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分析（5篇）

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分析（5篇）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分析　　新发展阶段城市社会治理如何持续创新？——基于北京、上海和深圳的案例分析　　作者：葛天任邓海云来源：《社会治理》2021年第6期　　葛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分析（5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分析

　　新发展阶段城市社会治理如何持续创新？——基于北京、上海和深圳的案例分析

　　作者：葛天任邓海云来源：《社会治理》2021年第6期

　　葛天任邓海云*

　　*葛天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邓海云，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大数据的超大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公平配置与精准治理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CSH005）；招商局慈善基金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青年学者资助计划”专项课题。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治理创新主要是由地方财政支撑推动的。从政治经济学理论视角看，进入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需要寻找低成本、高收益的创新模式。本文基于对北京、上海、深圳社会治理创新的比较分析，发现深圳的社会治理创新内生动力最强，对政府财政资源的依赖程度最低，其经验更值得其他城市借鉴。

　　【关键词】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创新地方财政资源依赖

　　一、新发展阶段的城市社会治理如何持续创新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给出了明确方向：“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表明，政府治理、社会调节与社区自治良性互动，正成为具有广泛共识的社会治理创新大方向。

　　新冠疫情爆发后，党建引领的城市社会治理尤其是基层社区治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方面，社区自治组织、社会志愿组织积极参与、配合党和政府的疫情防控工作，在社区疫情防控、贫困群体帮扶、志愿服务等领域发挥了关键作用，凸显了社会组织在应对公共危机、完善社会治理方面的重要功能性角色；另一方面，面对重大危机，“党建引领”发挥了统筹各方的关键作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民众自发配合也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然而，我们需要充分注意，在这一大方向之下，仍然有不同的治理模式差异，仍然有巨大的创新和改进空间。尤其是疫情防控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并非常态下的社会治理创新。社会组织和社区自治从长远来看依然非常重要。当前，各大城市的社会治理创新仍然总体上是以政府财政支持为主，而常态化的社会治理创新不可能长期建立在经济增长与财政扩张的基础之上。仅就社会组织培育而言，财政支持仍是大多数地区社会组织最主要、最稳定的资金来源①。这带来了两个后果：第一，社会治理创新的财政成本较高，只有部分财政资源雄厚的超大城市能够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第二，在新发展阶段，财政能力匮乏将导致很多已有创新或创新模式难以为继。

　　因此，如何实现低成本、可持续的社会治理创新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讨论的关键问题。特别是，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增长质量更重于增长速度，且面临着内外多重压力，这势必会使得地方财政支出压力增大。在既有增长框架下逐渐形成的社会治理创新，实际上在有些地方已经面临财源枯竭的问题，或者至少面临财源难以为继的问题。对大量财源匮乏且需要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城市而言，其出路何在？持续创新的动力何在？这是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城市社会治理创新必须改变当前部分城市“概念创新”“名词创新”的“为创新而创新”的弊端，真正将改革创新落实到可行的治理创新机制探索中来，结合各地实际情况探索真正长期可持续的创新模式。

　　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当前各地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基础多源自于社会学与政治学理论，而缺乏政治经济学理论视角的剖析。具体而言，社会学视角分析更多地强调自治和共治，而政治学视角的分析更多强调政权基础和党建引领，大量学术研究并不考虑社会治理创新所依托的经济基础和财政成本。这种存在严重“系统偏差”的治理创新理论，不仅容易导致政策矛盾，且很容易导致思想和执行层面的混乱。

　　因此，我们有必要详细讨论新发展阶段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政治经济基础问题，也就是财源与出路问题。为此，我们先从理论分析开始，辨析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两种理论路径，而后通过对当前我国城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案例比较，进一步提出新发展阶段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总体思路和政策建议。

　　二、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两种理论路径

　　首先，什么是社会治理？社会治理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词汇，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学术概念。外国学者或者理论家们，更多把社会治理看作是社会自我调节，或各种治理主体的合作或协调，在西方民主社会语境下更注重社会管理，或者一般是指社会控制机制或社会参与规则②。然而，在中国社会文化语境内，社会治理至少暗含着以下两个维度的管理模式或机制。

