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尘埃落定》中藏族文化特点的体现

内容摘要：由藏族作家阿来创作的、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尘埃落定》，是一部康巴藏族土司的兴衰史和藏民社会的成长史，在叙事过程中展现了大量藏族特有的文化，使人在阅读中得到熏陶。本文就针对其中部分代表性特点进行简要理解分析。

关键词：《尘埃落定》 阿来 藏族

《尘埃落定》全书站在一个“傻子”——麦其土司家的二儿子的视角上，用真实、丰富的语言记述了一个康巴藏族土司家族的盛衰荣辱史。主人公“傻子二少爷”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展示出了一个正常人、聪明人们永远达不到的高度。在书中描绘的充满着藏族神秘而自由奔放的小世界里，人性的复杂通过“傻子”单纯而明净的思想折射出来。正如作者阿来自述的，“《尘埃落定》里我用土司傻儿子的眼光作为小说叙述的角度，并且拿他来作为丈量世界的一个标尺。”书中的情节跌宕起伏，环环相扣，亲情、爱情、宽容、仇恨、贪婪、欲望——人性的每个侧面相互交织，贯穿始终。纵观现当代小说，家族兴衰史这一类型的题材作品有很多成功例证，但《尘埃落定》与众不同的地方是：特有的民族化的环境、人物和情节，很直观的向读者展示了藏族民俗地域文化和精神世界。与其他受故乡文化渗透较深的作品相比，《尘埃落定》在内容上由于阿来的藏族作家身份而具有少数民族独立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宗教信仰特点，因此它与汉族作家和其他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有很大区别，也就更具独特的文学魅力。所以，这些民族性特点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不断的对作品中描写的生活习俗、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等问题进行详细的阅读、分析和讨论。

一.藏族特有生活习俗的描写

作为一部描写藏族土司存在时期的作品，《尘埃落定》在叙事过程中自然有大量关于康巴藏族风俗习惯的描写，用生活化的语言叙述生活化的场景，从衣食住行到婚丧祭祀，方方面面，在讀者的思维空间上架构起了一个生动完整的藏民族生活圈，使故事发生的背景立体的展现了出来。

在作品提到的众多习俗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对藏族婚俗的描写，在书中共有两处，而且分别是两个不同阶级的代表：下人和主子。在第四章开始时，二少爷的侍女桑吉卓玛嫁给了银匠曲扎，“银匠躬起身子，卓玛趴到了他背上。我看到他们一级楼梯一级楼梯地走下去了。两个男仆手里捧着土司赏给的嫁妆，两个女仆手里捧着的则是土司太太的赏赐了。”穷人的婚礼是简单的，银匠带着自己的新娘骑上马，消失在远处，直到“马终于又从消失的地方出现了。人群中又一次爆发出欢呼声。”就完成了他们的婚礼。

书中第二次婚俗描写的主人公是麦其家的傻子二少爷和茸贡土司美丽的女儿塔娜。由于处在众土司纷争不断的非常时期，他们的订婚仪式被从简了，但仍能看出土司们统治者身份特有的风俗和讲究：“吃完东西，他们就把我们分开了，要到结婚时才能见面了。他们交换了一些东西：手上的戒指，颈上的项链，还有系在腰带上的玉石。”而且在两段婚俗描写之前的铺垫部分，都有很多关于他们之间爱情的文字。从卓玛和银匠的初遇到卓玛在楼上的歌声，从傻子对塔娜的一见钟情到双方接受这场半政治半自愿的婚姻，处处表现着藏民族在爱情方面的大胆追求，并更能体现出他们自由、豪放的民族特点，也正是阿来用细腻的笔触对这一部分进行描述的关键原因。

二.藏族封建土司制和奴隶制

“土司”这个词可上溯到元朝，是朝廷授封给西北、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首领的世袭职位。书中的麦其家族是这片土地上最强大的土司，这里的一切如同古老的“土司制度”一样，仍处于原始的状态。阿来笔下的土司们围绕着领地、人民、粮食、财富等进行抢夺，是这种推动历史进步原动力的真实再现。同时还包含了另一重故事情节的发展主线：麦其土司位子的继承权归属，这是傻瓜二少爷和他同父异母哥哥旦真贡布之间原本纯洁的兄弟之情始终存在的重要隔阂。

总观全书，许许多多的细节显示；土司统治下的藏民们头脑里对于“主子”、“下人”的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在这里奴隶制的存在似乎成了跟刮风下雨一样的自然现象。例如银匠曲扎在向麦其土司求娶侍女桑吉卓玛时，“土司叫人告诉银匠，即使主子喜欢他，如果他要了侍女卓玛，他就从一个自由人变为奴隶了。银匠说：‘奴隶和自由人有什么分别？还不是一辈子在这院子里干活。’”

整个社会被分成了土司、头人、百姓和家奴，地位层层下降，百姓是人数众多的阶层，也是最有可能堕落为奴隶的阶层。“因为土司喜欢更多自由的百姓变成没有自由的家奴。家奴是牲口，可以任意买卖任意驱使。”土司掌握着自由的权利，也是至高无上的权利。在故事接近尾声时，麦其家的先知——傻子二少爷，决定“给所有的下人自由民身份”，提前解放了奴隶们，标志着奴隶制在麦其家土地上的消失，同时，失去了奴隶的土司也就意味着麦其先知的话即将应验：“我确实清清楚楚地看见了结局，互相争雄的土司们一下就不见了。土司官寨分崩离析，冒起了蘑菇状的烟尘。腾空而起的尘埃散尽之后，大地上便什么也没有了。”这便是书名的来历之一。当土司和奴隶两个名词退出历史的舞台，一切便尘埃落定。

