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抗日战争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2016抗日战争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2016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一百多年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首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抗日战争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供大家参考。

　　2016抗日战争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2016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一百多年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首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也为中华民族的进一步完全独立和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始终高举全民族抗战的大旗，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指引着抗日战争走向胜利，并将由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初步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推向全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其意义伟大而久远。

　　一、抗日战争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极大的动力，使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的展开而达到成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不是书斋中的运动，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再把指导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上升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初步形成，但受历史条件限制，未能形成有分量的标志性的理论著作。伟大的抗日战争将中国革命推进到民族解放战争的新时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全面运用和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时机和广阔的舞台。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由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保存了一种半独立的地位。不同帝国主义支持军阀间的混战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事情发生了变化，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独占殖民地阶段，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矛盾，中华民族面临着存亡绝续的民族危机。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列，坚持国共合作，领导中国人民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浴血奋战。

　　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抓住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间歇时机，发愤读书，以极大的精力和集中的时间从事理论研究和创新。他亲自到红军大学讲授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1936年12月)和改名后的抗日军政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1937年春至"

　　七七事变"爆发)，由此产生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他这样做，固然是为了回击党内教条主义者对他"狭隘经验主义"的诬蔑，将中国革命、尤其是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上升为理论，以清算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思想上的错误，但更为主要的、更根本的原因是为迎接伟大的抗日战争而磨制思想武器，为即将开赴抗日前线的将士们进行理论武装。从一定意义上讲，即将来临的抗日战争催生了上述名著的诞生，而上述名著的诞生又为指导抗日战争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抗日战争时期，虽然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但国内各阶级、阶层、政治集团、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有时还相当尖锐，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因此，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的尖锐性以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的复杂性、发展的曲折性是前所未有的。客观世界这种极端尖锐、复杂和曲折的矛盾运动必然要在理论上得到反映。毛泽东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科学地、冷静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矛盾，紧紧抓住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这一主要矛盾，正确处理各种次要矛盾，由此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指引抗日战争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日本是个强国，但又是个小国，它所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退步的，在国际上处于寡助。中国虽是个弱国，但又是个大国，它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进步的，在国际上处于多助。中日战争双方这种强烈鲜明的互相对立的特点，使得中日战争成为"军事、政治、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成为"战争史上的奇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等著作中客观地、全面地分析中日战争双方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指出了抗日战争发展大趋势，有力地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制定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抗日战争为毛泽东导演中外战争史上未有的奇观提供了大舞台，从而演出了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令人惊叹不止的活剧。抗日战争使毛泽东军事理论得到全面展开和深化，为人类军事思想史留下不朽的名篇。

　　为了适应领导伟大抗日战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政党。为此，毛泽东总结出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创造了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的整风新形式;提出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等理论，形成了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

　　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和成熟的。此外，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辟和建设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形成了新的理论。

　　总之，实践出理论，逆境出哲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适应和推进抗

　　日战争的发展，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毛泽东思想在哲学、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和党的建设等诸多方面得到全面展开而达于成熟。

　　二、民族危机，文化的民族性凸显，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它在中国正式传播时起就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成果。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正式明确提出和阐发则是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这一概念在这时正式提出和阐发，是同抗日战争凸显了文化的民族性密切相关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阐明了的一个基本原则。从这一点讲，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家的本土化、民族化是其理论本身的内在要求。但也应承认，在马、恩、列、斯在讲"结合"时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各国的现实实际、革命实践相结合，而没有涉及与各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没有讲要学习、吸取各国的优秀文化来丰富发展自己，也没有明确讲到马克思主义要本土化、民族化的问题。现在有相当多的文章著作认为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中已提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应"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的思想，并以此来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老祖宗那里是有出处的。这完全是寻章摘句、望文生义的一种误读。恩格斯的"彻底美国化"是指由移民在美国的德国人组成的工人党的党员要学会讲英语，生活上向美国人靠拢，融入美国社会，走出德国移民的狭小圈子，根本不存在党纲的"彻底美国化"的含义。其实，恩格斯在文中强调的是美国工人阶级最终纲领和欧洲工人阶级最终纲领的同一性，而不是各自的民族性、特殊性[1]。

　　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要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且还要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这同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密切相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深。进步的文化人面对生死存亡的形势，要求民族自尊、自信、自强，要求国人有强烈的民族意识。1936—1937年，北京、上海等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的文化人联合开展了一个以爱国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启蒙运动，进行文化上的救亡。有些文章在反思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时指出其缺乏历史观点的不足。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张申府明确地指出：新文化运动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文化;当然更不应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一种异文化(或说文明)的移植，不合本地的土壤，是不会生长的。因此"新文化不只是大众的，还应带些民族性"。"民族的自觉与自信是今日中国所需要。""不可因为国际而忽略民族;也不可因为民族而忽略国际。"他又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