　　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或行政力量主导的“社会治理”，这种思路更多地被政治学、公共管理学者所阐发。尽管不再强调更具行政支配色彩的“社会管理”，而是强调更具有统合性、引领性的“社会治理”，或者稍加改变区分“政府”与“政党”的政治内涵，将“党建引领”概括为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关键“核心要素”而加以理论化，但归根结底，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者大多仍强调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充满现实主义政策考虑的社会治理创新思路。

　　另一种则是强调自下而上的以社会自我调节为主的“社会治理”，尤其是强调“公民社会”的培育和生成，这种思路更多地被社会学、部分公共管理学者所接受，并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的公共管理实践转向后所提出“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等管理理念中吸取理论养分，进而提出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大思路和大方向。然而，这种思路更多地是从理念出发，是典型的具有“建构主义”色彩的社会治理理论视角，是基于“公民权”“公共空间”“民主治理”等理念的“中国化想象”来建构中国未来社会治理的创新方向。这一思路显然不是从现实和实践出发的政策分析思路。

　　然而，虽然学者们充分关注了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两种理论路径，但却严重忽视了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资源困境或者说是资源基础。缺乏资源基础的社会治理创新是无法复制、更难以为继，其创新的意义和价值大打折扣。众所周知，社会治理创新所需的主要资源可以分为政府资源和市场资源两大类，即政策和资金两大类资源。当前，在我国各地的社会治理创新中，政府在政策、资金和资产等公共资源上具有非常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社会组织或群众团体对政府的依赖性很高③。在“政社合作”的创新实践中，政府在购买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二者形成了一种非对称的依赖关系，导致社会组织的发展过度依赖政府资源，因而社会组织与社会自我调节的设想，往往在现实结构性环境中演化为新的行政主导模式④。在新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发达地区的地方财政支出不可能保持增长期的“井喷状态”，随着国家出台的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落地见效，全国财政收入增速急速下滑，各级财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部分地方收支压力巨大。根据财政部数据，2019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篇二：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分析

　　资阳市创新社会治理的网格化服务管理案例研究

　　当前,随着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方式、社会行为规范和价值理念发生深刻变化,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诉求不断出现,如何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反映群众诉求,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调解利益格局,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增强社会活力,是摆在我国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近年来,北京、上海、浙江、湖北等地均探索了以网格化管理为形式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以此来解决公共部门“看得见管不了”或者“管得了看不见”的各类社会问题。本文通过对四川省资阳市网格化服务管理案例的典型性进行深入研究,采用文献资料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回顾了国内外网格化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运用网格化管理理论、政府流程再造理论、协同理论、绩效管理理论作为研究分析工具,分析研究资阳市在实施网格化服务管理中的政府流程再造、多元主体参与和综合绩效评价体系三个关键因素,分析其中的可取之处。资阳市作为拥有500万人口的中国西部丘陵经济发展示范区,具有丘陵地区和人口大市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同时,资阳市实施的网格化服务管理还具有一定的创新性,通过研究得出了三条启示:一是建立流程再造机制是网格化服务管理的关键要素;二是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是网格化服务管理的核心精髓;三是科学综合绩效评价体系是网格化服务管理的根本保障。对资阳市网格化服务管理的案例研究,不仅对本地基层社会治理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对于其他地区推进网格化管理提供很好的借鉴经验。

篇三：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分析

　　社会治理典型案例材料展示3篇

　　精品文档，仅供参考

　　社会治理典型案例材料展示3篇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以下是分享的，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社会治理典型案例材料展示111月22日，九龙坡区召开全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社区治理)典型案例评选暨经验分享会，来自华岩镇、黄桷坪街道和区检察院等镇街、部门相关人员推介了各自基层的社会治理案例。从今年4月起，区委政法委面向全区征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案例。经过推荐，共收集案例27个。经过审核筛选，10个案例入选典型案例，如华岩镇民安华福社区春风化雨、铸魂聚力倾力打造五彩福居温馨家园，黄桷坪街道创建黄桷义工队伍、探索群众自我管理服务新路径，二郎街道迎宾路社区党建引领多网合一深化社会治理新实践，金凤镇金凤一群杨主动来帮忙推行老杨群工一体化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模式等。当天，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现场推介和评比，最后老杨群工一体化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模式荣获一等奖。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三惠出席会议。

