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未来论的知识向度

摘要：文艺未来论与文艺起源论和文艺存在论一起，共同构成文艺人类学的基本知识框架。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对空想未来主义的抵触情绪，至今文艺未来论在文艺学知识域还没有成为普在性议题，所以，我们首先必须从确立文艺未来论的知识向度做起。

关键词：文艺未来论； 时间形而上学； 时间科学； 知识向度

中图分类号：Ｉ0－05文献标识码：Ａ

文艺未来论与文艺起源论和文艺存在论一样，都是文艺学知识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份，这个部份对于文艺人类学框架而言，其重要性则更加突出，因为人类的命运以及具体的人类文艺生活命运更在于未来，而非已经知晓的过去和现在。之所以未来论在传统的文艺学知识叙事中大多略而不论或语焉不详，是因为人们普遍担心在缺乏证据的前提下所获得的研究成果难以获得知识公信力，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这种担心的合理性都不容质疑。问题的另一面在于，即使这种担心合理而且必要，未来之议对于文艺人类学而言依然必须进行，否则所谓“我们向何处去”的一切内置隐存就无法展现为各门学科的具体提问，否则人类的未来以及文艺的未来就完全消极被动于理性的能动之外并且只能仰仗于宿命论慰藉，而这显然是对人类想像力的否定和挑战。所以我们必须进行文艺未来论的思考，并且首先思考文艺未来论的知识向度。

一

文艺思想史上，最早具有文艺未来论思想萌芽的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他所撰写的《理想国》所提出的理想概念尽管主要表达其逻辑理想，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也有一定的时间理想意识，即把这种理想也自觉不自觉地寄托于未来，尽管这个未来性寄托与“应该如此”或“最好如此”的当前评说比较起来意义非常含糊和隐晦。在他叙说“让我们永远坚持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我们也才可以诸事顺遂，无论今世在这里还是将来在我们刚才所描述的那一千年的旅程中”①之际，不仅有未来寄托的倾向性，而且还具体量化出一个千年长度的未来时间底线，足见他对他的理想设定并非完全由逻辑合理性杠杆来支撑，从这个角度说，诸如他所说的“那种能把音乐和体育配合得最好，能最为比例适当地把两者应用到心灵上的人，我们称他们为最完美最和谐的音乐家应该是最适当的，远比称一般仅知和弦弹琴的人为音乐家更适当”②，同样可以在某一种角度理解为由现实向未来的理想延展，就像总有一天要把乏善菲德的诗人从理想国度驱逐一样。

黑格尔虽然较之柏拉图晚了很多，而且他的知识学一贯以历史过程著称，然而这个过程说到底仍然是内闭式的逻辑过程，所以他的文艺未来论乃是没有时间定性的知识设定。作为黑格尔文艺未来论核心命题的艺术消亡论，即所谓“通过艺术的宗教，精神便从实体的形式进展到主体的形式了，因为艺术的宗教产生出精神自己的形态并且赋予它的行动或自我意识……在这种自我意识里，没有任何具有本质形式的东西与它相对立，它包含着这种对立的意识也就消失了”③，其消亡指涉的隐存时间既可以存在于未来亦可以存在于现在乃至过去。就是这样一个在时间概念上含糊其辞的命题，却在此后的文艺未来论延伸脉络中影响深远，文艺消亡论从此也就成为文艺未来命运的基本命题之一。提出文艺消亡论命题的学理依据和价值肯否并不是最值得讨论的文艺学话题，尽管文艺学知识域到目前为止仍然对此保持着最浓厚的纠缠热情，但其实隐存于此的最大意义元性在于未来时间意识和对于文艺未来命运的应答性召唤，虽然这种召唤本身并不具有十分显目的揭蔽效果，但由此引伸出了对文艺人类和人类文艺进行命运关怀的一个新的知识学向度，这个向度是一个富有诱惑力的路标，也就意味着一定不断地有人会沿着这个路标寻找神秘的林中路。贡贝里希之所以倔犟地认为“一般地说，人们认为温克尔曼是艺术史的创始人，而我则认为只有黑格尔才是。因为，在我看来，近代艺术科学的基本文献不是温克尔曼1764年的《古代艺术史》，而是黑格尔1820－1829年的《美学讲演录》；正是这部讲演录，第一次试图去全面考察（包括一切艺术）的整个世界史，并且使之成为一个体系”④，就在于黑格尔致力于时间完整性、空间完整性和意义完整性三位一体的解读努力，就在于他的艺术史研究中体现出了高度的对文艺的命运关怀和时间意识，而不仅仅局限于对过往时空的文献资料的聚集和整理，所以才真正构成为新的应答性召唤。

