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经济视野下鄱阳湖渔业发展研究

[摘要]渔业是鄱阳湖区域的重要资源和传统产业，对于区域经济有着重要意义。人口剧增导致了盲目围垦、酷渔滥捕，渔业生态逐渐恶化，致使渔业趋于衰退。鄱阳湖渔业出现了“公地悲剧”，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表现为国家所有权的虚化与禁渔制度的失效。因此，既要构建一个系统的公共资源调控管理模式，又要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只有在发展渔业的同时切实加强管理和保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才有可能最终建成。

[关键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渔业

[中图分类号]F3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1)03—0098—0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血吸虫病与鄱阳湖区生态环境变迁(1900—2010)”(批准号：10YJA770046)

渔业资源是鄱阳湖区域的重要资源，渔业经济是鄱阳湖区域的传统产业，对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研究表明，鄱阳湖区域社会变迁主要是围绕渔业展开的，区域经济因渔而发展，地方社会政治地位因渔而上升，区域文化表现出浓郁的“渔业”特征，这些无不体现着鄱阳湖区域渔业经济的重要性。

一、渔业之于鄱阳湖的重要意义

鱼类食物是最早一种人工加工的食物，若不加以烹饪就不能充分食用，“火”首先被用于这种目的。随着这一新食物的出现，人类摆脱了气候及地域的支配。人类社会迎来了新的发展。万年县仙人洞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骨制鱼镖和有孔蚌器，以及湖口县石钟山商代遗址出土的大量陶质网坠等文物证明，早在距今8，000—10，000年前，鄱阳湖畔就有原始先民居住，捕鱼已从手捉、石击发展到使用鱼镖，到商代进而使用网具进行捕捞，生产效率大大提高。随着工具的进步，捕捞鱼类逐渐发展成渔业，渔业在鄱阳湖区域社会走上文明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鄱阳湖渔业资源十分丰富，其天然鱼有22科、126种之多，几乎涵盖了全部淡水鱼类，其中著名鱼种有银鱼、针公鱼、凤尾鱼等。银鱼古称“脍残鱼”，是鄱阳湖定居性的重要经济鱼类之一，鱼体洁白透明。1936年前后，鄱阳湖主要渔场总产量约36.8万余担，其中瑞洪产量最大，多达7.5万担，其他如鄱阳5万担，九江2.5万担，湖口4万担，瑞昌2万担，都昌2.3万担。1936年，瑞洪渔业对外贸易就高达4.2万担。外销既有盐鱼，也有鲜鱼，除销往省内各县外，还远销福建、广东、安徽、湖北、江浙诸省。20世纪30年代，瑞洪有渔行20余家，康山和大塘均有鱼行。民国时期，鄱阳湖“以余干县瑞洪加工量最多，盐鱼年加工量达三万担，为湖区各县之冠”。渔业提升了地方社会的政治地位，各类政治机构不断设置和完善。比如，1913年撤销清末设置的驻瑞洪内河水师右军，改设江西省水上警察第二区；1914年瑞洪设立保卫团，团总为区行政长官，隶属县公署。地方社会凭其特有的资源优势形成了发达的渔业经济，渔业又提升了地方社会的政治地位，这些都体现在文化上，使得地方文化具有浓郁的“渔味”，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具有“制度”、“法律”功能的民间故事，对社会秩序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浓郁“渔味”的民风民俗，生动地再现了渔民的生活；渔业培养了很多文化名人，他们学成以后又为本村争得更多的渔业资源。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稳定，人工养殖、新的经营机制的引进和现代化管理手段以及渔业资源保护措施的实施，鄱阳湖渔业得以恢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迎来繁荣。下面以余干县为例，讨论鄱阳湖区域渔业发展的成就。

由于人口的增加、鱼类加工技术的突破和现代运输的广泛使用，渔业捕捞已远不能满足需求。上表显示：20世纪50年代后期养殖业兴起，养殖面积从1957年的1，040亩扩大到1958年的4.3万亩，再到2004年的35.8万亩，均说明养殖被迅速推广。1959年产量的大幅增长反映了养殖技术有了突破，此后国家实行鱼价开放，推行渔业生产责任制，对圩堤内湖塘大力发展养殖生产，引进外资，采取科学养鱼技术使渔业得到较快的发展。1985年内湖、内港养鱼3万余亩，总产鲜鱼1.56万担。渔业综合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渔业产品也不断发生变化，引进人工孵化鱼类，很多人从事养殖工作，引进兴国的红鲤、婺源的荷包鲤；从国外引进日本的鲫鱼，非洲的罗文飞鱼，通过人工繁殖并大力推广，每年繁殖名贵鱼苗400万尾以上。渔业养殖拓宽了渔业发展的空间，促进了渔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成为广大民众就业和增收的重要领域。

