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龙：从反传统到回归传统

主任理事、南洋孔教会会长、新加坡南安会馆名誉主席、东亚人文研究所董事长、喜耀文化学会会长、国立大学管理学院中文校友会名誉顾问等职。他还曾担任过6年新加坡汾阳郭氏公会会长和4年现代企业管理协会会长。

他说，时代变了，但他年轻时那份关注社会、要对民众有所担当的情怀没有变。如今，他只是把当初这份理想放在了社团，回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里。

从海外红卫兵到儒学捍卫者

我们的谈话是从他青年时那段激动人心的岁月开始的。

20世纪60年代，郭文龙上新加坡的夜校，当时学校里聚集了很多1949年之后没有回大陆的共产党员。在学校里，老师告诉他：“中国所推行的共产主义制度是一种美好的社会制度，可以让人在一个没有压迫和没有剥削的社会制度里享受平等的生活。劳工阶层当家做主。而新加坡是资本主义国家，在这里，资本家压迫劳工阶级。”

因为出生贫苦，期望社会变革，再加上对中国的单纯感情，郭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从一个懵懂的少年变成了一个海外红卫兵。他也如同国内的红卫兵一般读红宝书、跳忠字舞，在学校里发动群众打校长、打国民党派的老师。经过几年的锻炼，他还被选为社阵支部的秘书长，参与策划了一些活动。

“海外华人社会的一起一落是与中国国内情况息息相关的。”郭文龙说，“辛亥革命时，新加坡华社就有保皇党与革命党之分。国共战争时，国内打得你死我活，南洋华侨虽然没有真刀真枪打起来，但也是你我分得很清楚。到新中国建立之后，在新加坡的华人社会里国共两党的阵营一直对立。在‘文革’时期，两派更是泾渭分明。不仅如此，左翼阵营里也如同国内一样出现过多个派别。”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郭开始反思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些行为：“第一，所有政府做的事，不管好坏，我们都绝对反对、抵制；第二，我们做的事情破坏社会经济和正常生活，不被群众认可。等后来发生了林彪出逃、陈永贵领导的大寨出现虚报粮食产量等事件，我就觉得有点不对了。”

1971年，郭文龙因未服兵役和参与共产党活动被逮捕。（当时，郭认为征兵是要去森林里打马共，其实是自己打自己人，是英国傀儡政权想在东南亚开辟第三战场，所以逃避兵役。）

在监狱里的21天里，郭文龙除了被问话，就是思考。从监狱出来，虽然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还没有动摇，但已不想再参与此前的“破坏性”活动了。他更多地参与到宗乡团体（宗亲会、乡亲会）的活动中。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接触到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

信仰的转变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但在宗乡团体和中华文化里，郭文龙最终找到了新的信仰—“就是要以你的先人的功德为荣为楷模，继承下来，有所作为，让你的后代能以你为荣为榜样，传承下去”。

回头看，郭文龙承认自己参与左翼活动的这一段历史很残酷，令人遗憾。但他并不后悔。他说：“我本身也得到了锻炼，有了组织策划的能力，对社会多了一分关心，有了一种奋斗精神和热忱。”他认为自己之后参加很多团体活动，积极地做出努力和贡献，也与之前的左翼活动有关。是在夜校的学习让他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要有一份崇高的、超越现实和功利的理想与追求。

直到现在，每年他都会请当年一起参与左翼活动的“同志”吃饭。他们中有的人受了挫折，不再谈政治、文化，也不再谈社会理想；有的则还活在那个年代，不断回忆当初的激情，批评政府对左翼人士的不公；只有郭文龙转换了跑道，把为社会做贡献的理想放在了社团和中华文化中。

“我们都付出了代价。中国国内付出了代价，我们海外华人也付出了代价。”

变革的时刻

“我们处在一个变革的时刻。”郭文龙说。

华校、华文报纸和宗乡团体是连接华人社会（以下简称华社）的三大媒介。新加坡的宗乡团体曾经建立了众多的华校。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政府用一纸公文将所有的华文学校改成英文学校。虽然当时的华人有过反抗，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

新加坡的华文报纸曾经都是民营，由不同的华社领袖创办，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民营报纸也全由政府控制起来，对中国的报道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虽然不认同政府的政策，但是郭文龙还是能理解—作为一个新政权，它要淡化印度人对印度人的认同，华人对华人的认同，建立一个新加坡人的共同认同。

然而，他还是掩饰不了对于年轻一代华裔的失望。“我们这一代还坚信过去的传统，但年轻一代从文化角度、民族身份上都已经慢慢淡化。现在年轻人也有一点往回寻根的趋势，但是他们大部分的动机是商业，跟我们当年很不一样。”

对于这些变化，郭文龙觉得自己需要做些什么。喜耀文化学会就是他为传播中华文化做的一个项目。

我就是在喜耀文化的新加坡会址见到的郭文龙。这个学会藏在一个工业区内，面积很大，大约有1000平方米左右。其中一部分是小朋友的教室，另外一部分则是成人的教室和阅览区。郭文龙告诉我们，喜耀文化学会不仅开办幼儿园，同时也为成人提供教育。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都教授中国的儒学。在喜耀的幼儿园，孩子们会学习《三字经》、《弟子规》和一些儒学精神。对于成人，喜耀也提供一些课程，通过宣讲儒学精华，开发人性中的“真善美圣”，让人的生命充满活力和希望—郭把这称为“性情文化”，