最早响应这种召唤并且给予鲜明回答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知识框架里，人类文艺和文艺人类是与自由人类和人类自由相一致的，人类的自我价值实现和类本质确证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升华过程，因而人类的文艺生活也就是想像力的自由伸展和审美力的自由创造的精神体验之途，而此途之证议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古希腊神话的详尽分析和一系列命题中展露得十分充分。但是这种自由想像和自由审美创造在异化劳动条件下遭受了灭顶之灾，即所谓“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⑤，而这种异化给文艺和审美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⑥。于此情势之下，人类文艺和文艺人类与人类整体的异化命运境遇一样，不可能获得充分的价值实现，这种不充分性卢卡契解读为“通常会造成一种纯粹独立的、在社会上变得陌生而孤独的艺术家的意识形态，从而把他们的艺术创造仅仅局限在对局部性的人及其世界重新进行挖掘的水平上”⑦。所以，马克思主义在异化扬弃中寻找共产主义的解放理想，寻求“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的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⑧，寻求“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⑨，继而则有“在走向共产主义的时代中人类的艺术发展的第一个前景就是艺术的社会意义不断增长，艺术将越来越充分地以艺术财富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在个性周围创造这样的环境，它时时和处处——在生活和劳动中，在社会活动和休息的条件下——都能对人们产生良好影响。由此必然会产生第二个前景——在每个个性的审美经验中享受和创造艺术价值的越来越平衡的结合”⑩。在这里，最引人注目的不在于那些对于文艺未来的猜测性抑或指令性的文字，而在于共产主义属于未来的语境并使文艺未来论真正具有了时间纵向指涉，尽管在这种时间纵向指涉里所谓未来的时间概念还不具有自然科学的确定性，但却在时间形而上学意义上真正使未来成为未来，这意味着文艺未来论在文艺学知识域中具有独立命题意义并使其学理意义成为整体知识框架中的一个组成部份。

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尽管社会科学各知识门类不断闪烁未来关注的零星火花，但未来问题在现实问题的强大压力面前始终无法演绎为基本的社会科学议题，而二十世纪的未来关注激活，反倒是自然科学牵引的产物。由于相对论特别是由于天体物理学的知识学进展，自然科学家们在二十世纪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对于宇宙的起源和未来走向的研究兴趣，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对于无限大空间和无限大时间的研究热情，于是一个时间维度的宏观未来问题就在自然科学领域成为基本议题，诸如“世界末日”、“未来有尽头吗”以及“宇宙的最后三分钟”这类提问在这种语境中直接成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这种研究与各种宗教中渲染的未来的终点是世界末日的消极无奈情绪完全没有意义叠合关系，因为研究的着力点在于“只要有足够的时间采取措施去重新组织我们的活动，一个逐渐开始的新冰川期便不会招致人类种族的大灾难。如果我们认真地推测一下，在未来的几千年里技术得以继续飞速发展，则有理由相信，人类或者他们的后代将能控制越来越大的物理系统，并最终能避免哪怕是天文尺度上的灾难”(11)。自然科学界的未来关注热情显然感染了社会科学界和以想像为荣耀的文学艺术家们，这种感染使他们沿着时间之箭在未来方向思考各自不同的价值方式，诸如文学艺术创作中的未来主义流派和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未来学就是这一感染的结果，在他们按时间之箭的方向来思考和规划文艺存在和社会存在时，与自然科学家对宇宙未来探索的急迫心情是相仿佛和相一致的，至于这些思考和规划是否真的在某个未来性时间位置获得价值确证，那是一个并不重要的附带性议题。遗憾的是，未来学家们基本上没有顾及未来的人类文艺生活，而以未来主义为公开旗帜的作家艺术家也仍然只是停留在身份寻找过程中的某种当前性文艺价值自拟，例如所谓《未来主义宣言》、《未来主义画家宣言》以及《致威尼斯人书》等，除了表现出强烈的对传统的反叛和文化破坏的异端外，就没有任何十分特别的文艺价值主张了，而这些主张与文艺未来论基本上很难实现语言链接。从这个意义上说，系统的文艺未来论以及文艺未来论在文艺学知识框架中的嵌入，对当今的文艺学家尤其是文艺人类学家而言就具有使命意义和一定程度的知识创新价值。