　　社会治理典型案例材料展示2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发现各地创新社会治理先进典型，研究和探索省、市、县社会治理创新规律，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总结和弘扬社会治理的典型创新做法和先进经验，由人民网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部联合主办的202X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征集活动已于近期启动，请支持并组织本地各级相关单位踊跃参与。在各地领导的支持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下，本系列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七届。前七届的征集活动共征集到案例近6500份，吸引投票5400万人次，并分别于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XX年、20XX年、20XX年在江苏、四川、重庆、北京、天津、湖北、重庆举办论坛。以这七届成功经验为基础，202X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征集活动整体规模与宣传效应预期会有进一步提升。一、活动组织主办单位：人民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部

　　二、案例征集范围及标准各地创新社会治理的案例，都属于本次案例征集活动范围。征集案例须体现真实性、创新性、实效性、典型性。三、案例归类创新社会治理案例征集按以下十个方面归类：(1)社会应急体制风险治理方面;(2)基层参与式社区治理方面;(3)社会治安协同治理方面;(4)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方面;(5)经济组织治理方面;(6)群众权益维护治理方面;(7)社会组织治理方面;(8)人口服务治理方面;(9)互联网治理方面;(10)社会矛盾化解方面。四、案例报送要求1、选送案例的文字材料应包括如下要素：(1)背景与起因;(2)做法与经过;(3)成效与反响;(4)探讨与评论;(5)重要资料附录。2、正文总字数在4000-6000字左右。3、配合文字内容，请同时提供与案例相关的图片5张及相关影像资料。

　　五、案例提交办法案例征集时间从即日起至202X年10月30日截止。1、网上提交：参与单位请将案例文件电子版发送至电子邮箱：people20XX@163.com。有关图片、影像资料、媒体报道电子扫描件请同时提交。2、网下提交：在网上提交的同时，须将报名表和文字材料加盖单位公章后，连同相关资料(有关图片、影像资料、媒体报道复印件)于202X年10月30日前(以邮戳为准)寄至人民网。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谢龙收，邮编：100733。六、案例评审程序采取网上投票和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评选出社会治理创新最佳案例10个，优秀案例20个。1、网上投票和自荐：人民网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征集活动专题页面公布初选名单，设置投票页面，由网友公开投票。2、专家综审：案例汇集完毕后，将由来自中央有关部委和专家组成的专家评审团对案例进行集中评审。3、名单公示：综审结束后，人民网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部联合公布最佳案例、优秀案例名单名单，并在征集活动官网进行公示，如有弄虚作假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入选的，撤销其入选资格。

　　4、活动表彰：人民网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部联合对最佳案例、优秀案例进行表彰。

　　七、颁奖仪式暨202X创新社会治理理论交流会主办单位邀请中央有关部委领导、获奖单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加创新社会治理理论交流会，分享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经验、探索创新规律、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发展。八、其它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征集启事已刊登于人民网首页，请查看。未尽事宜，请另行咨询。九、联系方式略社会治理典型案例材料展示3组建业委会朋友圈，让社区达人贡献力量优秀的业委会，懂政策、有担当，把社区工作真正当成自己家里的事，金点子、好主意一个接一个;差劲的业委会，掉链子、撂挑子，有时见到业主还躲着走。上海律佑社会治理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陆立明分享了他们抓住社区治理关键痛点、补足三驾马车短板，在杨浦区创造性地建立业委会朋友圈，解决小区管理矛盾纠纷的方式方法。面对居民区普遍存在的诸如车位紧缺、多层住宅上下楼没有电梯、不文明养犬、违章建筑、违章搭建、垃圾散乱堆放、物业纠纷、侵占公共用地等老大难问题，引发了律佑中

　　心关于社区治理的深层思考。律佑中心一直在研究寻找一种并非就事论事，而是高屋建瓴地以居民区党建引领为根本，居民自治为动力，履行法律法规为依据，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科学地、群策群力地、可以以点带面地解决这类问题的可行性途径和措施。

篇四：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分析

　　ATypicalCaseAnalysisofLegalizationInnovationinGrassrootsSocialGovernance

　　作者：伍俊斌[1];卢琳[1]

　　作者机构：[1]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广州510053

　　出版物刊名：攀登: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81-87页

　　年卷期：2019年第3期

　　主题词：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对策

　　摘要：加强和改善基层治理,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切实维护基层和谐稳定,是当前亟待研究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分析各地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创新的典型案例,有助于总结经验、破解难题、找准对策。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需要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体制机制建设。

