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侦探小说翻译热潮探析

本文系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中国翻译思想史研究：周秦至民国的翻译思想谱系》（编号：12YJC740116）；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科研基金项目《民初通俗小说翻译的功能》（编号：YJRC-2013-25）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 要】 本文从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的时代背景出发，剖析了这一翻译热潮发生的社会因素及其自身所具备的“情”、“智”等特点。探讨侦探小说翻译热潮产生的原因及对我国近代小说产生的影响：它契合了主流意识形态，迎合了改良政治、启迪民智的时代潮流；侦探小说翻译的繁荣与新闻业、印刷业的繁荣也息息相关；译者和读者对于西方“科学”和“法制”的推崇。同时，在艺术上对中国近代小说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原因；接受；影响

一、近代文学翻译的肇始

中国的文学翻译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的佛经翻译，佛经译文在体裁、文体、声律等多方面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从古代翻译佛经开始，中国就产生了文学翻译的萌芽。而中国文坛大量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则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战败使人们意识到，西方不仅具有强大的物质文明，而且在政治制度、法律形式方面远远领先于中国，特别是1899年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翻译出版，瓦解了中国士人“惟中国有文学”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邹振环，2000：82）。此外，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行不通，于是面向下层社会的文化启蒙运动开始展开。

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除刊载时事新闻、政治评议外，也刊登翻译小说；1897年严复、夏曾佑在《国闻报》上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主张翻译外国小说；1898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极大提高了翻译外国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同年林纾完成《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翻译，次年印行，在晚清读书界引起极大反響；此外，从1899年开始，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梁启超依次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口号（陈平原，2005：3）。清末这一系列重要的翻译事件正式揭开了近代文学翻译，特别是小说翻译的序幕。

二、侦探小说翻译的出现和流行

1896年上海《时务报》首先刊载了张坤德翻译的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此后侦探小说被大量译入中国。英国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在多部作品中刻画了神探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形象，这些长篇和短篇小说的译本相继以单行本或合集的形式在中国出版，如《泰西说部丛书之一》（黄鼎、张在新合译，1901），《续译华生包探案》（署警察学生译，1902），《福尔摩斯再生案》（周桂笙、奚若，1904-1906），《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程小青等译，1916）（参见郭延礼，1999：197-199）。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翻译之部》统计，福尔摩斯探案小说仅单行本就多达二十五种。

1907年以后，侦探小说大量译入进而形成了侦探小说翻译热潮，世界各国著名和流行的侦探小说家的作品在中国几乎都有译本。除了英国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系列，日本和欧美国家的侦探小说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大规模译介。如侦探小说鼻祖，美国作家爱伦·坡创作的杜宾侦探案系列，法国作家埃米尔·加博里奥创作的侦探故事，法国作家玛丽瑟·勒勃朗的亚森罗频侦探案系列等（详细译介情况参见郭延礼，2005：110-127）。

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写到：“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要占五百部以上”，“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的”（阿英，1980：186）。侦探小说翻译在这一时期的流行程度可见一斑。当时的文人也在各种刊物和作品中对侦探小说进行介评。如《月月小说》第一年第五号（1907年）就刊登了《绍介新书<福尔摩斯再生后之探案第十一、十二、十三>》；林纾在《<歇洛克奇案开场>序》中这样评点福尔摩斯侦探故事：“文先言杀人者之败露，下卷始叙其由，令读者骇其前而必绎其后，而书中故为停顿蓄积，待结穴处，始一一点清其发觉之故，令读者恍然，此顾虎头所谓‘传神阿堵’也”；“商务印书馆主人”在1906年商务印书馆版《<补译华生包探案>序》中阐明了补译的缘由“嗣上海启明社续译凡六则，上海文明书局复选择之凡七则，顾华生自言尝缉福生平所侦奇案多至七十件，然则此不过三分之一耳。时人多以未睹全书为撼”（陈平原：1997：272；351；221）。

三、侦探小说翻译流行原因探源

侦探小说翻译在清末民初时期的流行并非偶然现象，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它契合了主流意识形态，迎合了改良政治、启迪民智的时代潮流。侦探小说作为启迪民智的一种有效手段，可以借助其传播新思想。此外，它的出现和畅销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社会因素而言，近代商业都市的出现和市民文化的兴起为侦探小说翻译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袁进，1993：71）。随着城市的发展，生活节奏逐步加快，而不断壮大的市民阶层相比农民而言，具有更高的文化程度和更广泛的兴趣爱好。他们在工作之余需要一种精神食粮，而刺激、惊险、神秘的西方侦探小说恰恰满足了这一需要，因此这类小说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翻译小说类型之一。