二

就像设定于未来的圣西门式共产主义社会存在方式不断地被人讥议为政治乌托邦一样，文艺未来论或者说关于人类未来文艺生活的任何设计、推论或者预测，对文艺家们来说普遍存在心理障碍和抵触情绪，绝大多数号称以严谨著称的文艺学家都会把他们的学术视野倾斜于文本关注、心理关注、语言关注或者历史关注等，以为只有那样才可能使研究有对象或者命题有着落，而未来的飘渺和遥远使其没有任何客观知识性或问题逻辑性可言。

但是未来是真实的，对于人类生存的整个命运而言，这种真实性较之过去和现在更具根本价值和决断意义，如果没有未来，存在本身的过去和现在又有何意义，如果人类不致力于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那么人类过去和现在的努力与挣扎又有何价值。柏拉图所说的“再者，将是、将变、将已变成，不表示未来新时间的分有么”(12)，把将是与已是和正是三者统一于时间的整体性维度，无疑对只相信已是和正是才能对时间进行真实分有和对已存与现存才能给予存在信任的观念是最有力的否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柏格森所说的“若有一个具有较高理智的生灵从现在起把一切将要发生的前件都知道了，则他对于这些前件所将要引起的决定是否不能绝对准确地有所预知……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假设”(13)明显出于决定论语境，但意味着未来性研究如果吸收决定论的合理性同时又对决定论予以扬弃，那么一种与过去、现在相链接同时又显示未来研究知识学特色的未来时间分有就是可能而且必须，具体到我们的文艺学而言，则这种可能和必须的成果前景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到我们未来文艺生活的方式和质量，持续性和变化性。既然马克思认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4)，既然叔本华也认为“人虽和动物一样都是以同等的必然性而为动机所决定的，然而人却以具有完整的决择力而优胜于动物”(15)，表明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心主义认识论至少在这一点上具有意义叠合，并且也就是这种叠合确保了人类对于自己未来进行预知尝试和设计努力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确保了人类能够挣脱宿命论的锁链或被动生存的牢笼。一旦这种确保能够在社会意义域实现普泛绵延，那么我们的文艺学和文艺人类学也就成为它的受益者，进而则文艺未来论无论作为知识命题还是作为学理空间也就不期然之间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合法性，所以也就使叙议事态演译为，合法性确立后文艺未来论的知识向度何在。

