育活动及学校产生的社会条件

现在我们所指称的大学教育，并不是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存在的。在原始社会末期之前的中国，教育活动和学校是无从谈及的。只有在原始社会末期，也就是在发展到原始人群和私族公社两个时期之后，随着“血缘宗族”这一社会组织形式的出现和生产资料公有，人们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存在，教育活动才渐渐出现。随着教育活动与物质生产劳动、日常家庭和社会生活紧密相关，融为一体，并直接为当时生产、生活服务的程度不断加深，教育活动也才成为存在于原始社会末期的一种普遍现象。而学校则是在这种教育活动的不断推动下，随着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阶级分化的日益加深，原始社会的逐渐解体，中国历史进入阶级社会的门槛，由此才有了萌芽形态的学校。也就是说，学校的产生从一开始就带有一定的阶级性，阶级性是学校产生的特有标志和动因。

奴隶社会作为我国进入阶级社会的第一个社会形态，随着社会生产的日益发展，促使一部分人脱离原有的生产劳动专门举办教育或接受专门教育。更何况社会发展已具备了更为有利的学习条件和更为丰富的学习内容。所有这些，都为建立有明确学习计划、明确学习内容、明确社会分工的专门教育机关—学校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2 起始阶段的一般学校发展到大学的产生

起步时的学校，如西汉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中指称的“成均之学”。从汉初著述家郑玄释义的“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来看，这种成均之学教授的内容主要是以乐教为主。还有如《礼记·明堂位》中所指称的“虞庠之学”。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义：“庠，从广羊声。”进一步引申即指“以羊为美肴之食羊者所居处”。因为那时这样的享用者只有族内长老，所以“庠”为氏族敬老、养老之地。此种学校教育，从内容来看，也即孟子所阐释的“庠者，养也”是敬老和孝的教育。但它同之后夏代出现的“校”、“序”之类的学校，商代出现的“序”、“瞽宗”之类的学校一样，都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和等级性。

学校的阶级性和等级性，在学校产生时起的奴隶社会就表现得非常突出。在奴隶社会中后期，尽管学校教育是以教为主，但与之初期相比，“学在官府”、“学术官守”、“学在王宫”、“官守学业”的现象依然十分普遍。这就是典型的“礼不下于庶人”。直到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垄断文化、教育，制约学校发展的藩篱才被渐渐打破。

打破学校教育藩篱的奴隶社会之末及历史进入封建社会的初期，主要是缘于奴隶主阶级统治的日渐没落、奴隶主政权的日渐解体。以孔子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纷纷兴办私学，传授思想学说，培育贤能良才。“有教无类”的私学的出现，百家之学的登台亮相，使“学在官府”的垄断史才首被打破，平民阶层才日渐有了入学受教育的机会。孔子将这种现象概括为“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随着诸子百家不同思想学说的广泛传播，百家争鸣空前繁盛景象的精彩纷呈，百家之学也由此纷纷发展了起来，且在此才诞生了真正大学学校教育意义上的中国第一代教师，第一批各具千秋、各有所长的私学大师。

其实，中国大学的最早出现，则应追溯起西周时代。这一点从西周时举办学校的分类中就可得到印证。西周时的学校大体有两类：一类是国学；一类是乡学。其中的国学之中就有大学和小学两级的区别，而大学一级中又有天子所建的大学和诸侯所建的大学两种。天子所建的大学总称“辟雍”。此处所指称的大学，规模较大，设施较为齐备，有四学、五学之称。诸侯所建的大学，规模相对较小，设施也较为简单，仅有一学，又称“泮宫”。所有这些大学所教授的内容均以“六艺”为主，而与之相对的小学则传授的是德行教育。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起步阶段的大学教育即是一种层次较高、专业性很强的教育。诸子百家们聚徒讲学的私学，无论是其思想学说的深度、广度和高度，还是所授门类的专业特性，都堪称是大学层次的学校教育。这其中最为突出者即是儒、墨、道、法四大家。以孔子为例，他所教授的3000弟子、72贤，尽管是以儒家思想学说为教的主要内容，但72贤者之所以贤，除博通儒家思想学说外，更以精通“六艺”，懂得文、行、忠、信“四教”为著。从此中也可以看出大学层次教育所具有的某些显著特点。