侦探小说翻译的繁荣与新闻业、印刷业的繁荣也息息相关。印刷业的发展和文学期刊、杂志的流行，以及出版机构的繁荣为小说的风行提供了新的物质手段和传播媒介（袁进：1993：72）。甲午战争之后，维新派认识到报刊所具有的舆论宣传作用，并以此作为他们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阵地和武器。中国近代期刊的第一个高潮由于维新派的加入而迅速掀起。在将政治改良的重心转向对广大民众的启蒙和舆论宣传的同时，小说也被赋予和报刊同等的使命，以期通过启迪民智，塑造新的国民而达到整个社会的改良和振兴。以《新小说》为代表的一批小说杂志创刊了（谢晓霞：2006：9-10）。与此同时，印刷业的发展为出版社的成长奠定了社会环境和技术基础，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为代表的出版重镇为翻译小说的发表和传播提供了土壤。

综观清末民初的侦探小说翻译，多是先在《小说林》、《月月小说》、《小说时报》、《中华小说界》、《游戏杂志》等期刊杂志上发表，然后通过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明书局等出版单行本和合集（参见郭延礼，2005：122-127）。以鸳鸯蝴蝶派主要杂志《礼拜六》为例，前一百期共刊载侦探小说翻译（依据刊物明确注明的翻译小说种类）18部，其中《樱唇》、《恐怖窟》、《亚森罗频之劲敌》等多部小说以连载形式出现，此外还多次刊登与侦探小说相关的照片，如《礼拜六》第四期刊登了侦探小说之主人翁——理想的福尔摩斯小影，第二十六期刊登了福尔摩斯新探案恐怖窟第一章之摄影，足见侦探小说及其翻译的流行程度。

除了社会因素，侦探小说自身的特点是其得以流行的内在原因。侦探小说作为文学中重要的一支，在“情”与“智”两方面具有很大优势（邹振环，1996：252）。从“情”的方面讲，侦探小说结构奇巧、布局周密、情节跌宕、可读性强，特别有利于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参与意识，吸引读者与小说中的主人公一同去观察、探究、集证、分析、推理。当时文人对侦探小说译本多有评论，如寅半生在《小说闲评》中这样评价法国侦探小说译本《手足仇》：“全书叙侦探，离奇恍惚，不可思议。至自述一通，详简合宜，可云佳构”；而在评论英国侦探小说《一柬缘》时，寅半生用了这样的评语：“情节固属离奇，笔墨亦能隽雅，是亦小说中之上乘者”（转引自胡翠娥，2007：212）。

就“智”的方面而言，侦探小说不但能够扩展人们的理智、培养人们的观察力，还隐含了译者和读者对于西方“科学”和“法制”的推崇，同时也是对中国腐败黑暗的法律政治制度的不满和抨击。周桂笙就从侦探小说中看到了西方文明社会法制昌明、尊重人权的现代精神，进而抨击中国的刑律和对人权的践踏。他在《<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中写到：“……吾国视泰西，风俗既殊，嗜好亦别。故小说家之趋向，迥不相侔。尤以侦探小说，为吾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之说，实未尝梦见。互市以来，外人伸张治外法权于租界，设立警察，亦有包探名目，然学无专门，徒为狐鼠城社。会审之案，又复瞻徇顾忌，加以时间有限，研究无心。至于内地谳案，动以刑求，暗无天日者，更不必论。如是，复安用侦探之劳其心血哉！至若泰西各国，最尊人权，涉讼者例得请人为辩护，故苟非证据确凿，不能妄入人罪。此侦探学之作用所由广也。而其人又皆深思好学之士，非徒以盗窃充捕役，无赖当公差者，所可同日语……”（陈平原，1997：135）

四、侦探小说翻译的接受和影响

整体来说，清末翻译小说所得到的评价是毁多于誉，这个情况到近10年才有所改善。以五四运动所奉行的文学规范来看，大多数晚清小说不论是题材、语言和翻译目标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孔慧怡，2000：91）。五四时期的作家对侦探小说的翻译更是颇有微词。如郑振铎认为，林琴南翻译的柯南道尔的探案故事属于二三流的作品，根本没有翻译的必要（郑振铎，1981：12）。阿英在总结晚清翻译小说发展时，认为最初出现的三类小说是政治小说、教育小说和科学小说，“继而发展到文学的认识。最后又发展到歧路上去，于是有大批侦探翻译小说的产生”（阿英，1980：185-186）。