从时间边界而言，文艺未来论的时域大体可以切分为三个域区：（一）可以预见到的未来，（二）不可以预见的未来，（三）终极未来。就可以预见到的未来来说，甚至可以在时间座标上标明诸如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或者千年一类的具体边界位置，正是由于这一点，这个域区在学者群中往往比较容易被接受乃至不断地有人进行一些学术操作尝试。当初丹尼尔·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概念时，就是一种紧贴现实并略显未来延伸态势的一种命名努力，强调在后工业社会形态下“人们就不难发现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分离是增加了”(16)，强调这种增加是一种未来走势并呼吁各种意识形态立场的政治势力尽快采取新的政治决择行动以适应这种变化。当然整个“后”理论语言链如今被詹姆逊那一类学者以及成千上万的模仿者弄成了一堆自身并不干净的擦桌布，亦如后现代已经在各种言说之间成了一堆动弹不得的社会存在僵尸，那都是另一回事。与丹尼尔·贝尔的命名操控努力相仿佛，无论拉尔夫·科恩编辑《文学理论的未来》还是他设想所谓“明天的文学理论”，也都是在可预见到的未来进行走向性和当前延伸性的未来推演，即如罗莎琳德·克劳斯所推崇的“在这个领域中，布赖森既有趣的又有尝试性的探索是在几乎完全孤立的情况下进行的。实际上没有一个人，至少在艺术史上没有任何人在注意”(17)，也丝毫没有一点天外来客的痕迹，而仅仅是立根于现在的端倪和推演，这意味着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中的一切命题皆由推演所至。就不可以预见的未来来说，既可以发生在某个没有确定位置的时点，亦可以发生在某个没有确定长度的时距，但无论是时点还是时距，都与我们现在没有直接时间换算关系，因而那个时候究竟有没有文艺，有什么样的文艺，以及文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功能和存在位置如何，我们就都不能简单地按照过去和现在的存在状况来加以推演，而只能充分发挥人类的想像力优势去予以尽情的想像。尽情想像力在古希腊时代就出现过文化辉煌意义上的“任何神话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18)，尽管以实验见长的自然科学家也认为“人们试略加思索，就可知假设在科学中所占的位置；人们已知数学家既少不了它，而实验家也少不了它”(19)，尽管理性传统及其理性化的现代知识制度从根本上说并不与想像力构成存在紧张关系，但现实的客观情况是，在现代制度、现代氛围和现代情境下人类的想像力的确程度不同地遭遇压制，这种压制同样使我们的文艺学和文艺人类学表现出空前的内闭式拘谨和对体制化知识制度的恐惧，这对于完全依赖想像力才能获得虚拟叙事成果的不可预测的未来来说打击就更加沉重。如果某个文艺学家在当下预言将来人类会把月球雕塑成全球共享的公共艺术品而且是极其特殊的发光体艺术品，虽然不乏叹赏者称道其想像的大胆和奇特，但更多的人会讥议其疯癫，在想像与疯癫之间，理性化的知识制度及其社会氛围同样更多地以疯癫利剑向想像者凶狠出招，这就是文艺未来论知识贫乏乃至人类知识空间和思维成果亦不繁富的症结所在。随着理性框架的兼容性扩大以及想像力解放的新的高潮的到来，非疯癫性的智性想像化成果及其这种成果的大规模叙议演绎就会出现，与此相一致，则大范围的文艺未来论言说亦会给文艺学和文艺人类学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知识空间。就终极未来来说，由于时间的无限性导致时间言说的不可企及性，迫使我们在无穷大或无限长度的未来人为设定一个终极未来，设定这个时域的唯一合法性是为了给当前叙事一个言说无限的机会，否则我们对无限未来压根就无法说话，何况这种设定只不过在我们时间想像力的能及终点停顿一下然后让时间箭头继续前行，这个停顿实质上就是人类对于文明延续时间长度的目前最大愿望以及想像力疲劳之际喘了一口粗气，终极未来和文明的喘息在那时具有存在叠合与意义一体关系。人类此存在与终极未来之间虽然共存于同一箭头的时间之链，但彼此间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因而也就无法进行任何意义截获，所以当我们以此在位置讨论人类走向终极未来的过程或者具体地讨论某种意义的终极未来延伸，也就无法找到任何理性杠杆、文明参照或者合法性凭籍，我们此时之所以还能够对终极未来说话完全取决于非理性范畴的决断。决断既不是理性推演也不是想像力解放，而是价值论维度的人类意志指令，不管这些指令如何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它们最后都不得不被统辖于人类的总体意志力框架之内。海德格尔所说的“就像当前在时间性的到时的统一性中发源于将来与曾在状态一样，某种当前的境域也与将来和曾在状态的境域同样，源始地到时……世界随着诸绽出样式的‘出离自己’而‘在此’”(20)，在我们看来就不仅具有时间线性特征而且还有时间维度的循环和可逆的特征，这大概是这位智者钟情于当下而疏淡于未来的缘故吧，问题是这种疏淡使人们容易放弃对终极未来进行决断的机会，现代思想家们之所以缺乏对终极未来进行各种不同的决断并形成文本领域中的充实叙述文字，原因亦在于此，至少对文艺未来论而言，对终极未来的热情关注以及不断地有文艺学家挺身而出进行决断，乃是其知识进展的迫在眉睫的使命。决断代表着人类的自信，也代表着意志力的出场，对终极未来不断地进行决断更代表着人类此存的追求姿态。