篇五：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分析

　　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研究--以长阳龙舟坪镇为例

　　秦瑛;吴利进【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要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社会治理创新理念的提出是改革中的一个严峻考验，基层社会的复杂形势使其成为重中之重。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关系到城乡人民福祉，关系到社会稳定，对于整个社会治理来说意义重大。长阳龙舟坪镇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开展“一亮三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取得了重大成效。【期刊名称】《理论观察》【年(卷),期】2016(000)001【总页数】2页(P88-89)【关键词】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基层党组织;一亮三创【作者】秦瑛;吴利进【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湖北宜昌443002;三峡大学，湖北宜昌44300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035.5“治理”一词的含义源自古典拉丁文或古希腊语“引领导航”，本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指的是在特定范围内行使权威。基层社会治理是指基层社会的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通过社会关系的协调与社会行为的规范，解决基层社会问题、维护基层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长阳龙舟坪镇近年

　　来不断探索治理模式，创新治理体制，提出了“一亮三创”的基层治理创新举措，着力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困难与问题，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进而维护基层社会治理的稳定。近年来，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层出不穷，公共服务诉求的不断增长，维护社会稳定的难度不断加大，使得新形势下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更加艰巨。第一，农村社会精英流失。农村精英指的是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处于权威地位，有一定的话语权并能产生一定影响力的人物。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大量劳动力涌入到沿海等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打工，使得农村社会精英出现匮乏。一方面，人才向外流失严重，并且只有在节假日或者过年的时候才会回乡，由此一来这些村里剩下的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对政府关于社会治理所做的决策上，明显执行力不足或者根本不能理解。另一方面，基层干部大部分年龄比较大，知识文化水平偏低，在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方面没有过多精力及想法。社会精英的外出使得当地社会治理缺乏新鲜血液及建设性意见，出现青年干部后备力量储备不足的情况。第二，社会矛盾的日益凸显。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与基层社会尚未达到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产生了矛盾，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一方面，人们的需求在不断发生变化，传统的社会服务供给体系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另一方面，基层社会公共服务还处于不完善的阶段，无法在短时间内更新服务供给体系，从而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出现。第三，基层社会治理难度逐渐增大。随着农村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基层社会事务的治理也由以前的简单化变得复杂而精细化，这也使得基层社会治理的难度在不断加大。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社会逐渐开放，流动性增强，行政性事务与公共服务性事务并重的局面开始出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务上需要发挥更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跟上农村社会城镇化的步伐。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是湖北省宜昌市境内的一个集“老、少、山、穷、库”于一体的

　　自治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中的重点地区所在。其中共有农村基层党组织395个，农村党员1.07万名，占全县党员总数的55%，龙舟坪镇即其县域中心所在地。近年来，长阳龙舟坪镇在农村党员中广泛开展以“亮党员身份、创党员文明户、创党员中心户、创党员示范户”为主要内容的“一亮三创”工作，建立基层党组织经常性联系服务群众新机制，形成了以党组织为主导、以党员为主体的农村社会网格化管理格局，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难题，是山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成功探索。第一，亮明身份，划定职责。设立党员文明户、党员中心户和党员示范户的“三户”标准。一是亮明身份。将全体党员的身份公开，对达到“三户”标准的农村党员户，按照“三户”标准分类，统一授予门牌并发放承诺卡。获得“三户”荣誉称号的党员户要自觉履行相应职责，接受广大群众评议和社会全面监督。二是分类定责。根据龙舟坪镇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际发展情况，分别确定“三户”的职责，发挥党员的楷模作用，使其成为家庭成员以及其他农村户的行为标杆。三是动态管理。实行“一年一评议，一年一授牌”，鼓励农村党员户争优创优，对尚未达到“三户”标准的农村党员户，暂不授牌，村级党组织负责召开评议会并找出问题进行整改。第二，划片联户，创建网格。一是建立网格一户不漏，按照居住地靠近、方便联系服务的原则来划分，每个党员中心户和党员示范户负责联系附近片区内的10-30户群众。二是整合资源一个网格，对各类资源包括科教文卫方面的信息进行集中整合与分析，改善了以往各部门分别设立信息联络员或中心户带来的不便。三是联系服务一套方法，推行“四个一”工作法，即：到农户家里“走一走”，召集农户到家里“坐一坐”，群众有事“帮一帮”，口头或文字形式向组织“说一说”，及时了解群众思想动态。第三，着眼长远，强化管理。一是健全教育管理机制，加强党员教育培训课程，提升党员的整体文化素质。二是完善服务群众机制，组建“党员志愿者服务队”等多

