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的法律挑战

学习是人的天性，人们会纷纷将手边的小玩意和工业产品重新转化成比特图纸，并在此过程中添加些许微创新，摇身一变就上传至一个由互联网公司主导的“公共池”中供人任意取用。这无疑会和旧工厂的专利权与商标权相互冲突，并出现大量诉讼。类似地，此类纠纷中获利最多的将是相关互联网公司。它们不仅可以通过用户协议约定永久免费使用这些设计模板，将用户变成为自己打工的免费劳动力，还能以此对抗旧工厂，直到把后者也拉入合作的链条。我在上一期《大数据革命的商业与法律起源》一文中讨论了大数据革命和互联网商业模式的紧密关系，要理解3D打印的影响，需要沿着相同的思路进行逻辑推演和经验考察。

不难看出，零星的仿冒侵权完全可以通过传统知识产权诉讼解决，因为侵权者与被侵权者使用的是同种生产方式和盈利模式，实质仍然是抢占市场份额罢了。但成规模的微小侵权会变成一条长尾，产生新的增量价值和商业模式，并要求法律确认和保护。在这场围绕生产方式合法性展开的战争中，互联网很可能再次获胜，把制造业变成下一个出版业。

毫无疑问，表面上自由获取（free）的“公共池”只是互联网公司免费商业模式（free）的副产品。一旦战胜封闭的竞争对手，免费模式无法获得更多好处的时候，公共池随时可以发生变更，限制用户使用由大众创造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公司并非网络公共资源的守护者，作为商业契约的用户协议也不可能成为社会契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开源运动不仅针对传统知识产权巨头，也同样针对以开放为旗号的新兴巨头。在3D打印领域，在传统和新兴巨头尚未兴起或者试图对这一技术进行全面掌控的时候，像海盗湾那样的团体（全球最大的反版权网站——编者注）吸取了数字版权斗争的教训，先行一步将一些3D打印模板进行开源，使之真正进入公有领域。现实中不仅广泛存在着软件开源，也有硬件开源实践，帮助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们实现梦想。

从国际层面上看，知识产权问题会更突出。全球化的后果之一是资本不断从“高法治”向“低法治”国家流动，在经济上获取更多利益，同时客观上降低了法治的标准和意识形态效果（Feng， 2012）。美国及其企业可能通过各种手段向其他国家地区进一步施压，以确保它们没有滥用3D打印技术对某些品牌进行仿冒或山寨，维持自己高端品牌的价值和影响力。回到前述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两种思路的不同：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鼓励3D打印技术发展，并通过数据业务和互联网模式盈利，让更多的创意出现的做法可能比简单扶植传统制造业更为有利，在一个更大范围内弥补因劳动力成本提高和制造自动化带来的失业和用工不足。做出这一决策的前提，是需要真正理解信息化如何同工业化相结合而非取代后者。

跨越比特与原子之间的鸿沟

3D打印技术的独特之处在于缩小了比特与原子之间的鸿沟，物理空间的实物可以随时转化成可编程修改的数据图像，又可以精确地复制还原。对软件模板的控制并不仅仅限于软件本身，而是延伸至物理实体。在出版业，互联网想尽办法培育用户的电子书阅读习惯，消灭纸版书籍、实体书店和图书馆，将一切转变成比特。但经过新经济洗礼的制造业则可以往来穿梭于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比特与原子之间的界限将变得模糊不清。另一个例子是“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允许用户通过虚拟技术重新体验现实世界。

美国1990年代中期曾经在学界有过一场关于互联网法律性质的争论。大致的争议焦点是，不少学者主张网络空间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如果能够找到网络空间的独特性，那么就不能简单地应用传统法律制度处理新问题（胡凌，2010）。这一主张被称为“信息例外论”，其理论基础是认为信息作为可以低成本无限复制的资产，是天然的公共品，不同于物理世界中的有限资源，也无需通过设定产权进行交易和再分配。（Soderberg & Daoud， 2012）