因为政府对教育有限制，所以他办的教育要么是在政府管制之外的幼儿园，要么是没有政府承认的民间书院。

南洋孔教会是郭文龙投入最多的项目。这个组织将在明年迎来它的100周年纪念。“它就是康有为当初到这里来推广儒学留下的影响，是由康的弟子陈焕章创立的。”郭说，但他并没有再多说。

后来查资料，我才发现，原来历史总是惊人地重复。新加坡南洋孔教会创立于1914年，它成立的背景就是当初中国刚变国体，陈焕章等人“深感中华数千年因有优良文化之精华及道德标准，不为国人所重视而遭摒弃，深为关注，亦深为惋惜”。于是，陈发起创立孔教会，“以弘扬孔道而正人心”，并且向中央政府备案，在北京设立孔教总会，在各省县及海外设立分会。

很快，南洋各地纷纷响应，槟城、怡保、马六甲等地相继成立孔教会。在新加坡，林文庆博士、林义顺等华社领袖发起成立了实得力（海峡英文：Strait的翻译）孔教会，会址设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当时有会员数百人，大多是中华总商会领导、名流翘楚。

1942年，新加坡沦陷，实得力孔教会一切活动被迫停止。直到1949年，在纪念孔子诞辰2500周年之际，孔教会才得以复苏，并改名为“南洋孔教会”。

从2007年开始，郭文龙担任了南洋孔教会的第三十任会长。和孔教会创立者陈焕章一样，他也有对于传统文化逝去的忧患意识。在他的领导下，南洋孔教会实行门户开放，吸引了很多学者加入，使会员增加到150多位，其中很多是文教界人士和企业家：一方面推广普及孔子思想，提倡“生命儒学”，一方面推动文化学术活动。郭文龙还在理事会引进了超过一半的新成员，使之年轻化。

孔教会发展到现在，在有些地方已经演变为宗教形式，比如印尼。“这有政治上的原因。”郭说，但他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是超越宗教的，这样反而能和宗教和谐共处。

郭文龙解释说，孔教会的“教”字，是教育和道德教化的意思，它是个倡导儒家思想、弘扬孔道以正人心的团体，体现的是对社会的教化、安定作用。会员有钱的出钱，有智的出智，有力的出力，共同承担宣教的大任，才有了跨世纪的坚持。

我问郭文龙：“到喜耀文化学会和孔教会听课的人多吗？”

“还是有的。”他回答。

“那些人是保守派吗？”

他不喜欢我用“保守派”这个词，他说这是贬义词，不过要保护自己的团体和文化，人人都要保守。“我们不能做断线的风筝，这个风筝可以飞得很高，但是线不能断了，断了就完了。”

民族比国家更重要

在郭文龙的心中，民族是一个比国家更重要的概念。中国人的概念可以超越政治、疆域、逻辑。

“你的国籍可以是新加坡公民、澳洲公民，政治身份可以改变、国籍可以改变。但你的民族身份是不可能改变的。

凭什么你是中国人？你了解中国历史、文化，才有资格说自己是中国人。”

套用他的比喻，人是风筝，文化就是线，始终牵绊着你。没有了文化，人就是断线的风筝，找不到根。

在我们长达三个多小时的交谈中，郭文龙时常谈起对中国文化的担忧。中华文明，这一世界公认最古老的文明正在被无情地摧毁。

“我观察了三个地区，中国大陆、台湾地区跟新加坡的华人社会，这三个地方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不同时期、不同程度的弃中国化。台湾在一个时期有意地在政治上跟中国切割，搞独立，不讲普通话，讲闽南话，不读中国历史；新加坡也是弃中国化，身份、语言、历史、传统全都不要；但真正弃中国化最厉害的还是中国大陆人，‘文革’是最根本的弃中国化，把传统连根拔起！”

“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但如果不重建精神文明，都只追求美国的那种生活方式。以后中国我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第二美国？”

他因此有了一份沉重的责任感，希望中国的儒家思想能够重新成为普世思想，他也相信传统的中国文化能够重新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我们的文化是很有韧性的，会重新复兴。但是这要靠中国人的自救，让中国化再回归。”

“所谓礼失而求于诸野。”

我问他：“在新加坡像您这样关注中华文化传承的华商多吗？”

“现在可能不像以前那么多了，而且越来越少，但还是有。”他回答说，“这（关注中华文化传承）还没有成为一个社会共识。现在你要和另外一个华人坐下来讨论怎样来维护我们的历史，他会觉得有这个需要吗？这就是新加坡现在所面对的问题。”

我和郭文龙提起了让我感动的陈嘉庚。他说：“陈嘉庚的精神已经超越了功利，所以让你感动，他可以超越时空，永随历史，激励一代又一代。”

“历史如果没有英雄，历史是寂寞的，也是没有方向的。”

他说，陈嘉庚就是他的方向，虽然在文化上的投入并不能马上看到效果，但“我们只是向历史交代，向我们的祖先交代。他们创造了这么辉煌的文化，却在我们的手上断了，这愧对祖先，也愧对后代！中国文化可以对人类有贡献，这是一整套价值观。所以中国不只要做强大的国家，更要做伟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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