上表显示，捕捞量从1981年的1，307吨迅速增长到1982年的3，990吨，到1983年的4，753吨，再到2000年1.75万吨，说明尼龙网具、渔船机械和阵网等新技术在鄱阳湖被广泛使用，大大增加了渔业的捕获量。渔业市场自由开放始于20世纪80年代，个体渔商、渔贩大量增加。至1985年，余干县水产供销公司在瑞洪、康山设立收购站，产品除销往前文已提及的地区外，还远销北京、黑龙江、吉林等地。在做好渔产品购销的同时，收购站点还设有渔需物资供应门市部，向渔民供应大量桐油、橡胶靴、下水衣及日常生活用品。私商加工和渔民自行加工也逐渐增多。1992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中国农业博览会上，余干县康山食品罐头厂的酒糟鱼获铜奖。渔业是市场化启动较早和市场化程度很高的产业，正是经济市场化，把鄱阳湖渔业带入了新的“繁荣”。

二、历史经验总结及启示

人口剧增、过度开发导致渔业生态恶化。同时，渔业资源的争夺不仅给自然环境和地方社会带来了伤害，也最终破坏了区域社会环境。20世纪后半叶，鄱阳湖圩堤围垦经历了堵决复堤、大型国营垦殖场的出现、疯狂围垦的过程，共围垦了1，210km²，也就是说鄱阳湖面积缩小了1，210km²，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鄱阳湖萎缩了近1/4，接近明清至民国长达500多年的围垦总面积。随着鄱阳湖圩堤围垦的发展，农业也大规模地扩展，渔业日益萎缩，鄱阳湖不得不面对“渔退农进”的局面。按系统论理论，鄱阳湖圩堤围垦、渔退农进可视为一个稳定的系统。鄱阳湖区域自然环境、人口数量及素质、政策与制度等要素共同推动着鄱阳湖开发的历史进程，鄱阳湖圩堤围垦不断发展，直至出现渔退农进。

1、渔业演变趋势

鄱阳湖区域的围垦绝大部分是在湖滩草洲进行的，而这些地区正是鱼类天然产卵育肥和高产捕捞的场所，围垦缩小了鱼类繁殖及捕捞的面积，影响了渔业资源及产量，更严重的是减少了鱼类的索饵基础与后备资源。鄱阳湖作为鱼类天然产卵育肥和高产捕捞场所，1954—1961年被围垦了9处，减少面积16万亩，其中仅1.5万亩的产卵场所失去亲鲤鱼12万多斤和其所产的100多万尾约50万斤的后备资源。鄱阳湖12个县有680个堑湖面积，约195万多亩，都是渔民捕捞的好渔场。1954—

1961年被围掉堑湖105个，缩小了捕捞水面约45万亩，减少常年捕捞量480多万斤。鄱阳湖所捕鲤鱼个体规格近年来也有所降低，“围垦前的鲤鱼一般一龄鱼在1—1.5斤左右，而现在(1963)仅有0.5—0.75斤。商品鱼的规格，3斤以上大鱼，也由50％以上降为40％不到”，而且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统计表明，1950年以后的35年间，水产品的捕捞量由1.91万吨跌至1.36万吨。渔退农进最终形成，鄱阳湖不得不面对这种被动局面。正如有些专业技术人员所担心的那样，“当前鱼的规格变小这一苗头，已不是好的预兆。”让我们再听听当地民众的感言，瑞洪的老江说：“鄱阳湖的鱼越来越少了。从1947、1948年一直到1954年，牛在沙洲上踩了几个蹄印，不要多久，那蹄印里就装满了鱼。用落后的渔具也经常捕到几十斤重的大鱼呀!”20世纪90年代，瑞洪镇码头杂货店主、60多岁的老吴用手比划道：“我小时候用小船小网，甚至可以用手抓到很多鱼。”渔业衰退带给当地民众震撼的心理影响，渔退农进无疑会对当地产生巨大的影响。