二十年过后，这个问题沦落为一个纯粹探究“空间”性质的形而上学问题，因为互联网作为一个开放网络没有足够力量确保自身的独立地位（工程师们甚至无法解决蠕虫病毒问题），政府和互联网巨头的影响早已渗透至每一个角落。上文提到的DRM（数字权利管理系统）、免费、众包和公共池的私有化恰好可以在理论和实践上说明，“信息例外论”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和新兴利益结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背后的资本服务。

首先，人们早就认识到，架构设计足以影响人们的行为，无论是在虚拟世界还是在现实世界（Lessig， 2006）。DRM系统本来是用作保护数字作品不被盗版，现在则可以控制人们制作和使用3D打印出来的物理资产。新兴技术在带给人们以自由便利的同时，也给自己套上了枷锁。其次，免费不仅是互联网主导的商业模式，它也影响了诸多线下的商业活动，传统上被视为搭售、低于成本价格倾销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现在全部被接受为正当了。第三，当人们为互联网上的公共池欢呼时，往往忽视了劳动在数字经济中的作用。免费的互联网商业模式掩盖了大众信息生产的过程，通过像“众包”“分享”这样的词汇为新经济模式树立正当性。无论是信息生产还是实物生产，都是一种劳动，只不过信息生产需要汇集的是零星点滴的“剩余”劳动力。只要承认互联网是一种经济活动，我们就无法不承认劳动的地位。最后，无论是新经济还是传统制造业，资本都主导着技术架构的变化，选择对自我增值最为有利的模式，这也是所谓公共池的最终命运。

如果上文的论证成立，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比特和原子之间的关系。对传统知识产权的批判似乎并不能仅仅基于信息例外论，而应扩展和回归至更为广泛的生产和劳动活动，从而打通线上与线下，虚拟与现实。这一视角不是客观认识论上的，而是利益争夺之后的实用主义考量。每当有新技术兴起，给既有利益集团造成冲击的时候，便会出现某些“例外论”声音支持新生事物；然而当新技术普及被巨头主导以后，例外论便销声匿迹。因此，概念和视角本身是受到经济利益和政治活动影响的。从一个角度看，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代表了不同的经济形态，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要素大有不同；从另一个角度看，却都可以用劳动、资本等基本框架进行比较分析。当工业化和信息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或者当互联网渗透至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时，这个理论才能更好地解释3D打印带来的现实。

在互联网时代已经有很多声音用信息自由来反思传统知识产权，那么在3D打印时代同样可以用这一逻辑反思财产权。两者的边界并不是清晰稳定的，其区分往往和政治力量与技术进步息息相关（Soderberg & Daoud， 2012）。廉价、丰盈的产品背后未必是某个真正公共领域的出现，其形成仍然遵循着类似的资本主义生产逻辑；伴随创造性破坏出现的新兴利益不断扩张，要求法律承认其生产方式。在我看来，3D打印最大的理论价值就在于此。重要的是，越过3D打印技术带来的表面问题，指出该项技术可能的不同前景及其主导力量，并反思在虚拟与现实交融的世界中，如何重新审视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同时不至于迷失在技术进步带给我们的乐观想象之中。

参考文献

[1].安德森：《创客：新工业革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2].迪普森、库曼：《3D打印：从想象到现实》，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3].胡凌：“《马的法律，与网络法》，《网络法律评论》第11卷，2010年版。

[4].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5].Diamandis， Peter & Kotler， Steven （2012）， Abundance： The Future Is Better Than You Think， Free Press.

[6].Doctorow， Cory （2007）， “Printcrime，” Overclocked： Stories of the Future Present， Running Press.

[7].Doctorow， Cory （2009）， Makers， Tor Books.

[8].Feng， Xiang （2012）， “The End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2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99.

[9].Lessig， Lawrence （2006）， Code version 2.0， Basic Books.

[10].Soderberg， Johan & Daoud， Adel （2012）， “Atoms Wants to Be Free Too！ Expanding the Critiqu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 Physical Goods，” tripleC 10（1）：66-76.

[11].Weinberg， Michael （2010）， “It Will Be Awesome if They Don’t Screw it Up： 3D Prin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Fight Over the Next Great Disruptive Technology，” white paper of Public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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