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对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一点反思

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当下不同学科和学人共同关注的话题。何谓文化自觉?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新亚书院的创办人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1940年)前面写下四段告白,对此已经给予深切洞明的阐发:

一、当相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述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时隔半个世纪,费孝通先生进一步明确提出文化自觉的思想。关于这个著名思想及其提法,刘梦溪先生为纪念费孝通逝世一周年所作的发言有段简明扼要的概括:

这个思想是他在晚年提出来的,是他的独创。按费老的解释,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它的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向,以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就世界范围而言,文化自觉还包括要理解多种多样的文化,增强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位置的能力,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从而形成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这个思想对当今中国而言,对每个中国人而言,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而言,其价值格外深远。

概而言之,所谓文化自觉及其宗旨,就是费孝通先生倡导的“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004年以来,一年一度的中国文化论坛,在其编辑的年度报告前言里将文化自觉概括为“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这个命题的“文化”,其实涉及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学术以及其他社会领域;而“自觉”则是全球化语境下对中国文化自主性的关切和思考。

文化自觉的前提在于对“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认同,而这个认同又基于两方面的事实。一方面,中国是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古老文明之国,近代以来又经历一百多年的革命、建设与改革,这是一个立足自身传统与现实、应对外来危机与挑战的过程,如果照搬现成模式既在历史上留下败笔,也难免将现实中国及其变革引入歧途。另一方面,所谓全球化浪潮隐含着一种支配性逻辑和同质化趋势,虽然中国社会需要也始终在借鉴其他优秀文化传统,从欧洲国家到日本,从前苏联到美国,但作为一个延续数千年的文明共同体,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又不能不确立和保持独立自主的格局。

思想解放

如果说30年前以真理标准讨论为标志的思潮涌动是第一次思想解放的话,那么,笔者认为,如今以文化自觉为标志的精神觉醒,在某种程度上则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虽然媒体上不乏“第二次”“第三次”“第N次”思想解放等说法,其实充其量都还是第一次思想解放的余波。随着中国崛起以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越来越多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意识的学人开始意识到,只有基于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才能避免或妄自尊大,或妄自菲薄,才能真正体现中国特色,切实践行中国道路。不过,就学界总体状况而言,目前“我们距离文化自觉有好大一段距离,如果不是南其辕北其辄的话”(刘梦溪)。新闻传播学界也不例外,有些情形甚至更为严重。

比如,无论新中国60年,还是改革开放30年,新闻传播领域都积累了大量的历史经验,蕴含着无比丰富的、值得认真开掘的学术矿藏。然而,当下有的研究状态却往往同实践本身形格势禁,有些博士论文、硕士论文,要么不怎么关注中国问题,要么一事当前,先找一套所谓理论——通常是西方或美国的现成理论,驴唇马嘴地套用一番,就像学者朱学勤形象比喻的,解释中国问题却不远万里,远涉重洋,先绕道巴黎、伦敦、华盛顿,最后才落脚中国大地。多少了解历史背景的人就知道,这正是当年言必称苏联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路数,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路数早已沦为历史的笑柄,而如今又日渐风行。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里,对言必称美国的今日“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所作的批评也值得我们深思:

东方的学生(和东方的教授)仍然想跑到美国并且投到美国东方学家的麾下,然后回来向本地的听众重复被我一直称为东方学教条的那些陈词滥调。这一再生产体制的必然结果是,东方学者因他在美国所受的训练而睥睨其本地同行,因为他学会了如何有效地“操作”东方学的话语;而在他的“老板”——即欧洲或美国的东方学家——眼中,他则只能永远充当一个“本地信息提供者”。