从意义目标而言，相对于对可预见到未来的推演、不可预见未来的想像以及终极未来的决断，文艺未来论与之相适应地会获得理智力推演成果、想像力构思成果和意志力指令成果。理智力推演成果既然具有明显的知识大陆架特征，那么所有这些成果尽管表述的是未来时间的文艺状况或文艺生活状况，但都必然会与此在和此存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所有那些文艺学知识陈述都具有程度不同的实证性和价值参照性。在人类既往的文艺学史上，不断地产生过当时相对时间位置的文艺未来论言说，这些言说的主体部份就属于此种知识存在形态，由此而在随后的文艺到存之际被肯定抑或否定性地予以证明，这种未来的到时和到存不过是此在或曾在的逆向回溯，是人类持续不断地拥抱在怀中的时间箭头。就总的文艺学知识谱系而言，这种知识拥抱从来都是严重不足，一代接着一代的古今之争使文艺学总是被怀乡范式或恋旧情结所纠缠，传统以其大师和精典的权威力量压迫着每一个当代的文艺生活，这使人类的文艺生活整体上保持传统依赖和前进动力不足的存在状态，而每一次文艺存在方式和文艺生活方式的改变，几乎无一例外是由非文艺本体的外部技术进展或其它社会因素所致，文艺及其文艺学的内驱力缺位实际上严重影响着人类文艺和文艺人类的时间箭头同步性。在文艺学强化对未来说话、对端倪说话以及对走势说话之际，具有理性优势的文艺学知识进展才有可能确保人类在这一意义领域的主动性、能动性和驱动性，甚至文艺学自身的知识进展也才能因此而得以实现。想像力构思成果和意志力决断成果在文艺未来论中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其重要性较之理智力推演成果来说就要逊色得多，这是因为它们没有象后者那样更加直接维系着人类文艺生活的命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整个文艺未来论框架里它们就可有可无，恰恰相反，如果没有充分的想像力和大胆的决断力，那么所谓文艺未来论就将陷入新的知识学苍白，就像传统文艺学最终沦落到广泛栖居于那些苍白而又陈腐的教科书言说方式一般，从这个意义上说，追求想像力构思成果和意志力决断成果，将其视为文艺未来论意义目标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份，是确保文艺未来论具有谱系性知识品格的根本所在。可以想像，如果文艺未来论不能像文艺起源论和文艺存在论那样建立起自己的谱系化知识学系统，那么它就不可能成为文艺学知识框架不可或缺的构件。

三

无论是对时间边界的占有还是对意义目标的占有，其实都不是凭激情和豪言壮语能实现的，这种占有的内在障碍在于，人与时间的关系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尚无定论，而这直接影响着我们对未来进行言说的权力和时间准入程度。

