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与红军长征

2016年乃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关于长征，已经无数次被人提起，也无数次被相关学者从各个角度加以研究，但是，“数字和一路上千山万水的名称，都不足以说明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更不能描绘出参加长征的红军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及他们所受的苦难”，笔者想要从大众传播学的视角去回望那段伟大的征程。

作为媒介的长征

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经这样说过：“在我们这样的文化中，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把所有的事物都分裂和切割，以此作为控制事物的手段，如果有人提醒我们说，在事物运转的实际过程中，媒介就是讯息，我们难免会感到吃惊。”这句话后来被人概括为“媒介即信息”，这话是1964年时说的，但是，早在此前许多年，有一支队伍却已经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个观点，而且可能比这个观点走的更远，因为他们将自身变成了一个个的媒介，而且在非常广阔的地理空间传播了无数信息，参与过这一历史性传播活动的一位伟人曾经这样写道：“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纵观红军长征所走过的地方绝大多数都属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甚至是极端落后的区域，有些地方甚至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地方的普通百姓根本不了解外部世界是什么样子，所谓“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正是由于红军的到来，通过这些军人们的宣讲，这些地方的老百姓第一次了解了外面的世界，虽然，以今天的眼光加以考量，当年的那些军人们可能并非个个都是饱读诗书，但是，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到来，才引发了相关区域的老百姓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渴望，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征本身就是一种媒介，这个媒介是多向的，它不仅引发了中国老百姓“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渴望，而且，也引发了包括但不限于共产国际领导人等在内的外国人对于中国事务的更多关注，据说，那位有名的埃德加·斯诺先生，就是因为长征的胜利而最终下决心西行，并最终写下了《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的。

媒介中的长征

80年后的今天，关于当年那段历史，已经被无数种媒介反复提及，论其数量，可谓车载斗量，笔者不想凑这个热闹，这里想要说的是当年红军长征时相关媒介对于那段历史，或者确切地说对那段正在发生的历史，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新闻的报道。回望当时，至少有以下三种媒介对当年红军长征做了报道，一种是红军自己主办的媒介，如《红星报》；一种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媒介；还有一种是外国媒介：1935年5月，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首次报道了红军自苏区出征至1935年3月的情形。同年7月，苏联《真理报》先后发表了《中国红军的英勇进军》《中国红军的作战活动》《中国红军的顺利推进》等文章，报道红军突破敌军围追堵截、胜利进军的消息，并指出长征是“真正革命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大无畏气概的卓越范例”。其后，《密勒氏评论报》《亚洲》《新共和》《太平洋事务》《纽约太阳报》等媒体先后发表了有关红军长征的一系列报道，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

大众传播学研究者责任重大

上述这三种媒介无论是哪一种我们似乎都有所涉猎，但却似乎都没有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比如，当年红军自己主办的媒介是如何报道这段历史的？在国统区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白区”，中共主办的地下出版物是如何报道长征的？再比如，当时的国统区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白区”除了国民党主办的媒介之外，还有许多非党营报刊，他们又是如何报道红军长征的？还有，除了苏联和美国以外，当时的西方各国是否还有其他媒体关注报道过红军长征？

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中国传播学界对此应该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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