中国的大学教育历经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时期，并孕育了富有自身特色的鲜明个性。从中国大学教育初步形成的状况来看，我们可否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大学教育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产生、发展离不开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协调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影响[1]；离不开一定条件下的好的指导教育发展的基本政策（即文教政策）、政治环境、教育环境和资源环境；离不开一批致力大学教育的大师及其其自身所具有的大的学问、大的思想以及堪为人师的好的学养、操守和精神[2]。

3 大学教育的先期发展

大学教育从形成时起，就受到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人们的高度重视，使它从一起步就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并且在漫长的大学教育的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一系列颇有建树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譬如在《大学》这一教育论著中，就提出了大学教育具有宗旨意义的“三纲领”，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作为大学教育的思想、作用、学制体系以及学习的原则和方法，在《大学》及《中庸》、《学记》等这些经典教育论著中都有明确的阐述。特别是在《大学》中，概括了大学教育程序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庸》中还提出了“率性”、“修道”的教育作用；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最早、最完备的教育论著的《学记》，它概括了教育的作用在于“建国君民，教育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还进而就大学教育的过程、大学教育教学原则作了明确的阐释。所有这些创见性的思想和理论探索，都为中国大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先进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在大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等这些先期大家的思想影响下，中国随后不同时期的大学教育，如以“明人伦”为教育目标的汉代“太学”，魏、晋、南北朝时期极为兴盛的“私学”及“国子学”，隋、唐时期以尊儒术为上，兼施佛道二教之学，发展相当完备的“官学”，宋代兴盛一时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石鼓书院、嵩阳书院、茅山书院等），元、明、清三代最后繁荣期的经师讲学（昌盛与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私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相当于高等教育性质的私学，以传授高深学问为主）等大学教育，都得到了较好发展。

在此值得一提的还有，南宋时期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和最著名的教育家朱熹。他在将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还以15岁为界，将人的一生粗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将教育以此分成“小子之学”和“大人之学”两大类。他明确指出：小学阶段的任务在于“敬以事”，而大学阶段的任务重在“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是发明此事之理。”朱熹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元、明、清三代，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的大学教育，抑或是随后清王朝洋务运动所设立的一些新式大学学堂，乃至对清政府颁布的壬寅学制、癸卯学制，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到教育方法都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

中国的大学教育，从西周时期的萌芽，秦汉时期的开创，隋唐时期的完善和繁荣，两宋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元明清时期的时盛时衰，历经了两千多年的一个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时期。从这个发展过程的方方面面来考察，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大学之所以称之为“大学”，大学之所以谓之“大”，全然在于其有大师[3]，有大学问，有大的思想和主张，有可供培育出德才兼备的人才的高规格、大环境。可见，著名教育家、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所说的“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话，是颇有见地，也是颇为深刻的。

窃以为，中国的大学教育历经漫长历史发展的孕育过程，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大学教育思想、理念及实践经验。只要我们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开拓，中国闻名于世的大学不惟北大、清华、复旦、南开等这样的一些出类拔萃者，还会有更多更优秀的不断涌现，且必将会以更加迅猛的发展态势进军世界的名牌大学之林。

参考文献：

[1]肖川著.《教育的理想与信念》.岳麓书社，2002年版.

[2]潘知常著.《诗与思的对话》.三联书店，1997年版.

[3]孟宪承著.《中国古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版.

作者简介：张爱蓉（1977、2—）女，陕西西安市人，西北大学英语教育研究生，西安翻译学院招生就业中心就业指导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

民办高校管理、英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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