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或文学游戏

一

人是什么？荷兰思想家胡伊青加有一个著名的回答：“人是游戏者。”他的那本名著《人：游戏者》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中国的学界也流传广远。其实，一切动物都是游戏者，游戏是动物的本能，也是人的本能。对于人类而言，游戏的本能和冲动与生俱来，诸如经济、文艺、政治、法律、伦理、宗教等物质或精神活动，无一不是游戏的产物或者结晶。我们习惯于把游戏的概念加以道德上的贬损，实际上，游戏就是运动，就是一种有意思的运动，就是一种有规则的运动，没有规则就没有游戏，没有意思也就无所谓游戏，或者说，没有规则、没有意思的游戏是无意义的。而长期以来，我们恰恰是认为游戏就是没有规则的运动，就是没有意义的运动，从而把游戏的概念从价值域中驱除出去。与此同时，作为游戏的对立面的劳动概念，被罩上了神圣的光环，我们习惯于认为劳动或工作才是有规则的运动，才是有意义的运动。殊不知，人类的劳动或工作往往沦为有规则但却无意思、无意义的运动。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为游戏正名，为此，我们需要把劳动或者工作的神圣性加以祛魅或者剥离，这样我们才能正视作为神圣的劳动的表现之一的革命与游戏之间的关系。

我们首先需要承认，游戏是生命的本体表征，生命的本质在于自由，而游戏是生命自由精神的表现。人类的所有活动无不具有游戏性，都是遵照一定的规则而建构起来的有意思或者有意义的运动。经济游戏有商业规则，文艺游戏有艺术规则，政治游戏有权力规则；法律游戏有法理，道德游戏有伦理，哲学游戏有哲理，宗教游戏有教义，理或者义，就是规则或者潜规则及其意义，规则是一切游戏的前提，没有规则就没有游戏。游戏的意思或者意义即从规则而来，因此，没有规则也就没有意思，没有意义。但人类创造了规则却并不能保证自己的游戏一定是有意义或有意思的，因为规则是一柄双刃剑，它既能创造意义，也能扼杀意义；许多规则一旦体系化、稳定化，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的思维结构或者行动模式，就容易陷入僵化，此时的游戏就会沦为没有意义也没有意思的机械运动。这也是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工作的常态。常态中恰好隐含着病态。所以我们必须捍卫生命的游戏本能，必须修复现代人的游戏冲动，我们需要把现代人从规范化的日常工作状态中解救出来。这就需要革命，而革命起源于游戏，没有游戏就没有革命。一种游戏的诞生意味着一种规则的出现并确立，但最初它往往是少数人的游戏，只有当许多人甚至大多数人掌握并认同了这种规则，且不约而同地按照这种规则进行游戏操作，此时的游戏就具有了革命性，即所谓划时代的意义。由此可见，革命是集体的游戏，以此区别于仅属于少数人的个体的游戏。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认革命的游戏本质，因为革命不过是一种大规模的群体游戏，它意味着大多数人接纳了某种话语规则系统，集体参与到了某种政治、经济、文艺、道德、宗教、科技运动或游戏之中。此时革命的游戏本质很容易被遮蔽，因为隐含其间的话语规则被神圣化，也被日常化和常态化。这个时候就需要新的游戏的诞生，需要有新的游戏规则冲破既有的话语规则系统，以民间的游戏的形态达到话语革命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革命是庄严的游戏，而游戏是诙谐的革命。革命与游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写着庄严，一面露出诙谐，二者具有同质同构性。所以革命与游戏之间也可以互相转化，毋宁说革命最初都是以游戏的形式出现的，游戏一旦变成了划时代的事件，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它也就成了世所公认的革命。

这里所说的历史进程，既包括狭义的政治史、也包括广义的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艺术史、经济史、科技史等领域。中国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的发动或者封建王朝的建立，都是以革命的名义被历史书写的，《易经》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即寻求或追认历史合法性。但这种政治革命往往掩盖不住它的游戏本质，因为农民起义也好，封建王朝更迭也罢，民间中从来都不缺乏相关的谶纬之术，类似原始巫术的封建迷信伎俩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从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民族远古神话，到近古以来李自成和洪秀全的起义造反故事，无不包含着革命与游戏的辩证法。前者大抵是由民间的游戏传说演变成了庄严而神圣的历史革命，而后者却从貌似神圣而庄严的革命最终蜕变成了荒唐或悲怆的历史游戏。其实这个道理古今如此，中外皆然。政治史如此，文艺史亦然。但凡一种新的文艺形态的出现，最初无不是一种新的文艺游戏冲动的产物，梵高和毕加索的画、贝多芬和勋伯格的音乐，艾略特和里尔克的诗，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的小说，都是这些现代西方文艺巨子内心中被压抑的游戏冲动或审美冲动的艺术变态物。在西方近现代文艺理论史上，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的“艺术是自由的游戏”的命题至今不衰，后起的席勒更是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文艺审美游戏学说，至于弗洛伊德所谓的创作与白日梦学说，同样也是标榜文艺的游戏本质。中外文艺史表明，没有新的审美游戏冲动的出现，就没有新的文艺形态的诞生。中国古人一直谓文学乃“余事”，近人王国维也在《文学小言》中认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① 诚然，文学是游戏，但文学也是革命，真正的文学既有游戏性也有革命性，因为游戏与革命二位一体、同质同构。游戏是革命的别名，革命是游戏的谥号。曾经的革命也许会被后来者视为荒唐的游戏，而今天的游戏也许会被历史追认为划时代的革命。就文艺史而言，只有当一种文艺游戏运动内含的新审美规则彻底颠覆了既有的文艺话语规范体系并确立了自己的文艺话语领导权之后，它才可能被历史追认为文学革命或艺术革命。此时的它不再以游戏的形象被历史遗忘，而是作为一种艺术事件而被历史铭记。

二

回顾现代中国文学的百年历史变迁，我们会惊异地发现，百年来的三次所谓大规模的文学革命运动竟然都具备游戏性质，且带有强烈的游戏色彩。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学革命运动当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文学开始告别古典文学形态、走向现代文学形态，即从传统性走向现代性。这种根本性的文学形态转型过程中充满了冲突和悖谬，所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不过是现代中国作家的一种现代性冲动的表现而已，难免不带有理想主义或一厢情愿的主观情绪。既然文学的现代性是一种新的审美冲动，它最初的发动就必然具备游戏性，因为冲动是游戏的源头和动力。从最初的游戏形态演变为后来的革命运动，即从游戏之实到革命之名，这就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隐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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