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刘半农对侦探小说翻译的态度更是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1917年前，他不仅赞叹侦探小说的艺术技巧和其“改良群治”的社会功用，自己更是积极参与侦探小说的翻译工作，并与其他译家翻译、编辑了汇集44个故事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交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一度畅销，其翻译态度和译笔质量得到后世学者的普遍赞扬。在书前所作的“跋”中，他从文学艺术和社会功用两个方面对侦探小说这一文类进行了高度评价（见陈平原，1997：547-551）。但进入1917年后，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他从文学改良观出发，认为侦探小说中的人物均系虚构，情节千篇一律，缺乏文学所倡导的“真精神”。他先后发表《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和《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两篇文章，将侦探小说及其代表作家柯南道尔贬斥极低。此后侦探小说独领风骚的局面也逐渐为托尔斯泰、莫泊桑、屠格涅夫等享有较高文学声誉的作家所取代（刘静，2008：150-151）。

侦探小说翻译的命运之所以会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逆转，原因在于，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引进域外小说的目的有所不同。前者以功利主义的价值判断为归依，译者选择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等题材，是受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要求制约的。小说界革命、输入新小说都是为了“启迪民智”，希望借助域外小说普及知识、教育民众。如侦探小说翻译首次发表是在《时务报》上。在《时务报》这样一份严肃的政论性报纸上连载一篇侦探小说，可见主编梁启超是希望通过通俗小说这种形式实现“改良群治”这一功利性目的。

而这种功利主义的以价值判断为归依的意识形态准则必然影响当时的翻译选材和翻译标准。在翻译文本的选材上，主要以故事情节是否吸引人，是否具有普及性和教育意义为考量，而在翻译方式上则以意译和达旨为主，从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道德伦理观念出发，对原作的情节和结构进行增删、改译，把译作当作原作发表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而这些正是为五四文人所诟病的地方。“本来用以推广西方常识、进行教化民众的作品，后来却被放在另一套模子里，让人从文学价值的角度来审查，可见选材的标准与评论的标准之间已有一道鸿沟。”（孔慧怡，2000：91）

西方侦探小说在宣传“科学”和“法制”的同时，在艺术上对中国近代小说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叙事角度方面来看，我国传统小说一般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而西方侦探小说的译介却为中国读者带来了全新的叙事视角，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限知叙事使得读者无法知晓案件的来龙去脉，只能随书中某一人物去观察、探索、判断、思考，这种叙事方式无疑给读者带来了悬念，大大增加了故事的神秘性和可读性。虽然不同的译者在侦探小说翻译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法，但相当一部分译者采用直译，再现原著的风貌，这也影响了中国本土侦探小说的創作。比如在程小青的《霍桑探案》系列中，案情都以包朗的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述。包朗作为侦探霍桑的助手，深入现场亲自参与案件的调查，带领读者进入扑朔迷离的案情，最后在霍桑的精辟剖析中揭开事情的真相。

就叙事时间而言，我国传统的章回小说一般采用直线叙述和连贯叙事，按照事情发展进行的始末娓娓道来。而侦探小说往往采用倒叙的手法，在故事开头先交代案件的结果，给读者造成一种悬念和疑问，然后在后文将故事一步一步铺展开去。1903年，《新小说》第八号刊登了法国小说家鲍福的作品《毒蛇圈》，小说开篇是一对父女的对话，这段对话是以倒叙为开头的。知新室主人在《<毒蛇圈>译者识语》中评论说：“我国小说体裁，往往先将书中主人翁之姓氏、来历，叙述一番，然后详其事迹于后；或亦有用楔子、引子、词章、言论之属，以为之冠者，盖非如是则无下手处矣。陈陈相因，几于千篇一律，当为读者所共知。此篇为法国小说巨子鲍福所著。其起笔处即就父女问答之词，凭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又如燃放花炮，火星乱起。然细察之，皆有条理。自非能手，不敢出此。”知新室主人即周桂笙，他的好朋友吴趼人受到此篇影响，随后在同一杂志上发表小说《九命奇冤》，可见侦探翻译小说对侦探小说创作的直接影响。

叙事时间和叙述角度的变化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相，在这之后是小说旨趣功能、创作阅读方式的潜在变迁（苗怀明，2001：17）。由全能叙事到限知叙事、作者由洞察一切到故弄玄虚、读者由被动阅读到积极介入，这些都体现了文学新气象。语言的转变、文体的变异和创作理念的更新，这些改变无一不预示着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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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孔慧怡.还以背景，还以公道.载王宏志主编.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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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谢晓霞.小说月报.1910-1920：商业、文化与未完成的现代性.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11] 袁进.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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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

[14] 邹振环.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

修文乔（1981-）女，講师，博士，就职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主要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国翻译史和文学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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