　　新启蒙运动的另一发起人陈伯达也指出：启蒙运动反对吃人的旧伦理和旧教条，"然而我们要郑重声明：我们并不是要推翻全部中国旧的文化传统。我们对旧文化的各种传统，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好的，我们要继承下来，并给予发扬;不好的，我们就绝不顾惜"。他还说："对过去中国最好的文化传统，应该接受光大之。同时我们还要接受世界一切最好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成果。我们还要在中国多方面地创造新文化。我们要为"现代文化的中国"而奋斗。"

　　总之，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在不断增强，思想文化中的民族性得到彰显。"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泽东在1935年底讲的这些铿锵有力的话，充分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心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延安成为革命文化向往的圣地，逐渐结集了一批进步的文化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是重视文化运动的。革命文化人的到来自然为革命文化运动增添了动力和人才。为了结合抗战的新形势，开展新的文化运动，需要回顾总结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1937年11月，署名为"从贤"的《现阶段的文化工作》长篇文章提出，现在的文化应是民族的、民主的和大众的;民族的文化是能够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的东西，我们要继承中华民族五千余年所积累下来的优秀成果，要用历史辩证法的观点把它发展光大，要启发民众抗战的伟大力量。文章尖锐指出："过去的新文化运动，外国的气味实在太重了，这是它不能成为大众文化的一个原因。"该文认为，要使文化运动真正成为中国广大民众的文化运动，就"要使我们的文化运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是从外国文化中接受过来的，"然而不是生吞活剥的简单接受一个死东西，而是把它种在自己的土地上，使它适合中国的气候和营养条件"。文章首次提出，文化运动要真正做到大众化，就必须中国化。紧接着，刚到延安不久的李初梨在总结过去十年(1927年至1937年)文化运动时提出了现在文化运动任务有四项，其中之一则是"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7]。这是笔者迄今为止见到的提出"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命题的最早的一篇文章。当然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中国化"仅限于文化工作的一项具体任务，还不是党的理论工作的总方向和总任务。

　　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化、民族化的背景下，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与任务》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开展"哲学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他指出，哲学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不是书斋课堂里的运动，不是滥用公式的运动。他强调要与抗日战争相结合，并将抗战经验不断地来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理论。[9]这无疑是十分深刻的，不足之处是他的中国化内涵里没有涉及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发展。

　　"新文化的中国化"，在1937—1938年的延安文化界已成为一种共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发表的《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1938年5月4日)指出：文化运动应注意自己民族的历史和特点。

　　"我们文化界的战士，必须明确不易地宣布：我们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传统的继承者。""新文化的民族化(中国化)和大众化，二者实在是不可分开的。"

　　1938年，陈伯达由北京到延安。为纪念中共成立17周年，他发表题为《我们继续历史的事业前进》长篇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但这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就不要中国的固有文化传统，不要中国民族历史中一切优秀的人物所创造的学说。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是继承中国一切最优秀的学说。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己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革命精华的继承者，是近代中国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中一切优秀蒙启思想的继承者，是中国古代一切优秀文化的继承者。"他还专门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是彻底代表民族利益的党，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陈在文章中虽然没有明确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的命题，但他强调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必要性和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关系的阐述无疑是深刻的，富有启发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关系上，毛泽东有着一贯的、明确的认识和践行。早在青年学生时代，他虽崇拜陈独秀，但在东西文化关系上则不赞成陈的把两者绝对对立的观点，主张东西文化的融合、互补，孔子依然是他的心中的圣人。1917年11月，在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学开学典礼上，他带领着大家向孔子像行三鞠躬礼。他本人对中国历史文化有渊博的知识，精湛的研究。他称"读历史是智慧的事"。在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善于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使之融入马克思主义。他在文章、讲话中，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成语典故，名言佳句，信手拈来，古为今用，令人启发。1937年10月，他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称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中国现代的圣人。同年12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说：统一战线总的方针要适合团结御侮，目前应该是和为贵，使国共合作，大家有利。1938年，他在抗大、中央党校的多次(查阅到5—10月间共5次)讲话中讲到孔夫子。他在讲到抗大教员要安心时说：黑格尔当一世教员，孔夫子起初做官，以后撤职，大概是当教员到死吧!黑格尔、孔夫子还是个圣人，几千年只此一个。又说：我们三四百人，可否出几个孔夫子、几个黑格尔呢?类似例子不胜枚举。他思想中有些内容并非来自马克思主义，而是来自中国历史文化。他的思想和实践凝结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智慧。这也是他高出于其他领袖人物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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