在时间形而上学中，奥古斯丁崇尚的“我们不能说世界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创造的……上帝创造世界时，创造了时间和空间；他本身却在时间和空间以外”(21)，康德设定的“关于时间关系或‘普泛所谓时间公理’所有必然的原理之所以可能，亦唯根据于此先天的必然性。时间仅有一向量；种种时间非同时的乃继续的（正如种种空间非继续而为同时的）”(22)，海德格尔反思的“绽出境域的时间性首要地从将来到时……绽出的曾在状态，可定期、有意蕴的‘当时’与已然过去的纯粹现在这一意义上的过去概念也非一事。现在不是由还不现在孕育的；而是当前在时间性到时的源始绽出统一中源自将来”(23)，虽然是在完全不同的知识学角度对时间的存在特质进行描述，却共同揭示着人在与时间展开存在关系之际人从根本上说来只能被淹没，但是这种淹没的特殊性在于，如果没有对人的淹没则时间就没有意义和价值或者更准确说就不存在世界时间，在时间形而上学语域乃是以世界时间为议论起点而不是以自然时间为议论起点，于是时间优先性和人的淹没必然性就不得不在时间形而上学中奇迹般地得以统一，而人也就在这种统一中获得对时间的分拆权和领悟权，并且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分拆与领悟中前赴后继地进行着永无止境的烦忙意义填充。由于人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获得在时间中存在的必然性，因而自古至今也就不断地有人膨胀分拆和领悟的积极价值，严重者则发展为曾经迷乱一时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我们日常的学术研究氛围中言说姿态的无羁、疯狂和放荡。我们必须懂得珍惜统一的奇迹，人类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保持在清醒的状态下出场和在世，这同样也就意味着，一方面我们能在时间形而上学的应允下与包括终极未来在内的一切未来时域进行当前性的对话和超前性的领悟，但另一方面我们在对话与领悟之际必须自尊、自重、自爱和自律，在时间原理的约束下最大限度地进行人类生存的意义填充和价值求取。恩斯特·波佩尔在个人性议论中大谈“我们不能‘随时’作出反应。脑的工作方式给我们强加上了关于时间流逝的形式限制。也许，我们在作出何种决择上是自由的，但在何时上，则是否定的”(24)，以为时间的量子化是对连续性的悖离，如果将其延展到人类整体和全部时间史进程，则所有连续性和量子化之间的悖离或紧张都将烟消云散。如果情况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文艺未来论也就至少在时间形而上学的应允中获得对未来的分拆和领悟，这种由我们现在因分拆和领悟而给未来置入的填充性意义和价值，就会程度不同地在未来的世界时间中绽出并影响未来的人类文艺和文艺人类，而这些分拆和领悟所形成的言说、语词或者所谓绽出式样也就构成了文艺未来论的知识空间乃至具体的关健词。问题在于，无论是文艺未来论还是更加宏大叙事的文艺人类学，在分拆和领悟之际切莫放弃时间形而上学所能应允的那些基本时间原则。