　　支党员服务队伍，并以满足群众需要作为检验工作的重要标准。三是构建信息整合利用机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及时上报重大事项。四是健全激励保障机制，把重大村务决定和工作情况纳入党员监督评议内容，并选取典型事例，树立榜样。五是健全关爱互助机制，使党内关爱形式多样化，积极督促干部走访党员户，关心其生产生活情况。“一亮三创”工作的开展，发挥了党的组织优势，为搭建以党员为核心的农村社会网格化管理格局，引导广大党员立足生产生活联系服务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第一，党的执政基础得到夯实。“一亮三创”工作以提升基层组织建设水平为契机和突破点，激发并鼓励农村党员经常联系群众并服务群众的意识，提升其争先创优的积极性，着力解决农村党员分散广、教育覆盖面狭窄、活动参与热情不高、作用发挥不到位的问题。广大农村党员熟悉村庄情况，用自己的责任心、热心和爱心，打造了一条服务群众的绿色通道，从而获得群众的支持和信任。第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得到强化。“一亮三创”工作的开展，使得全县建立了联系服务网格，并覆盖到每户每人。党员在联系服务群众的过程中，一方面听取并收集了群众反映的困难和问题，使党组织全面掌握了基层群众的社情民意，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强化提供了及时资料；另一方面及时化解了社会矛盾和邻里纠纷，为党委政府处理各类公共危机事件争取了反应时间。“一亮三创”建立了党员服务群众的农村社会治理新模式，成功案例得到推广，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肯定。第三，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得到密切加强。“一亮三创”工作得到稳步开展，使党员充分发挥了其榜样作用。例如龙舟坪镇郑家榜村按照镇党委统一部署，开展农村党员“一亮三创”工作，每一个村民都积极参与其中，解决了自己的困难和难题，也密切了与党员之间的关系。龙舟坪镇深入农村开展工作的实践证明，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以党员为主体的联系服务群众的机制完善了党委政府的社会治理体制，解决了当地人民群众的困难和问题，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第一，基层党组织是核心。基层党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力量，是保障国家各项方针政策正确方向的可靠保障，必须坚持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核心作用。“一亮三创”工作充分发挥党员的榜样作用并取得良好效果，体现了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必不可少的作用。第二，民生保障是基础。首先，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必须了解基层公众的实际生产生活状况，建立健全救助与补助体系。其次，需要加强完善基本医疗制度，特别是在以龙舟坪镇为例的山区县城，要加大基础医疗设施的投入力度。最后，民生建设的完善需要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让公众参与和监督资金的分配和运作，使民生建设更加符合公众的现实需求，从而保障民生，造福民众。“一亮三创”工作通过民情联络移动服务等平台，搜集社情民意，了解民众真正所需，大大避免了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第三，公共服务是重点。首先，基层政府要转变服务方式，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加强基层工作人员为民服务的意识和一切从大局出发的思想观念。其次，基层政府在加强基层工作人员服务意识的同时要建立健全基层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加强硬件设施和软件使用，为公众提供更加良好的教育、医疗、卫生等服务，实现社会人力资源的优化组合。“一亮三创”工作从群众最期盼、最迫切的问题入手，提供各种针对性、个性化和亲情化的公共服务，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长阳龙舟坪镇“一亮三创”治理模式的开展，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搭建以党员为核心农村社会网格化管理格局，集中反映群众诉求，立足生产生活，解决实际生产生活困难，探索出了一条新型基层党组织服务优化的路子。因此，在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要坚持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不断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实现基层社会的稳步发展，从而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整体水平。〔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蔺雪春.当代中国村民自治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问题〔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7,(3).〔3〕徐勇.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居民自治〔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3).〔4〕何增科.基层民主和地方治理创新〔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5〕赛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12).〔6〕周挺.乡村参与式治理与基层党建工作创新探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1）.〔7〕张宝峰.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理念、原则和措施〔J〕.学术论坛,2006,(5).〔8〕郑欣.乡村政治研究及其路径选择〔J〕.重庆社会科学,2003,(1).〔9〕曹海林.乡村和谐发展与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性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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