渔业资源作为一种再生性生物资源，是在不断地通过自身的繁殖、生长、死亡和种群间的竞争等一系列生物学进程，维持着一定的数量水平和种群关系，它具有固有的一些特性，如新旧资源的更替性、游动性、波动性、社会共享性和产量的有限性等等，不合理的开发利用会导致渔业资源枯竭。根据上表可以看出余干县历年来渔获量的衰减与“增加”：1949—1993年的45年间余干年渔获量分布是呈波浪形，1949—1957年是呈上升趋势，1958—1973年是呈下降趋势，1974—1982年为不稳定时期，1985—1993年为稳定增长期(1983年鄱阳湖大洪灾，所以1983、1984年没有列入)。再以连续5年的年均渔获量来分析，因为这样可以消除年间的一些偶然性影响因素，可以更客观地把握渔获量的变动趋势性和规律性。余干县年均渔获量，20世纪50年代前期为4，117.6吨，后期增加到5，419.4吨，60年代前期开始下降，降为3，235.2吨，60年代后期突然降到1，777.2吨，70年代后期更是跌至1，570吨，80年代前期开始恢复到3，188.2吨，90年代初“增加”到6，586吨。

鄱阳湖渔获物群体结构呈低龄化，鲤鱼是鄱阳湖渔业资源的主要成员，也是最重要的经济鱼种。根据有关研究，从不同年代的鲤鱼捕捞群体的年龄结构进行统计可以看出，在1963年鲤鱼渔获物中0—1龄个体受到保护，未予捕获，2龄个体占66.6％，3—5龄占31.8％，6—8龄占1.6％；在1974年，0—1龄个体占15.7％，2龄占59.7％，3—5龄占23.0％，6龄占16％；1984年0—1龄个体占62.9％，2龄占24.5％，3—5龄占12.6％。从资料分析，鄱阳湖渔获物群体中低龄个体的比例数越来越大，渔获物群体结构低龄化的趋势十分明显。上表显示捕捞产量从2000年开始逐年下降，到2004年下降到1.35万吨，下降了20％多，表明渔业资源有枯竭的危险。以上情况均表明鄱阳湖区域渔业生态已经恶化。

2、渔业生态恶化的启示

历年来渔获量的衰减与“增加”以及渔获物群体结构低龄化说明渔业资源正在衰退，渔业资源的衰退正是鄱阳湖自然生态恶化和社会环境遭到破坏的显著标志。鄱阳湖自然生态恶化和社会环境遭到破坏的最根本原因是人口剧增及人类生产活动和生产方式对它的滥用和破坏。一方面人口剧增带来的生存压力让人选择了破坏式的开发利用；另一方面人们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和更高的生活质量而选择的生产活动和生产方式，往往成为自然生态恶化和社会环境遭到破坏的根源。

鄱阳湖渔获量出现了增大到减少，又从减少到“增加”的波动，正是自然生态恶化和社会环境遭到破坏的反映。20世纪60年代前期至70年代后期渔获量减小是自然生态恶化和社会环境遭到破坏所致，而20世纪80年代前期渔获量开始“增加”却是“迷魂阵”渔网、毒鱼、电鱼和炸鱼等酷渔滥捕的直接结果，鄱阳湖渔获物低龄化比例越来越大更是自然生态恶化和社会环境遭到破坏的恶果。由于天然渔业资源的共有性与捕捞生产收益私有性之间的矛盾，渔民长期以来在天然水面上淮捕谁得利，因而，从单位、地区和个人眼前利益出发，“自己不捕别人捕”的思想相当普遍，常常形成掠夺式的捕捞。鄱阳湖渔业出现了“公地悲剧”，对单个渔民而言增加捕捞量是“理性的”，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单个渔民“理性的”选择造成了非理性的后果。对鄱阳湖渔业而言深层次结构就是它的“公共资源”性，无法向它的使用者、破坏者直接收费，也就无法排除任何人对它的使用和破坏，人人都可能更多地占用公共资源，从而使得公共资源常常被过度使用，出现了“公地悲剧”就不可避免。