在时间科学中，科学家们对时间的理解采取了比哲学家和文艺学家们更加严格的思维方式，其严格程度往往令社会科学家们束手无策。当他们对时间概念作整体性定义时，这个定义本身是从实验科学途径获得并且以一系列科学数据为依托的，以至于“每个观察者都可以用雷达去发出光脉冲或无线电波来测定一个事件在何处何时发生。脉冲的一部份由事件反射回来后，观察者可在他接收到回波时测量时间”(25)。这种反时间形而上学玄议的时间科学叙事方式不仅发生于时间微观研究，亦发生于时间宏观研究，例如在讨论宇宙的未来之际，仍然用非常明晰的口吻叙说“科学家相信宇宙是由原则上允许我们预言未来的明确的法则所主宰的，但是这些法则所给出的运动常常是混沌的……这样，在实践中，我们经常只能准确预言很小的一段未来。然而，宇宙在极大规模上的行为似乎是简单而非混沌的”(26)。在对待所谓“很小的一般未来”之际，科学家们可以聚集到一起从不同的学科充满信心地预言人类在未来50年某一生存领域的具体状况，例如“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到2050年的时候，我们不但能在受精时刻干预和选择婴儿的性别，还能选择许多体貌、精神和性格的特征，这可不是寻常的事情”(27)，而这种与未来对话的精确方式对社会科学家而言简直天方夜谭，即如Ｃ·赖特·米尔斯鼓吹“社会学的想像力”，也还不得不谨小慎微地嘟哝“当我提及‘社会科学的前景’时，我希望有一点是清楚的：我指的是我所看到的前景”(28)，这也就是说，即使那些以想像力发达自居的社会科学家，也把他们对未来言说的有效性严格控制在端倪状态中的可预见到的未来。总之，时间科学的时间是自然时间，时间科学中的未来概念同样也是自然时间的未来具体刻度，而这与社会科学中的时间形而上学把未来当作意义存在的延伸阶段显然大相经庭，并且这种相异性的挑战在于，当我们在文艺人类学知识语境下思考文艺未来论之际，时间科学能否获得与时间形而上学之间的兼容性和言说换算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进一步的追问就是，这种兼容和换算在知识操控过程中如何具体实施，可以预料，这种实施的结果会使文艺未来论在时间科学和时间形而上学的双重知识支持下取得更大的学术进展和叙事清晰性。

处在目前的叙事语境下，不管我们在时间形而上学和时间科学的关系处置上成熟程度如何，都不可能使文艺未来论产生辉煌的知识成果，原因很简单，既然文艺未来论至今尚无文艺学知识氛围内的普遍关注和集体出场，有限的叙事语词还局限于个别文艺学家的个体性事态，那么它就离互约性对话和谱系化建构还有遥远的距离。从这个角度而言，文艺未来论的目前知识策略在于激励出场和刺激出场者的叙事欲望，即使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段里会出现尺度缺衡、秩序缺位或者有效性缺失，仍然不会对文艺未来论的知识进展带来任何负面影响，因为一旦大量出现文艺未来论的语词累积和文献聚集，那么给进一步的知识筛选也就提供了更大的可选择空间和更加丰富的背景资料，而所有这些恰恰是文艺未来论走向成熟知识形态的必不可少的过程和环节。在没有尺度、秩序和有效性的情况之下，对文艺未来论的出场及其出场者而言，必然处于一种言说的两难处境之中，那就是究竟追求先锋叙事对当前的目标性诱引价值还是追求当前的选择性及其对未来延伸的理想向往，这样两个向度在过去任何时代的古今之争中都曾紧张对峙过，更何况没有任何稳定性可言的今明之争关系结构呢。由于人在世界存在之议中的强势位置和所谓主观能动性的力量发挥，无论是今天对未来存在的意义影响还是未来对今天意义存在的影响，都是客观存在的杠杆要素，这也是人的世界区别于自然宇宙的根本所在之一，从这个意义说，我们对文艺未来论的一切追求和努力，就既是对当今文艺生活的积极姿态亦是对未来文艺生活的积极姿态，人类文艺和文艺人类在这种积极姿态下都会产生与自然延伸意义向度和价值效果完全不同的结局。