再如,现实中国及其新闻传播领域存在大量需要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现实性和理论性对中国、对世界都蕴含着深远的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本该最富创造活力的年轻学人,面对鲜活的、生动的、风起云涌的实践于不顾,而总喜欢把玩所谓“研究方法”,仿佛方法属于超然物外的东西,具有无所不胜的魔力,一旦拥有它,就像拥有阿里巴巴的魔咒,一切学术宝库都将应声而开。于是,他们既不怎么关注生机勃勃的中国实践,又不愿对错综复杂的中国问题进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独立思考与深入分析,而总想着把那个貌似客观、中立、科学的方法弄得精致无比、精巧无比。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一些学界中人看来,所谓方法俨然只剩一种,即那种据说是美国通用的、统计量化的、一堆表格一堆问卷的东西。一提方法,就是这个东西,似乎别的都不是方法。按照这个标准,古今中外无数思想成果与学问都没有方法,包括极大影响了历史的著述,如《资本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也包括徐宝璜、甘惜分、王中等中国新闻学先辈的理论。而如此荒谬可笑的逻辑,仿佛被当下一些新闻传播学者津津乐道。于是,面对一项研究,往往不问其他,而先问用了什么理论(当然指西方理论),用了什么方法(多指量化方法)。实际上,美国那套流行方法也只是不同方法里的一种,许多时候甚至是无关宏旨的方法,连西方人也不觉得“悠悠万世,惟此惟大”(1998年世界社会学大会产生的《20世纪社会科学百部经典书目》就是一例),而在我们一些人眼里俨然成为唯一正宗的东西。以这种学术心态,如何建立、发展和完善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呢?社会学家黄平的批评不无道理:

现在所谓社会科学的伪科学化程度是比较高的,它既没有文史哲的厚重,也没有数学、物理学的那个形式。我自己身在其中,我列过五个社会科学中出现的一些“不三不四”:第一,你讲故事不如记者来得快;第二,不如文学家来得生动;第三,不如统计局的数据来得准确;第四,对体制的问题不如身在其中的官员体会深刻;第五,不如当事人,也就是普通老百姓,对事情把握得准。于是就弄了一些社会学的概念往那儿一堆,列出一些图表来骗人。

总之,审视当下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特别是那些看似新潮、新锐的研究不难发现,介绍外国(通常是美国)学术或讨论外国学术源流的东西多于深思中国问题的研究,搬用外国理论及方法的著述多于探究中国实践的思考。基于所谓普世主义,一些年轻学人甚至以为外国(通常还是美国)学界关注的问题就是或应当是中国学界关注的问题,于是难免忽略中国自身的重大问题及其蕴含。这种学术殖民化或自我学术殖民化的趋势,应引起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先生,有句广为人知并广为征引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其一贯的学术志向与情怀而言,陈先生表达的正是一种鲜明的文化自觉与学术自觉。面对西潮滚滚,举世滔滔,这位中国文化的一代宗师挺身而出,以纵览古今贯通中西的博大学识与精神境界,提出这一清醒的、高瞻远瞩的、不肯随波逐浪的主张。吊诡的是,陈先生的本意总被误解或曲解。在一些人看来,摆出叫板中国及其传统的姿态才叫独立,服膺一套主宰世界的“潮流”就是自由。这同陈先生的本意恐怕南辕北辙,因为其本意恰恰在于对近代以来形形色色“潮流”的质疑,从而达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同样,没有这种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没有基于温情与敬意、同情与理解、兼容与并包的文化自觉,有些中国新闻传播研究者就将始终以尾随者的姿态亦步亦趋跟在别人后面,在日益崛起的中国和日益发展的实践面前,时常扮演一个“张冠李戴”、“指鹿为马”、“云山雾罩”、“莫名其妙”的尴尬角色,正如政治学家、中文大学与清华大学的双聘教授王绍光反思中国政治学时揭橥的问题——同样适用于中国新闻传播学:

蓬蓬勃勃的表面无法掩饰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所用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大都来自西方,甚至我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也往往是由西方人提出的。而西方主流政治学则不屑讨论我们提出的问题,更不会运用我们发展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这种反差不仅衬托出西方的政治霸权和学术霸权地位,也暴露了我们自己的失语症。我们不是不会说话,而是只会重复别人的话,没有能力与西方学界进行平等的对话,更没有能力创造自己的语系。

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原因恐怕是接轨心态。接轨心态的要害是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批判意识。我们假定西方政治学是先进的、是科学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却忘了想一想这些假定本身有没有问题。愿意向西方学习是好的,但是一味盲目接受西方的理论却可能窒息自己的创造潜力。真正开放的心态应是马克思所说的“怀疑一切”,即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看待别人、看待一切。

经过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特别是经过新中国60年的奋斗与探索,中国越来越显示了自己的生机与活力,新闻传播也越来越体现了自己的独立意志与创造精神。面对如此生气洋溢的新闻实践,中国学人可谓生逢其时,大有可为。我们相信,新闻传播研究一旦唤醒一种整体的文化自觉,以及学术自觉、学术自信等,那么,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年轻学人将不负时代,不负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新闻传播实践。

(本文系根据2009年10月在中国传媒大学和2010年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为博士生、硕士生所作的学术报告整理而成)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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