三.藏民族宗教信仰的描写

书中在第三章对罂粟的出现而进行思考时，有这样的一段话：“只要看看土司辖地上，人们的居所和庙宇——石头和粘土垒成的建筑，就会知道我们多喜欢这种纯粹的颜色。门楣、窗棂上，都垒放着晶莹的白色石英；门窗四周用纯净的白色勾勒。高大的山墙上，白色涂出了牛头和能够驱魔镇邪的金刚等图案；房子内部，墙壁和柜子上，醒目的日月同辉，福寿连绵图案则用洁白的麦面绘制而成。”藏族对白色的崇尚可谓藏传佛教文化对日常生活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标志了。藏族在历史上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虽说故事发生的环境是几近封闭的土司领地，但再封闭的小世界也会有新事物的出现，尤其像宗教信仰，是思想与精神的凝聚和升华，在每个人内心、每段不同时期的反映都不尽相同，因此，新思想和新教派的萌发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现象。

书中先是出现了英国来的基督传教士查尔斯。他给信奉佛教的土地上带来了“上帝的福音”，但通常人们在选择是否接受新思想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辨思的过程。“傻子”二少爷在与查尔斯的问答中完美的表现了这一点：“我说：‘流血的人是谁？’‘我主耶酥。’‘他能做什么？’‘替人领受苦难，救赎人们脱出苦海。’‘这个人这么可怜，还能帮助谁呢？’查尔斯耸起肩头，不再说话了。”另一个传教者翁波意西的出现则代表着时代进步对古老宗教正统的冲击，他在失去了舌头后仍坚定自己的信念，成为历史最忠诚的记录者，为保守的宗教思想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相比较而言，正宗的代表人物是门巴喇嘛和济嘎活佛。其中后者济嘎活佛是较进步的，真正为信仰而奋斗的。在预感到罂粟将带来的纷乱后，他选择承担起神佛赋予他的救世的任务，不顾一切的去阻止，将意志付诸行动，并重新坚定了麦其民众们对共同信仰——佛陀的无上崇拜。

四.藏民眼中抗日戰争和解放战争

阿来在作品中引入这一问题的是通过关键人物，来自“中华民国四川省军政府”的特派员——黄初民。黄特派员以“贵客”的身份进入麦其土司家的生活，本来是为了解决与邻居汪波土司的纷争，而问题解决后，他给麦其土司留下了成为土司们命运转折的东西——罂粟种子，并让藏民们知道了“汉人是有颜色的”：“白色汉人”和“红色汉人”。从这起，土司统治的小世界对汉人统治的大世界的了解几乎都来自于黄特派员，因为他不但带来了银子，也带来了关于汉人世界的“新闻”。这里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是远赴英国的，老麦其土司的弟弟，二少爷的叔叔。他在抗日战争打响后回国支援，向在麦其家边境大展手脚的二少爷筹资买抗日武器装备，他的立场也直接影响了主人公的立场。藏民们关心的并不在于抗日战争的重大意义，由此亦可印证《尘埃落定》中描绘的康巴藏族土司与世独立的社会环境是真实和鲜活的。

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黄初民的角色由一个“白色汉人”的特派员，转变成了麦其家二少爷的师爷。这一次的他“因为反对打红色汉人落到这个地步，但他又不高兴红色汉人取得胜利。”而随之麦其家的仇人和银匠曲扎等很多藏民离开了土司的世界，变成了有颜色的藏人，原本平静的领地突然有了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傻瓜二少爷在对周遭变化的感知中对两种颜色的汉人态度从摇摆不定到逐渐明晰。“共产党还没有来，也没有人清楚地知道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样子，但都认为他们是不可战胜的。”全书尾声部分，老麦其和败退而来的白色汉人与解放军的队伍进行了失败的对抗，投降的代表是白色汉人的军官，他的话给这场战争划上了一个句号：“对方是仁义之师，同时，他又感叹可惜他们和这些人有不同的主义。”

书中展现出的是一个在解放前处在封建奴隶制度统治下的民族，他们对于这两场关乎国家兴衰存亡的战争所持有的态度，恰恰是在封闭状态下形成的世界观的具体体现。

在《尘埃落定》封套上印有这样一段话：“哎，一路都是落不定的尘埃/你是谁？你看/一柱光线穿过那些寂静而幽暗的空间/便照见了许多细小的微尘漂浮/像茫茫宇宙中那些星球在运转”这是对“尘埃落定”诗化了的理解。书中麦其家族的消亡即是新时代开始的标志，说明历史是永远向前的，而“傻子”以麦其家先知的姿态见证了这一切，直至一切尘埃归于大地，风波落定。作品在史诗般的叙述中向我们完整的展示了古老而淳厚的藏族文化，从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到宗教信仰到精神世界，原汁原味的保留了它的精华。尤其可贵的是阿来对汉语创作的熟练驾御，用他在另一部作品《阿坝阿来》中的话说就是：“我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命中注定要在汉藏两种语言之间长期流浪，看到两种语言下呈现的不同心灵景观。我想，这肯定是一种奇异的经验。”

《尘埃落定》是一部现代优秀的少数民族题材长篇小说，将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及作品的研究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是我们这个多民族大家庭文学之苑的一朵奇葩。

参考文献

[1]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

[2]阿来：《阿古顿巴》.工人出版社，2004年

[3]阿来：《宝刀》.作家出版社，2009年

（作者单位：新疆阿克苏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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