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思想与中国古典园林审美心理

人物老子和庄子追求顺应“自然”，崇尚“无为”，敢于批判现实，关注个体精神自由。由于他们“体道”、“得道”的过程与艺术创造的过程极其相似，其哲学思想（尤其是庄子思想）因此带有浓厚的美学色彩。而传统文艺观对于艺术主体的内在修养、创作规律、艺术审美标准、接受经验的看法也的确多受道家思想之沾溉。就中国古典园林而言，其审美心理与道家思想的关系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一、以情观物：庄子“知鱼”与园林“会心”

在《庄子》中有一则著名的寓言：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秋水》）

这是一个哲学认识论的经典案例，同时也是一个有关自然审美的典型个案。庄子和惠子的分歧或者说导致分歧的根本在于二人对自然界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观照方式：庄子是审美的直觉式的，惠子则是理性的逻辑判断式的。庄子以审美的眼光看待水中游鱼，因此在观赏的剎那之间，物我融为一体，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于是我的生命和物的生命往复交流，在无意之中我以我的性格灌输到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 2 ] 10可以肯定地说，鱼儿轻快游动的姿态一定唤起了庄子自身的类似性体验。这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在鱼的活动中却包含有许多美：游鱼的动作是多么轻快、从容。人的动作的轻快、从容也是令人神往的，……因为动作轻快优雅，这是一个人正常平衡发展的标志，这是到处都使我们喜欢的……”[ 3 ] 所以，“从容”和“鱼之乐”都是庄子“推己及物”所得出的感受。用西方现代美学和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庄子“知鱼”的审美经验涉及到艺术欣赏中最典型的“移情”作用，就是将“在我的知觉或情感外射到物的身上，使它们变成在物的”。[ 2 ] 30而从生态审美的角度看，人与鱼都属于自然生命，鱼儿游动是生命节律的表现。庄子观鱼并从鱼的游动中体会到生命的节奏，鱼的游动就变成了“有意味的形式”。正是这一有意味的形式成为人与自然审美关系建立的前提和基础。庄子对物我合一的精神自由的追求，不仅使其具备艺术化视角与审美心态，也使其思想带上了浓厚的泛神论色彩。相反，惠子采用理性判断的方式，其眼中世界物我二分，因此他视庄子言论为妄诞荒唐。相比之下，既然是“游”，庄子在濠梁之上的感知方式显然更为本色与自然。而惠子胶柱鼓瑟，时时处处用逻辑理性思维感知世界的方式则显得迂腐可笑。

由于庄惠二人的濠梁之辩起于自然观赏活动，更由于庄子“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的言论包含丰富的审美心理内涵，此后，“濠梁观鱼”不仅成为著名的历史典故，其中包含的审美经验也为后世艺术创造与欣赏者所接受传承。在玄风劲吹，山水艺术精神大为兴盛的魏晋时期，庄子的“知鱼”体验得到了进一步的生发。据《世说新语·言语》载：

简文（东晋简文帝司马昱）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从简文帝的话语可以得知，山水自然审美已经成为魏晋士人的普遍意识，庄子在濠梁之上的审美体验也已为魏晋之人所领略。不仅如此，与庄子观鱼时只是将主体情感外射于观照对象不同，简文帝的美感经验还多了几分鲜明的自觉意识。这一点从他的“会心”一语就可以看出。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中对审美过程中的心物关系有如此经典的论述：“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所谓“会心”就是观赏对象对主体之心的回馈与应答，正因为物会于心，简文才会有“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之感。如果说庄子“知鱼”还只限于“情往似赠”，而简文帝观园“会心”就是心与物的“往还”、“吐纳”了。简文帝对庄子“知鱼”经验的发展，不仅为中国古代艺术审美经验贡献了宝贵财富，而且使“会心”、“濠濮间想”成为与“知鱼之乐”具有相同影响力的佳话隽语。

从庄子“知鱼”到简文帝“会心”，虽然审美主体的身份地位不同，观照对象也发生了变化——从原生态自然环境到人工创造的皇家园林，但都与水以及水中游鱼有关。魏晋正值中国山水艺术的大发展时期，包括山水诗、山水画和山水园林在内的山水艺术纷纷出现，并呈现空前繁荣的状态。当时皇家宫苑大兴土木，民间造园之风也呈现大炽趋势。高蹈遁世思想的流风远播和自然审美意识的觉醒使得山水成为园林物质性建构的主体和中心。而从先秦到魏晋的这段审美经验的历史积淀，不仅影响到园林水体景观和依附于水体的建筑类型（如亭、榭、桥等）的布局安排，同时也给相应景观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心理内涵。明代计成《园冶》在论及亭榭布局、书房掇山和借景时均提到“濠濮观鱼”的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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