斯图亚特·考夫曼曾经对马车时代与汽车时代的递进演化经历描述道：“汽车出现了，马车就退出了，随马而去的，有铁匠、马具店、马厩、轻便马车以及西方社会里的驿马快信制度。当汽车流行开来，石油工业、遍布城乡的加油站和公路，自然而然就得到了发展。路铺好以后，人们开始开车四处闯荡，因此汽车旅馆就应运而生。之后，又出现了速度限制、交通信号灯、交通警察、交通法庭以及违章停车被开罚单之后悄悄行贿的行为……”(29)，这种描述的亮点不在于形象地把汽车时代指代为更早马车时代的未来社会空间，而在于揭示了所谓对于未来的畅想或设计只不过存在于关键符号、关键要素或者表述中的关键词，而这对我们的文艺未来论具有方法论高度的启迪意义。当我们站在文艺人类学知识立场对人类的未来文艺生活进行存在的想像力发挥和存在方式的理性设计谋划之际，其实并非要文艺未来论实现其未来文艺的全景观照和全称叙事效果，空想未来主义者之所以被诘难以及未来主义努力之所以一概被保守主义者诘难为空想，就在于空想者、未来主义者以及诘难者都把这一事态视为全景观照和全称叙事。就文艺学知识域而言，过去那些未来性猜想中诸如“文艺价值永恒说”、“文艺消亡论”、“诗与数学统一时代的来临”等，之所以不被文艺学家们所接受或者哪怕引起学理关注和叙议激情，就在于全景和全称之求中的问题虚脱和对人类命运的简单化处置，把只有上帝才能办得到的事情委托给某些文艺学家、某些文艺学命题或者其些文艺学信仰，所以只要上帝不能现实地光顾人间则所有这一切就都只能变为昙花一现的泡沫。尽管有人认为“每一种文化都赋予一批精选的占卜者以特权”(30)，尽管文艺未来论的叙事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被误读为占卜者在文艺学知识域的同路人，尽管占卜者在现代科学背景下其存在价值往往是贬义多于褒义，但我们仍然不能动摇信心乃至放弃对未来的推演、想像和决断，并且仍然相信会有天才式的“特权者”在对未来的言说中推演、想像或者决断出普遍可接受的关键符号、关键元素和关键词，这些知识成果将不仅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走向未来文艺生活的漫漫进程，而且还将因为人类不断地实现其未来性到达而被确证为具有人类指引价值的知识缘起，文艺未来论至少就其知识向度而言完全存在于这种努力之中。

①②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Ｐ．426，Ｐ．122。

③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Ｐ．228。

④贡贝里希：《黑格尔与艺术史》，郑涌译，引自《国外黑格尔哲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Ｐ．405。

⑤⑥⑧(1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Ｐ．58，Ｐ．54，Ｐ．81，Ｐ．58。

⑦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白锡堃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Ｐ．839。

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Ｐ．50。

⑩莫·卡冈：《卡冈美学教程》，凌继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Ｐ．707。

(11)保尔·戴维斯：《宇宙的最后三分钟》，傅承启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Ｐ．5。

(12)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陈康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Ｐ．156。

(13)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吴士栋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Ｐ．125。

(15)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Ｐ．408。

(16)丹尼尔·贝尔：《社会制度怎样变化》，朱狄译，引自《当代美国哲学论著选择》，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Ｐ．154。

(17)罗莎琳德·克劳斯：《一种幻觉的未来》，伍厚铠译，引自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Ｐ．452。

(1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Ｐ．113。

(19)彭加勒：《科学与假设》，叶蕴理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Ｐ．1。

(20)(2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Ｐ．431，Ｐ．500。

(21)梯利：《西方哲学史》，葛力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Ｐ．164。

(2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Ｐ．57。

(24)恩斯特·波佩尔：《意识的限度：关于时间与意识的新见解》，李白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Ｐ．32。

(25)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许明贤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Ｐ．30。

(26)史蒂芬·霍金：《宇宙的未来》，引自《预测未来》，黄秀铭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Ｐ．14。

(27)Ｒ·布鲁克斯：《肉体与机器的结合》，引自Ｊ·布洛克曼《未来50年》，李泳译，湖南科技出版社2004年版，Ｐ．155。

(28)Ｃ·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陈强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Ｐ．18。

(29)斯图亚特·考夫曼：《宇宙为家》，李绍明译，湘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Ｐ．336。

(30)西蒙·沙菲尔：《慧星和世界末日》，引自《预测未来》，黄秀铭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Ｐ．43。

（责任编辑李美云）

推荐访问:文艺 未来 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