鄱阳湖渔业的“公共资源”性导致的“公地悲剧”，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不管表现形式如何，其根源就是资源配置环节上出了问题。资源配置基本方式是市场与计划，或者说是市场与政府。笔者以为鄱阳湖渔业的“公地悲剧”，是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造成的。市场要得以顺利运行必须保证产权明晰，而鄱阳湖的国家所有权未能真正得到体现，国家所有权虚化了。使用者对其缺乏保护、管理和投资的积极性，容易引发破坏的短期行为，这就是鄱阳湖渔业的市场失灵。鄱阳湖渔业的政府缺位，表现为禁渔制度的失效。为了保护渔业资源，江西早在1987年就开始在鄱阳湖部分水域实施春季禁渔和冬季休渔，2002年起开始实施全湖春季禁渔。但是，捕鱼量越来越少，渔民的抱怨越来越多，他们的生活愈来愈艰辛，渔业变得越来越艰难。显然，禁渔制度没能有效遏止渔业资源继续衰退的趋势。禁渔可以控制捕鱼的时间，但不能控制渔业捕捞强度，更不能控制渔民们在捕鱼期疯狂地补偿性捕捞，无法保护鱼的繁殖，“休养”不足的鄱阳湖遭到透支，最终必然导致鄱阳湖渔业资源的枯竭。更为严重的是，水体污染使渔业遭受灭顶之灾。

三、“生态经济区”战略下渔业发展建议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但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均可能破坏生态环境，如果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类就必须对生态环境进行合理的开发和保护，具体到江西而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是鄱阳湖渔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前文在分析鄱阳湖渔业的过度开发与生态环境的恶化、资源的争夺与社会环境的破坏时，笔者对各要素分开论述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其实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是同一客体不同方面的反映，是在一个具有“弹性结构”的系统内，要彻底解决鄱阳湖渔业面临的问题关键在于解构。这既要不断地注入现代性要素，以斩断各系统之间互相支持的联系，消除各结构要素的再生功能，又要着力改造弹性结构的深层次结构，消除其再生功能。

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首选是调控人口因素，

也要以人的发展为归宿。鄱阳湖自然生态恶化和社会环境破坏的根源是人口剧增引起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作为主体的人类，要自觉地、科学地调控人口因素，以适应“生态经济区”的要求。具体来说，就是适度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控制人口数量已经为人们普遍所接受，而提高人口素质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因此，必须发展现代化教育，努力实现人口素质的提高。正如舒尔茨强调的那样：决定性的生产要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人口质量。调控人口因素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优化人口结构，对于鄱阳湖渔业而言很重要的一点是调节渔业劳动力的流向。应该把鄱阳湖区域渔业从业人口引向其他行业，减轻人口对渔业的压力，改善鄱阳湖生态环境，这就必须重视经济结构的调整，生态经济区才有可能建成。

要避免鄱阳湖渔业的“公地悲剧”就得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的问题。市场失灵的解决，就必须避免国家所有权的虚化。围绕鄱阳湖至少包含着国家、省、沿湖县市、乡镇、渔民等在内的各个利益主体，人们没有任何理由过分强调某个利益主体，而忽略其他利益主体，特别是不能过于强调国家和总体利益，而忽略地方和渔民利益，否则政策的执行将得不到地方的支持，甚至遭到渔民的阻挠和反对。强大的国家意志和宏观目标常常在分散的地方利益面前变得无疾而终，其结果是双方或者多方的零和博弈。笔者认为水面股份制不失为选择之一，这“既借鉴了土地合作制的历史经验，又引入了现代企业制度的经营机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鄱阳湖渔业的政府缺位表现为禁渔制度的失效，因此必须有一个系统的公共资源调控管理模式。这一模式要充分适应生态系统的总体需要，综合鄱阳湖的承载力、渔民的生存状态和渔业的发展状况，结合鄱阳湖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并将各利益相关方整合到一起共同管理。这种模式是需要设立一个超越单纯关注渔业管理的管理部门，它是将生态、水资源、渔业、候鸟保护、污染等相关内容都包容起来的一个权责统一、明晰的权威性机构。这种治理机构能够利用其总体性的职责来协调鄱阳湖区的各种关系，平衡各种利益，治理各种问题。社会问题反映了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它的最终解决取决于利益在不同主体间的合理分配，即处理效益与公平的关系。只有这种关系处理好了，鄱阳湖自然生态恶化和社会环境破坏才能得以彻底改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才能建成，最终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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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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